导论

在全球化时代，要弄清自己的身份认同并非一件易事。我们越是卷入全球化的结构中，就越是被迫知道自己的定位，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逐渐形成。由于受到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格局开始沿着文化的界线进行重构，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逐渐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走向的重要因素。在此一时代背景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种以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为主旨的民族主义思想，迅速蜕变为以谋求民族国家独立为主要动机和目的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一批迎合西方势力全球性扩张的现实需要的新兴民族国家“脱颖而出”，世界民族国家的碎片化格局雏形初显。由此所导致的最为直接的社会后果之一，或许就是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受到严重冲击，一些不符合西方利益要求的“顽固势力”被纷纷瓦解，而以西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之路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努力效仿。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民族主义思潮的高度泛滥和民族问题的日益凸显。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除了为西方势力的全球化渗透铺平道路之外，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其国内积重难返的深刻的社会矛盾，更无法有效解决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事实上，一些向往所谓的“独立、自由、民主”并甘愿充当西方势力贩夫走卒的新兴民族国家，由于未能洞察西方世界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软暴力”削平反西方势力的社会文化基础以赢得“文明冲突”战争的真实意图，一厢情愿地幻想着在“地球村”里找寻全盘西化的发展模式，并陶醉于所谓“世界大同”的种种幻觉之中，最终却因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而不得不忍受西方势力对其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致使国内经济发展起伏不定，社会问题不断滋生。

由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急剧推进的现实场景之中，逐步摆脱西方意识形态的操控，不断巩固和提高本国人民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保持族群的自主性与国家的独立性，不断保障和增进国民福祉，也就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时代任务”。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厘清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由以形成的社会基础，探究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发生机制，乃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课题。本书的写作，立基于笔者近年来对京族地区社会生活所进行的田野调查，试图从人类学的视角，对1949年以来我国京族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成长过程进行考察，探讨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形成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问题。

图0-1 节日里的京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