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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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京族人的个案研究及其意义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人种、技术、金融、媒体和意识形态之间广泛而深刻的“非领土化”(deterritorlization)的互动,建构了一个由遍布全球的个人和群体特定的历史境遇的想象所形成的多元世界。Arjun Appadural,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31-37.在此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时代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局限于族群和国家内部,而是掺杂了更多的外部因素。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国家权力边缘地带的人群而言,其族群问题的“国际化”现象日渐凸显,当地人的国家认同亦更加微妙。如果说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于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还只是一种表层现象的话,那么,其之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内在紧张关系的形成以及由此给当地人所带来的归宿感上的焦虑,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本书对于京族人社会生活的人类学考察,或可以认为是全球化时代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一项实践性探索。笔者的写作初衷,在于透过京族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微观社会学研究,重新审视所谓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对于全球化时代边境族群的实存意义。

京族人,旧时又称“越族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在中越边境线附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的尾、巫头、山心三个近海岛屿(人称“京族三岛”)及其附近地区。光绪十三年(1887)以后,随着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京族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其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中国政府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使京族人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国家意识逐渐增强,京族地区的族群关系也因此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自此进入稳定发展时期。

由于其居住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作为跨国民族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京族社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了国内民族学界的关注。一些早期的研究,着重于京族社会发展状况的调查,较为关注当地人新、旧社会生活状况的比较。80年代以后,京族研究再度升温,此一时期的研究以收集、整理、编著京族民间文学为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越边境贸易的重新恢复以及当地经济的迅猛发展,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京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对于京族人社会生活的影响。或许是学术取向和研究方法的缘故,这些研究大多专注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描述,而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索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图0-3 京族歌手

笔者认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族群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今世界,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我国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考察,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的紧迫性。事实上,透过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在京族民间社会的成长过程及其对于当地人社会生活的现实影响的微观研究,进而探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互动关系,或可以认为是对相关问题的“宏大叙事”式的理论阐释的一项重要补充。与此同时,对于京族人社会生活当中一些现实问题的研究,或可以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京族人现实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书的研究主要采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试图以一种“自下向上”的视角,细致考察京族人社会生活的实存状况以及京族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而探究京族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内在的互动关系。我们的研究同时也注意到京族地区地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于厘清京族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将透过京族地方史志资料的研究,把握京族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主要脉络,分析京族人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由以形成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探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总体走向,以期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在此一领域的理论探索提供新的线索和研究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