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财政困境与对公共福利的承诺

印度承诺要让超过总人口1/3的贫困人群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未来几年它能够突破财政困境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印度是遵从“发展才是硬道理，穷人最终都会从高增长中受益”的理念，还是回到它的老路上，认为穷人才是增长的关键，而不是任其等待“溢出效应”的实现？要保证经济发展的公平和公正，就需要承认穷人才应该是增长进程中的首要力量。

从舆论来看，政府认为增长是摆脱贫困的解药，而直接与贫困开战并不能带来必然的增长。印度政府每年在联邦预算公布之前都要发布经济调查，最新一版就表现出它在哲学上的进退维谷：它谈到人类发展指数的改善是由人均收入的增长所驱动的，接着在同一段中却又相当勉强地说，“印度改善民生的努力应该跟上人均GDP增长的步伐”。

在媒体经常做的有关政府的民调中常常透露出一个观点，就是“凡是对经济有利的一定是对政党政治不利的”。而经济运行好坏也只有一个参数，就是经济增长率。在台上的政党到了大选的关键时刻，总是会被诱惑着去采取一些财政上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媒体的结论是，这些滥用国家资源以为政党谋取私利的努力最终都得不偿失，白白流失的是自由化带给印度的增长机会。

2004年，当各大金融报刊和新闻频道都在为“闪光的印度”欢呼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世人才会相信这个。这之后，以“闪光的印度”为竞选口号的政党在全国大选中受到重挫不得不下台。这一切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尽管印度在某些地方确实取得了辉煌的进步，但是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仍陷落在绝望的深渊之中。

如何做才能恢复一个民主政体赖以维系的社会和经济公正的表象呢？2004年上台的新一届政府找到了答案。由于这届政府是由国大党领导的，而这个党被摒弃在权力通道外长达十年之久，以致最初曾怀有的独一无二执掌印度的自信荡然无存，因此它选择的答案就是重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民粹主义政策。这意味着在财政谨慎压力不断增加的同时，政府还在通过刺激农村经济来直接应对贫困问题。2005年通过了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NREGA），在全国200个最穷的地区向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个人提供不少于100天的非技术劳动机会。2006～2007财年是充分落实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的第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