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贫困与全球呼声

这是短短6个月以来为印度决策者拉响的第二遍刺耳的警铃了。2009年11月，一个专家组在考察了印度自走上全球化和自由化道路以来其贫困的变动趋势以后认为，印度目前使用的贫困测度法，即先将城市和农村人口每日营养摄入量换算成与那一时期物价相对应的货币价值量，以此确定贫困线，然后根据同期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再向上调整贫困线，根本无法适应1979年以来印度经济的变化，是对现实的严重扭曲。对于新政策的盲目拥护者而言，专家的结论除个别地方外大部分都令人不满。

这种贫困测度法显然没有考虑到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已经发生的许多实质性变化，包括自给自足、生计式农业和手工业日益让位于商品化生产，公有土地资源在消失，以及其他一些新出现的情况。例如，1979年的贫困概念里并没有包括个人或家庭的健康开支，因为那时人人都可享受公共健康服务。而今天，在印度公共健康服务体系已是一个巨大丑闻的情况下，我们就有必要修正这个自以为是的假设了。

在教育领域，最近公共教育机构接纳穷人的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2002年最高法院颁布条例，要求全国所有公立学校即时起为所有在校学生提供午餐。各地落实政策的情况参差不齐，凡对这一司法条例做出了积极响应的邦，入学率确实提高了，例如拉贾斯坦邦，调查显示，该地儿童入学率有显著提高。

尽管教育并没有正式纳入贫困指数需参考的一系列变量中，但它对营养的间接影响应该计入其中。

贫困家庭顾虑的是将孩子送入学校一天，就会减少他们一天的经济收入，而现在校内免费的午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他们的这种焦虑。穷人为上学所做的挣扎，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天计。按照经济理论，即使教育本身是免费的，将孩子送入学校也会有机会成本，即他们因此放弃的收入，而这顿免费的午餐至少会抵消一部分这样的机会成本。

免费午餐也减轻了家庭中直接照料儿童者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儿童的照料者是母亲或者姐姐，现在她们可以参加一些经济活动来补贴家用。通过提高营养水平、减少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家庭女性成员的焦虑，免费午餐计划降低了家庭为孩子提供午餐的花费，因而是一种扶贫举措。一年中在孩子在校的180天里，其他家庭成员可以有机会挣得更高的收入、获得更好的营养以及其他的生活便利。要看到这一举措对贫困真正的影响，可能还需要再等一代人，也就是等到今天的这一代孩子获得完整教育、最终进入社会之时。

然而，我们现在能够获得的贫困数据都是午餐计划发生积极影响之前的。国家样本调查组织（NSS）每五年才根据消费支出对贫困人口进行一次估算。最近一次的样本采集是在2004～2005年进行的，因而所有的结论都是围绕着这次和前两次调查，也就是1999～2000年和1993～1994年的调查做出的。

整个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关于1999～2000年的数据，在那次调查中受访者需提供在三个不同时期内他们对特定生活必需品和嗜好的消费数据，即一个星期、一个月和一年。正如此后专家发现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数据从一开始就出现混乱，使得最终结果与以前的测算完全不匹配。

正因为如此，官方宣布的印度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这些年中减贫取得重大进展才引发了广泛争议。在官方的陈述中，不论是贫困人口的相对比重还是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都在1993～1994年、1999～2000年和2004～2005年这三次消费支出的调查期间有了明显下降。但有更多不反对印度的经济自由化进程，只是讨厌政府夸大其词的严肃学者，与普林斯顿的安格斯·代顿（Angus Deaton）一样，认为印度的贫困人口比例确实有所下降，但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并不明显。另一些学者如阿皮吉特·森就认为1995年以前根本就是印度减贫“失去的十年”，因为贫困人数实际上不降反升。

2009年11月的专家组报告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以弥补现有贫困测度方法的不足，使之能够更接近现实。它认为，如果引入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不仅包括营养水平，还包括居民其他的基本需求，例如健康、教育和住房，那么贫困的发生率就会比原来认为的更高。尽管我们还不确知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是否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但不管怎样，认为贫困人口已下降的看法没赢得多数人的认可。实际上，贫困人口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据调查，1993～1994年贫困人口为4.03亿，而2004～2005年贫困人口达到了4.07亿。

这些数字还是透露出一些积极信息的，至少它们表明印度的贫困人口比重确实有所下降，但是对于正承受巨大的财政压力且一直强调社会福利必须针对穷人的印度政府而言，这仍是难以接受的。由于庞大的贫困人群的存在，政府很难缩减预算补贴，特别是针对穷人的粮食补贴，因而政府财政减支计划看来将无法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