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及理论、现实意义

苏黎世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汉斯比特·克里艾斯（Hanspeter Kriesi）将社会运动爆发的根源归结为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分裂和矛盾。自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右翼茶党运动与左翼“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崛起。至今，两场运动仍在美国蔓延。尽管目前对两场运动盖棺定论还为时尚早，但从两场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左右翼社会运动在美国大规模爆发不仅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深层矛盾以及近年来愈发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而且也表现出了右翼运动较之左翼运动相对强势的特点。甚至“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被有些美国学者认为是一场失败的运动。诚如美国《旗帜周刊》高级编辑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所说，蔓延资本主义世界的“占领”运动失败了。

尽管茶党运动与“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对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新政”都表示了怨愤，但从两场运动自身的特点，即运动组织动员、运动诉求、参与者构成，及其与媒体、政治、政党的关系来看，存在诸多显著差异。在美国面临经济与政治双重困境之时，最先行动的是社会右翼力量。全国性的茶党抗议运动始于2009年4月15日，此后影响迅速遍及全美。2010年4月15日，运动达到高潮，约有200万人参与示威活动。自2009年兴起以来，茶党运动显示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完善的组织动员（上千个地方茶党组织以及5个核心组织：FreedomWorks, Our Country Deserves Better, Tea Party Nation, The Tea Party Patriots, Americans For Prosperity）；第二，统一的运动诉求（尽管上千个地方组织参与茶党运动，但在联邦层面，运动诉求的对外表达是相对一致的，即“恢复美国国家的财政责任与有限政府”）；第三，运动领袖刻意将右翼抗议运动与左翼抗议运动区分，并把左翼运动刻画成为粗鲁、破坏公物甚至采取人身攻击的暴力行为；第四，得到右翼媒体（尤其是福克斯新闻台）以及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第五，运动策略，即通过影响选民选举支持其主张的共和党候选人上台执政来实现自己的运动诉求。从目前来看，茶党运动已经对选举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例如，2009年年底，在茶党运动的帮助下，共和党候选人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当选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结束了民主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本州参议员位置的垄断。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被茶党重点支持的50名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中有31名当选。最终，在茶党运动的帮助下，共和党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一举收复众议院失地。

再来看看左翼“占领华尔街”运动。在茶党运动开始了将近两年半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才在国外人士的策动下爆发，并一直处于国内缺乏领袖的状态。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我们是99%”的口号，将怨愤目标直指华尔街超级富豪。占领运动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发生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左翼社会运动，运动迅速得到了全美100多个城市乃至全球1500多个城市民众的呼应，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曾有上万人参与。然而，抗议示威活动过程中频频出现的警方人员对抗议者的镇压、抗议者制造的暴力事件、上千名抗议者被捕以及自2011年11月中旬开始的全美许多城市警方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扎营”的营地进行强制性清场，这些都大大消减了抗议者参与示威活动的热情和勇气。与茶党运动不同，“占领华尔街”运动开始时并未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直到占领运动发起半个月之后，也就是在2011年10月的第一周，美国媒体对占领运动的报道数量才首次与其对茶党运动初期的报道数量持平。从占领运动自身的特点来看，即国外策动、缺乏核心组织领导、缺乏统一运动诉求以及缺乏与民主党的有效联姻与互动，它无法像茶党运动那样通过影响州议会和联邦国会的选举来实现自己的运动目标。事实上，占领运动的抗议者也并未选择与政党联姻以及影响选举政治的运动策略。根据占领运动的官方网站occupywallst.org发布的信息，占领运动在全美及全球约有30个线下运动组织。这个数字与茶党运动的组织数量相去甚远。众所周知，“占领华尔街”运动一直未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我们是99%”的运动口号又被前国会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认为会挑起美国国内的阶级战争，是反美并分裂国家的。尽管占领运动仍在继续，但从目前来看，运动取得的成果极为有限，占领运动招致的批评和质疑声也频现。“占领华尔街”运动究竟能够走多远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通过上述对茶党运动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简要对比，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右翼茶党运动要相对强势于左翼“占领华尔街”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左翼社会运动高潮退去之后，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各自的发展轨迹如何？茶党运动与“占领华尔街”运动力量的对比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运动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吗？这种力量对比与左右翼社会运动自身的结构性变化有何关联？与此时的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变迁又有怎样的联系？这些都是本书要研究与回答的核心问题。

社会运动贯穿着美国国家的整个发展进程，但是美国建国后爆发的武装起义与暴力革命则是寥寥无几。最为有名的是美国谢思起义（1786年8月～1787年2月）和南北战争（1861年4月～1865年4月）。除此以外，美国历史上再没有爆发过暴力流血革命。然而，各种社会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变革则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社会运动成为美国实现社会变革、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的自我调节方式之一。

先让我们简要地追述一下美国社会运动发展的历史。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两次宗教大觉醒与随后的各类社会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并非是单纯的宗教运动。两次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采用的宗教普及形式被普遍认为是社会运动人员动员形式的雏形，教会组织也成为后来各类社会运动的重要组织资源。在内战开始前的废奴运动也表明宗教使美国社会运动能够游刃有余地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虽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建立国教，但规定不得立法禁止宗教信仰和活动自由。这就为宗教改革者提供了像社会运动组织者一样的动员和组织人们信教的自由与动力。政教分离和信教自由不仅造成了宗教的商品化，同时也使其成为促进社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运动的兴起推动了现代文官制度的改革，公民普选权利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延续到战后的以社区基层组织为基础，分性别、分种族的凝聚力极强的公民社会组织方式。20世纪60年代又见证了美国社会运动的高涨：从黑人民权运动到美国国会通过《公民权利法案》与《选举权利法》，以立法形式结束了黑人在选举权方面以及各种公共设施使用方面的种族隔离制度，再到随后的和平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与新左派运动的大发展。60年代末，左翼运动相继衰退。取而代之的是70年代勃兴的右翼社会运动，特别是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对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对政治右翼自由主义倾向耿耿于怀，力图纠正美国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过程中社会传统价值观的缺失，动员组织草根阶层的保守力量，重新确立了以中低阶层白人草根群体为支撑的价值体系，与政治右翼保守主义精英联姻。直至“9·11”事件的发生，宗教右翼势力又迅速崛起，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尽管左翼运动仍然频繁发生，其中也不乏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如1999年年底发生在美国的“西雅图风暴”掀开了全球性反全球化运动的序幕，2003年年初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多达60万～80万人参加的反对政府攻打伊拉克的反战和平运动，2011年秋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但它们都只是昙花一现。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能够长时间持续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左翼运动十分少见。

美国过去40年的社会运动史呈现了右翼社会运动相对强势的特点。最近的两个社会运动案例，即茶党运动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似乎也在延续着这一特点。本书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政治过程比较研究视角，全方位考察左右翼社会运动自身结构性特征及其与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关联与互动，以此挖掘左右翼社会运动力量对比的深层原因。历史一再证明，社会运动的兴衰与其自身结构性变化以及社会宏观结构性变化都存在密切关联。因此，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自身特征及其与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变迁的关系考察，本书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假设，即社会运动是否具有完善的社区基层组织基础、是否具有统一的运动诉求、是否注重运动话语道德层面的构建、是否具有重心放在影响政党和选举政治层面的策略与手段、是否具有有利的社会结构性诱因，与其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力的大小有关系。

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政治过程的比较分析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高涨时期之后左右翼社会运动的发展与嬗变，进而揭示两者力量对比的特点、内在规律以及周期性。这是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之一。

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之二在于其有助于了解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变迁。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事实上，贝尔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此后在1973年出版了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瞩目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详细阐述了“后工业社会”理论。贝尔认为，“分析起来，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展矛盾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意的领域。”贝尔划分社会的方式的价值在于允许人们从多个视角认识和了解社会，从而避免单纯的经济和技术决定论。社会运动是宏观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是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文化变迁的晴雨表。社会运动也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此，研究美国社会运动是了解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20世纪70年代恰逢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研究该时期的左右翼社会运动有助于深入了解美国在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生态，诸如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精英阶层内部的结构变化、民众与政治精英的意识形态变化以及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呈现的新特点等，从而更加准确地认知和解读美国当下的社会分化与矛盾及其愈发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

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有三。其一在于本书将左右翼社会运动置于历史框架下进行研究。诚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表明的那样，“对斗争政治的这种特殊形式需要历史性地予以理解”。他认为，“历史将有助于我们：第一，理解社会运动何以具有一些至关重要的特性（如有秩序的街头示威），从而使之与其他的政治形式相区分；第二，了解社会运动的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至关重要的变化（如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组织和人员，他们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具有贯彻社会运动纲领的专长），从而使我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变化有所警醒；第三，对那些变动不居的政治条件加以关注，这些条件使社会运动得以成为可能”。本书以史为论，有助于对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进行深入的历史解读。

理论意义之二在于本书选择的比较研究视角。社会运动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对它的研究伊始就显示出跨学科的研究特征。社会运动不仅是社会学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且社会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传播学家、人类学家对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也功不可没。本书也将继承跨学科研究趋势，着重从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透视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及其与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内在联系。从目前国内外对美国社会运动的研究现状看，学术界对左右翼社会运动案例进行横向比较的研究较为少见。这种现状的缺陷在于不同学者对事物的解读方式各有不同，如果缺乏横向案例比较，就很难全面、科学地理解事物。这是本书要对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进行比较研究的原因及价值所在，也将为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理论意义之三在于本书对已有的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贡献。本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过程理论。政治过程理论是目前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的主流理论范式。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嬗变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理论就是在传统社会运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通过不断吸收后来社会运动研究的新思想而逐渐完善的。已有的社会运动研究表明，发生在不同国家以及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运动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本书在研究中加入了对美国最新左右翼社会运动案例的考察，这无疑是对政治过程理论的一次全新考证，并存在发现理论缺陷和进一步完善理论的可能性。

二 相关概念阐述

本书研究涉及三个概念的界定：其一，社会运动；其二，社会运动组织；其三，左翼、右翼。以往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章和著述中都会首先界定社会运动的概念。目前有关社会运动的定义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诚如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没有人拥有‘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所有权，不论是社会运动的分析者、批评者，还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这个术语。”因此，本书在开篇也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以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出现概念模糊混淆等问题。

（一）社会运动

德国社会学家劳伦兹·冯·斯坦（Lorenz von Stein）在1848年出版的《第三次法国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一书中首次将“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引用到学术讨论当中。他在书中将社会运动定义为争取社会权利即福利所进行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以来得到了诸多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他们也从不同意义层面讨论了社会运动。表1列出的是7个引自一些重要社会运动研究文献中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定义，通过从中梳理出社会运动界定的核心标准，笔者将给出本书研究的社会运动的定义。

尽管上述7个定义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但大都涵盖了构成社会运动的一些基本要素。首先，除了4和7，其他定义都将社会运动界定为“集体行动”的一种，以此区别于个人的政治参与形式，如投票、个人抗议行为。需要说明的是，蒂利将社会运动视为“运动、常备剧目和WUNC展示的特殊结合体”。其中，运动指“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众性的诉求伸张”；常备剧目指社会运动的各种行为形式，如“为特定目标组成的专项协会和联盟、公开会议、依法游行、守夜活动、集会、示威、请愿、声明、小册子”；WUNC指“参与者协同一致所表现出的WUNC：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以及参与者和支持者所做的奉献（commitment）”。其次，所有7个定义都表达了“以改变为导向的运动目标”。另一个要素是“抗议对象”，蒂利和塔罗（Sidney Tarrow）的定义（5和6）都有所提及。此外，蒂利和塔罗的定义为社会运动加上了“时间维度”，即时间的持续性而非一次性的行为。定义6和7提及了社会运动的“组织因素”，即社会运动是否是有组织的行为。定义4谈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问题，认为社会运动是非制度化行为。

斯诺（David A. Snow）和奥利弗（Pamela E. Oliver）在研究中也曾讨论过社会运动的界定问题，并总结道：“大多数定义涵盖了下列要素：以改变为导向的目标；组织程度；时间的持续性；制度外（如游街抗议）与制度内（如政治游说）活动。”上述7个定义除了包含斯诺和奥利弗总结的4个要素之外，还涵盖了“集体行动”与“抗议对象”2个基本要素。由此可见，社会运动的定义要尽量涵盖以上归纳的6个基本核心要素，即“集体行动”“以改变为导向的目标”“抗议对象”“组织程度”“时间的持续性”“制度内与制度外活动”。

本书将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政治参与形式进行研究，从跨学科的视角对美国社会运动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互动展开动态分析。蒂利曾说过，“在为政治现象命名时，有必要对拟采用的概念进行仔细地考察：它是否宽泛得足以承载事物本身的价值，是否清晰得足以涵盖事物未来的发展”。在上述7个定义中，只有塔罗和蒂利的定义是在研究社会运动与政治的框架下给出的。事实上，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进入政治学研究视野也主要归功于这两位——西德尼·塔罗和查尔斯·蒂利。那么相比较而言，哪一个定义在符合上面讨论的社会运动所应该涵盖的基本核心概念的同时又符合本书的研究内容与特点呢？笔者选择蒂利的定义。相比之下，蒂利的定义涵盖的内容要更加丰富。首先，蒂利的定义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符合本研究对社会运动的界定。许多学者将社会运动界定为制度化之外的行为。这种体制外的界定不仅不符合本书研究的特点，更不符合社会运动在西方民主国家当下的现实。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美国，诸如依法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形式的社会运动在美国都是制度化程度较高的政治行为。当然这些行为与常规政治行为（游说、投票）不尽相同，但诚如杰克·A．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所说的，它们“对于影响政治结果而言却是同等重要的方法，两者常常是同样一批参与者，其活动指向相同的机构，追求同样的目标”。他还认为，社会运动与常规政治行为是互为补充的。其次，蒂利的定义还包含了社会学者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如社会运动组织及协作、社会运动的规模及参与者等。这也契合了本书试图从社会学视角透视社会运动与其所处外部环境关系的研究方法。

（二）社会运动组织

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运动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发展趋势使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开始重视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的关系。三种趋势尤为值得注意：第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静坐、示威、游行成为西方民主国家内人们采用最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形式。第二，美国和西欧的警察也逐渐改变了对社会运动的态度，现在，他们对社会运动更多地持一种管理态度。这就表明一些非暴力社会运动形式已经合法化，已然成为政治参与的一部分。第三，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量兼具传统利益集团与社会运动组织功能的组织，塔罗将其称为公共利益集团或特许运动组织（public interest group/franchised movement organization）。如美国知名绿色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其活动既包括有关环保的教育项目、向政府施压的游说及向媒体宣传等活动，也包含社会运动的组织活动。由此看来，绿色和平组织兼具了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与社会运动组织的三重功能。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如何界定社会运动组织？它与利益集团有何差别？

社会运动组织概念最早由资源动员理论家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运动研究深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将社会运动等同于商业，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最为典型的社会运动组织是民权运动中的学生非暴力统一行动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与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以及绿色环保运动中的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与绿色和平国际（Greenpeace International）。扎尔德（Mayer N. Zald）和艾什（Roberta Ash）于1966年在《社会力量》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社会运动组织这一概念。文章认为，“社会运动组织为了维持下去会变得越发保守并将替换此前与社会运动一致的目标”。自此，社会运动组织概念开始被社会运动研究者广泛使用和研究，尤其经常在资源动员理论的著述中出现。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扎尔德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是在社会运动中正式组织起来的，是社会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运动中可能存在若干个社会运动组织；社会运动组织与社会运动具有相同的目标和偏好，同时也设定了具体的目标；社会运动组织还具有实现其目标的各种资源，包括专业人士的技能、设备、劳力、资金以及为了实现其目标利用这些资源的合法性。

从学科角度讲，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通常被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有意区分。然而，有些学者反对这种学术分工，认为应该打破这些学科的藩篱。麦克亚当（Doug McAdam）、塔罗和蒂利就认为，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应该将这两种组织综合并进行研究才能全面了解抗争政治。保尔·博斯坦（Paul Burstein）也赞成将它们放在一起研究，因为他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无异于利益集团，只不过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为其贴上了不同的标签。社会学家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区分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目标、所代表的群体以及策略。正如前文给出的社会运动定义所提及的，社会运动组织的目标就是“改变”。然而，众所周知，利益集团的目标也是要“改变”。按照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给出的利益集团的定义，“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由此可见，利益集团的目标是通过向政府机构提出要求或施加压力来改变其政策并使之符合它们的利益。因此，目标是无法作为两种组织的区分标准的。有些学者认为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代表不同的群体。麦卡锡、扎尔德、弗里曼（Jo Freeman）、麦克亚当、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以及蒂利都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所代表的群体是“局外人”（outsider）。但究竟谁是“局外人”，他们并未给出满意的答案。加姆森将“局外人”定义为早前没有被成功动员参与政治的选民。事实上，“局外人”也并未将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明确区分开来。按照加姆森的逻辑，不参与选举投票的选民通常被界定为“局外人”，那么动员这些群体将是很多利益集团的目标，毕竟选举也是利益集团影响政客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施压手段。策略或许能够将社会运动组织与利益集团区分开来。提到社会运动组织，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静坐、示威、游行、抵制等一些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而人们通常认为利益集团会采用制度化的院外活动方式，如参与听证会作证、与政府官员直接或间接接触、向政府官员提交研究报告等。事实上，请愿和示威也是利益集团所采用的向政府施压的公开的和较为激烈的方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利益集团频频参与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环保运动。最近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有许多利益集团参与其中。此外，提起或参加诉讼也是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组织经常采用的活动方式。由此可见，目标、所代表的群体与策略都不能将社会运动组织与利益集团进行有效区分。

事实上，自非暴力社会运动形式在西方民主国家获得合法性以来，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一方面，利益集团频繁参与并组织社会运动，如茶党运动中的“自由事业”（FreedomWorks）、“我们国家理应更好”（Our Country Deserves Better）、“茶党国家”（Tea Party Nation）；另一方面，社会运动组织一旦建立，获得了一定知名度、合法性以及通往政治的渠道，它们就不再是站在制度化政治之外的挑战者，而将逐渐转变成利益集团，也将通过选举捐款、游说等方式影响政府及其决策。加姆森在对社会运动组织进行考察时就曾发现，社会运动组织通常会从一个激进的局外人转变为被制度化政治所接受的局内人。鉴于此，本书也不对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进行严格区分，将在社会运动中建立的组织以及积极参与其中的原有社会运动组织和利益集团统称为社会运动组织。事实上，很多美国学者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也是这样做的，如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约翰·海恩斯（John P. Heinz）教授。

（三）左翼、右翼

阿莱恩·诺约尔（Alain Noel）和简·泰瑞恩（Jean-Philippe Therien）在《全球政治中的左与右》一书中说道：“全球政治是左与右的一场最重要的辩论。左与右是诠释地方、国家与全球政治的最为常见的视角。”诚然，这也是本书要选择比较左右翼社会运动来更加全面地呈现美国社会运动与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动态关系的原因所在。那么，什么是左翼、右翼？美国的左翼、右翼又指什么？美国的左右翼社会运动又包含了哪些社会运动？这些是本书研究首先要搞清的几个重要概念。

从政治传统上讲，左翼和右翼是一个社会内部政治领域中的两种意识形态。左翼、右翼作为政治光谱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91年的立法大会上，激进的、主张废除王政的雅各宾派坐在会场的左边，而保守的维持现状、保留王政的吉伦特派坐在右边，从此便产生了政治派别中的左翼和右翼，并随着法国军队向外侵略而传遍欧洲各地。然而，左翼和右翼的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其含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不同，指代的含义也各有不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左翼和右翼的区别往往一年内就有所变化。

在当下的美国，广义上的自由主义指左翼政治；而在当今的欧洲，自由主义则指右翼政治。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前，美国和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持有相同的信仰，如政府不干预的原则和政策。然而，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自由主义者信奉的则不再是古典自由主义了，而是修正了的自由主义。相反，美国的保守主义，即右翼政治则信奉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于美国意识形态的嬗变，周琪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笔者就不在此赘述。此外，除了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也是美国左翼的特色之一。进步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美大陆。目前，在美国，由于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议题基本相同，因此两者也经常被交互使用。事实上，虽然两者在许多议题上的主张相同，但各自支持的理由则不尽相同。归根结底，自由主义是建立在自然权力之上的，其认为建立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这些权力；进步主义则是功利主义的，对完美的政府形式和状态并无概念，只是追求持续不断的进步。本书中的左翼指自美国新政以来经过修正的自由主义（在下文中通称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对两者在支持相同议题的理由方面的差异，本书将忽略不计），而不包括激进左翼，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右翼则指广义上的保守主义。

美国左右翼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道德三个层面。左翼一般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保护和促进社会平等，主张结果上的平等，主张在文化领域的平等主义、民主与多样性，并且左翼大多支持同性恋、同性恋婚姻、堕胎，而在战争问题上持反对态度。右翼一般主张自由放任的原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自由优先于平等，主张机会均等，主张少数人不可缓和的统治，重视宗教信仰、传统家庭观念和道德价值观，并且右翼大多支持战争，反对同性恋、同性恋婚姻及堕胎，支持减税。

本书中的美国左翼社会运动包括民权运动、少数族裔争取权利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和平反战运动、支持同性恋运动、反对全球化运动；右翼运动则涵盖了新基督教右翼运动以及与具体左翼运动相对应的右翼运动，如反对同性恋运动、反对堕胎运动等。鉴于左右翼意识形态以及左右翼社会运动的特点，即左翼社会运动参与者通常是社会的边缘力量，不满社会现状，希望通过改革的方式改变社会；而右翼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通常是能够适应现状的社会力量，因此有些美国学者也将左翼社会运动称为危机型运动，右翼社会运动则称为防御型运动。

三 研究现状、文献综述及研究路径

总体来说，学术界对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比较研究还相当薄弱。国内外学术界尚无此方面的著作，国内学术界甚至在此方面的论文都非常少见。国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国，且数量极为有限，并多见于一些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报告。这些比较研究主要从政治层面入手，如马沙尔·甘孜（Marshall Ganz）的论文《“落后”：社会运动，政党与改革政治》从运动口号构建、组织以及运动领袖三个方面对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左右翼社会运动进行了比较；詹尼·克瑞恩思琪（Jeni Krencicki）与大维·威尔逊（Dahvi Wilson）的论文《来自右翼的经验：拯救环保运动的灵魂》从右翼运动的经验中提炼精华为左翼环保运动提供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比较研究几乎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左翼社会运动在政治影响力方面要逊色于右翼社会运动。然而，目前这些少量的研究只局限于从左右翼社会运动的自身结构性特点对左右翼运动进行比较，忽视了对左右翼社会运动与广泛的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等外部环境的关系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都未上升到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高度。这就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尽管如此，与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仍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借鉴。与本书相关的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研究；二是美国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在归纳和梳理这两部分内容后，本书将确定自己的研究路径。

（一）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研究

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研究成果颇丰，论文著述汗牛充栋。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社会运动高涨期以来，美国学者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20世纪60年代也是早期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和当代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分水岭。综观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研究的发展，可以梳理出一个简单的发展逻辑和脉络（如图1）。

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以及个人为什么要参与社会运动而展开的。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西方学者对于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主要持两种观点：历史决定论和怨愤论。历史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edrick Engels）。他们认为社会运动是社会结构发展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以及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社会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怨愤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古尔（Ted R. Gurr）、特纳（Ralph T. Turner）、凯利安（Lewis M. Killian）和斯梅尔瑟（Neil J. Smelser）。他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参与社会运动。尽管他们提出的理论各有不同，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假设，即人是非理性的，并都认为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人们的怨愤以及对产生怨愤的原因与减少怨愤的方式持有的共同信念。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著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出版，为随后的社会运动理论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奥尔森认为，人是理性的、自私的，既然人们具有共同利益，那么只要目标实现，公众都会受益，这种利益不具排他性，因此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心理，倾向于选择以最低成本或零成本（即不参与集体行动）实现目标的方式。集体行动理论提出后便遭到美国众多社会运动研究者的诸多诟病。尽管集体行动理论存在很多缺陷，但随后的社会运动理论研究者都接受了集体行动理论中有关“理性人”的假设。

自20世纪60年代大量社会运动在美国出现之后，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社会运动进行实证研究以及对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进行反思，并在批判与合理吸收早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社会运动理论模型。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麦卡锡和扎尔德提出的资源动员理论，代表作是1973年的《美国社会运动趋势：职业化与资源动员》和1977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部分理论》。麦卡锡和扎尔德认为怨愤并不是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充分条件，只是一个常量。生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的人都有怨愤，但社会运动在一个社会发生却没有在另外一个社会发生的原因是怨愤群体能否掌控可支配的组织资源。资源动员理论强调社会运动发生的各种外部资源因素，如社会运动组织的规模，社会运动与媒体、政治精英的互动，社会运动的策略与手段。

鉴于怨愤论、集体行动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都未能从社会的宏观层面来解释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后来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就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宏观因素纳入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范式当中。最早考察社会运动发生的政治经济背景的是美国政治社会学家皮文（Frances Fox Piven）和克劳沃德（Richard A. Cloward）。1978年，蒂利出版了政治过程理论的奠基之作《从动员到革命》。在书中蒂利中和了此前的社会运动理论，提出了“政体模型”与“动员模型”，认为利益、组织与机遇三者的互动能够有效解释社会运动发生的原因。其中，利益指人们参与社会运动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组织指身份认同与组织网络的强度；机遇指社会运动面对的政治力量的强弱，即政治当权者对社会运动的支持或镇压。最终，美国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在1982年出版的《政治过程与黑人运动的发展（1930～1970）》一书中批判继承了早期社会运动理论并吸收了资源动员理论与蒂利的理论精髓，提出了至今仍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1999年该书的第二版问世。在第二版中，麦克亚当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核心思想，进一步完善了政治过程理论模型。这也是图1中用双箭头来表示政治过程理论与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关系的原因所在。双箭头既能表明理论产生的先后关系，又可表明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

新社会运动理论开辟了社会运动研究的新方向，如社会运动研究向参与者个体情感因素与文化因素的回归，即集体身份认同、意识形态与“框定”理论都是新社会运动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新社会运动理论的代表作包括了伯特·克兰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汉斯彼特·科瑞艾斯与西德尼·塔罗著述的《从结构到行为：不同文化中社会运动之比较》（1988年）、安东尼·奥伯施奥尔（Anthony Oberschall）著述的《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利益和身份》（1995年）、威廉·加姆森和戴维·迈耶（David S. Meyer）著述的《框定政治机遇》（1996年）、古德温（Jeff Goodwin）等合著的《激情政治：情感与社会运动》（2001年）。麦克亚当在后来完善的政治过程理论模型中也加入了对情感和文化因素的考察。政治过程理论试图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解释社会运动的起因、发展及其衰落：一是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涵盖了国内外环境的变迁、社会精英的变化）；二是内在组织强度（既包括社会运动发生之前已经在怨愤群体中存在的组织，也包括在运动中产生的组织）；三是认知解放（涵盖参与者个体以及运动组织双重层面对运动合法性等的认可和集体认同）；四是集体属性（即集体身份认同）；五是社会控制程度（它是指社会运动发生之后，社会运动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化政治的互动）。

国内学者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成果集中在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述评上，散见于一些论文和少数的著述，对社会运动理论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极为少见。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著述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与同济大学谢岳教授著述的《抗议政治学》都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进行了详尽全面的介绍和评述。尽管《抗议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集体抗议，但由于社会运动是集体抗议的表现形式之一，加之该书的分析框架是抗议政治理论，而抗议政治理论模型大多又来自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因此，其对本研究也有很大的理论借鉴作用。相关的比较重要的论文包括：《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评〈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和发展（1930～1970）〉》（2009年）、《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2009年）、《认同感政治：西方新社会运动述评》（2007年）、《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四种取向》（2008年）。

（二）美国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

美国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解释性研究，另一类是历史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又可细分为理论解释性研究与政治层面研究两类。

有关美国社会运动的理论解释性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是麦克亚当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实证研究，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过程理论模型。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成果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及经验层面的借鉴。还有些美国学者使用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对具体的美国社会运动案例以及社会运动组织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如安妮·考斯泰恩（Anne N. Costain）的著述《邀请妇女抗议：妇女运动的政治过程解读》及其论文《框定妇女运动》，汉斯比特·科瑞艾斯的论文《新社会运动的政治机遇结构：对运动动员的影响》，戴维·迈耶的论文《抗议周期与政治过程：核时代中的美国和平运动》，杰克·瓦尔克（Jack L. Walker）的著述《美国利益集团的动员：资助、职业与社会运动》，劳拉·图森特（Laura L. Toussaint）的著述《当代美国和平运动》等。

美国社会运动研究进入政治学视野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恰逢微观政治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兴起。从国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看，在国家建立的初始阶段，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决策的核心。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研究的数据来源单一，主要是来自国家权力的中心，如君主、内阁、行政机构、国会、法院等。然而，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选举权的扩大和普及，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学开始与社会学交叉，推动了微观政治学研究的兴起。美国政治学家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是始于这个时期，尤其是对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大量左翼社会运动进行的研究。早期的研究较多关注社会运动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影响，以及研究者为政府做出的有关管理和应对当时大量兴起的社会运动的研究报告。近二十年来，有关社会运动与美国民主制度、国家、政党、选举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逐步涌现。安妮·考斯泰恩和安德鲁·麦克法兰（Andrew S. McFarland）合编的《社会运动与美国政治制度》与杰克·A．戈德斯通著述的《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是这类研究成果中较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社会运动与美国政治制度》一书的大部分作者在具体政治层面上对社会运动进行了考察，如社会运动与行政、立法与司法机构的相互影响和联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运动对政府议程设定、决策以及司法裁定的影响。《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前的学者都认为社会运动和政党研究是毫不相干、截然不同的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然而，戈德斯通的著作却揭示了二者相互交叠的密切关系：社会运动不但塑造政党内部结构、政党政策以及选举竞争，更可以导致新政党的出现；政党政治活动反过来也会为社会运动提供机遇或限制，并塑造其人员结构和结果。维多利亚·卡蒂（Victoria Carty）著述的《网络与动员：社会运动、新技术和选举政治》也详细论述了社会运动与选举政治的关系。类似的研究还有切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与瓦内莎·威廉姆森（Vanessa Williamson）合著的《茶党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重塑》，马克·罗泽尔（Mark J. Rozell）与克莱德·威尔考克斯（Clyde Wilcox）合编的著作《草根阶层的神（1996）：1996年选举中的基督教右翼》，艾瑞克·约翰森（Eric W. Johnson）的论文《社会运动规模、组织多样性与联邦立法》，肯尼斯·瓦尔德（Kenneth D. Wald）的论文《基督教右翼与公共政策》，鲍尔·伯斯泰恩（Paul Burstein）与爱普瑞尔·林顿（April Linton）的论文《政党、利益集团与社会运动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等等。

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历史描述性研究成果也非常多，它们主要集中在对具体社会运动案例的历史考察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亨利·考尔菲尔德（Henry P. Caufield）的论文《保护与环保运动：一个历史的分析》，斯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的著述《新基督教右翼的兴衰》，乔·弗里曼的著述《60和70年代的社会运动》，等等。

国内学者对美国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历史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并多以选取某一社会运动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如张友伦著述的《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张惠玲的博士论文《当代美国政治中新基督教右翼运动》。也偶见运用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对某一社会运动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文献，如刘颖的博士论文《新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

有关美国社会运动的政治层面的研究，国内学者的成果则多见于一些漫谈式的文章和少数学术论文，如郦菁的文章《美国社会运动兴衰的秘密》，周琪等的文章《占领华尔街：资本主义的困惑》，江涛的文章《茶党搅局美国中期选举》以及胡文涛的论文《“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特征、动因及影响》。相关的著作成果更是匮乏，仅有张友伦与李剑鸣主编的《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

（三）研究路径

通过上述文献考察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界对美国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研究大多基于学者对左翼运动的实证研究。事实上，在美国，社会运动已不再是左翼和社会底层或被边缘化的群体争取利益的专有手段，右翼与社会中上层也在使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利益。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崛起的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就是一例，还有最近发生的茶党运动也同样如此。因此，现有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能否适用于对右翼运动的研究还需要大量右翼运动案例的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

第二个问题是，从整体上讲，目前国内外有关美国社会运动的研究碎片化严重，比较研究严重匮乏。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某一社会运动个案的实证研究以及解释性研究。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同一社会运动案例的解读也不尽相同。这种缺乏横向案例比较的研究现状使人们很难全面、科学地理解和认识社会运动及其所发生的社会。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书力图做些尝试。具体做法是，既以现有社会运动理论范式作为指导，又以目前关于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将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置于限定的历史阶段内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这是本书拟定采取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将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放在一起进行研究，采用统一的研究标准对两类运动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解读左右翼社会运动，还有助于全方位地还原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的生态面貌。近些年来，大规模的左右翼社会运动又极为少见地在美国社会同时上演。或许只有通过对美国左右翼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完整、客观、深刻地解读美国社会与政治。左与右是政治光谱中的一对相对的概念。左与右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运动来讲也同样如此，对其中一个现象进行考察和研究的同时，需要以另外一个作为参照。

四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框架

与大多数美国社会运动学者的研究一样，本书也将以社会运动研究理论为基础。本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过程理论。笔者在研究中将采用比较、实证、历史以及少量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进行定性比较分析，同时辅以个案考察。本书以史为论，在宏观描述理论的同时注重对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背景、社会运动发展演变和内在特征的综合考察。

本书的研究阶段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20世纪70年代是“60年代”美国左翼运动衰落与右翼运动崛起的分界点。此后，美国左右翼运动各自发生了嬗变，右翼运动也经历了崛起、发展、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在21世纪的头十年，大规模左右翼运动又在美国相继出现。

本书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外社会运动研究理论的相关著述与文章，特别是与政治过程理论相关的著述与文章；（2）国内外有关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实证研究的著述与文章；（3）美国社会运动百科全书（Immanuel Ness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NY: M. E. Sharpe Inc., 2004）；（4）美国城市年鉴；（5）相关美国政策法规文献资料；（6）权威民意调查机构（权威媒体、皮尤、盖洛普等）；（7）美国主要媒体对社会运动报道脚本（律商联讯数据库）；（8）社会运动组织的相关情况介绍（来自各组织官网的一手资料）。

本书创新之处有两点。第一，将右翼社会运动置于政治过程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第二，以政治过程理论为基础，对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进行比较研究，并辅以最近发生的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案例分析。如上所述，政治过程理论范式的提出和发展是基于理论家对美国左翼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因此本书将右翼社会运动及最新左右翼社会运动案例置于该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是对该理论范式的一次全新验证。此外，国内外学界对美国国内左右翼社会运动比较研究的不足是笔者选择比较分析视角的重要原因。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运动的比较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揭示美国社会运动与其社会、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全面了解处在向后工业时代过渡时期的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特点，并有助于深度挖掘当下美国面临的社会矛盾及其政治困境。

本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共分五章。第一章详细梳理了社会运动研究的政治过程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本书的研究模型；第二章概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的变迁，其中着重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左翼社会运动衰落的原因及其对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影响，并从新社会运动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公民社会三个视角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的结构性变化及其与广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关系；第三章运用本书提出的研究模型比较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左右翼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模式、运动诉求、运动话语构建与传播、运动策略与手段及其所处的外部机遇环境——社会运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机遇；第四、第五章运用本书提出的研究模型对美国左右翼运动的最新案例，即茶党运动与“占领华尔街”运动分别进行了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