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收入不平等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讨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类：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

一 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Forbes（2000）使用了Deininger和Squire（1998）整理的有关收入不平等的高质量数据，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加入地区虚拟变量或其他变量，对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重新估计，估计方程如下。

Growthit＝β1Inequalityi, t-1+β2Incomei,+t-1+β3MaleEducationi,+t-1+β4FemaleEducationi,+t-1+β5PPPIi,+t-1+αi+ηt+μit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期，Growthit表示第i国第t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Inequalityi,+t-1表示第i国第t-1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Incomei,+t-1表示第i国第t-1期的收入水平，MaleEducationi,+t-1表示第i国第t-1期的男性受教育程度，FemaleEducationi,+t-1表示第i国第t-1期的女性受教育程度，PPPIi,+t-1表示第i国第t-1期的市场扭曲程度，αi是地区虚拟变量，ηt是时间虚拟变量，μit是误差修正项。

Forbes同时采用固定影响、随机影响、Chamberlain's π - matrix和GMM四种方法对问题进行估计，并运用Hausman检验，发现GMM估计是最有效的。Forbes发现，不管使用哪种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是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

早期的学者主要从储蓄率、投资率的角度分析收入不平等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比穷人要高，因此，收入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都认为，社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约”积累起来的；而专制君主、有土地的贵族和有特权的商人的“挥霍”和“渎职”，则会减少资本积累。因此，他们主张资本、财富应该向企业主集中。在他们看来，收入向资本家集中而产生的不平等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实际上，凯恩斯也持这种观点。凯恩斯（1919）认为，19世纪社会的安排使那些最不可能浪费财产的人掌握了不断增长的财富；这些“新富翁”不是为了大量的消费而成长的，他们更喜欢投资所赋予他们的权利而非享受直接的消费。正是财富分配的这种不平等，使资本的急剧增加成为可能，使每个人的一般生活水准或多或少地稳定提高成为可能。

认为因果关系应该是从收入不平等到经济增长，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将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以Kaldor（1961）、Stiglitz（1969）和Bourguignon（1981）为代表。Kaldor（1961）认为富人的边际储蓄倾向比穷人的高，在斯旺-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一个自然的逻辑结论是：不平等的经济将比更加平等的经济达到更高的稳态收入水平，因为它会具有更高的储蓄率。Stiglitz（1969）利用线性储蓄函数表明，决定（稳态转换时期）总产出增长率的总量资本积累行为与财富分配无关。Bourguignon（1981）利用凸储蓄函数扩展了这一分析，他推论，在这种条件下，（稳态转换时期）总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财富分配，更加不平等的经济将会达到更高的稳态收入水平。如果产出是资本的线性函数，一个收入更加不平等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会更高。Stiglitz（1969）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中，假设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因此，向富人倾斜的再收入分配政策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这种观点的一个更现代的版本是将生命周期储蓄假说进行扩展，从而引入遗产（bequests）。如果遗产是奢侈品，较富裕的人将具有更高的储蓄率，程度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意味着更高的总储蓄量，进而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Schmidt-Hebbel和Serven, 1999）。第二种理论应用于资本市场不完善的经济，这种理论认为，很多投资是不可分割的，需要大量的个人或者家族财富为其融资。因此，更加不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意味着更多的投资资金。第三种理论的逻辑是，为降低收入不平等而必需的更高税率，将降低储蓄回报率，从而降低投资和经济增长。Li and Zou（1998）认为，如果将公共支出纳入效用函数，收入不平等可能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

也有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一个国家初始条件的优劣。Barro（1999）利用跨国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发现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在贫穷国家（人均GDP低于2000美元的国家）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富裕国家会促进经济增长。

二 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

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收入差距过大最终可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瓦解。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有借助于增加资本的使用来节约劳动的强烈动机，所以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是以牺牲劳动的收入份额为代价的，这意味着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趋势。马克思预见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将激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状态，最终导致暴力革命，以少数人占有资本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将转换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现在学者们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扩展化，主要从信用市场不完全与教育投资、内生财政政策、社会政治经济不稳定等方面考察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的影响（Persson和Tabellini, 1992a, 1992b, 1994; Alesina和Rodrik, 1994; Benhabib和Spiegel, 1994; Perotti, 1994, 1996; Birdsall等，1995; Clarke, 1995; Deininger和Squire, 1998）。表2-1总结了这些研究的主要回归分析的结论。

在这些研究中，大部分表明在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不同研究中也存在差别：不平等度量每降低一个标准差，将使人均GDP年增长率增加0.32～2.5个百分点。

两个问题随之而来：一是这些效果足够大吗？也就是说，这些影响的程度是否值得我们关注？二是无论效果怎么样，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换句话说，收入不平等怎样影响经济增长？

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通常做法是看不平等程度变动一个标准差所带来的结果。例如，在Birdsall等（1995）的研究中，不平等程度降低一个标准差，使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32个百分点。如果比较两个除了初始收入分配相差一个标准差外其他方面都相同的经济，25年后，初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较低国家的人均GDP将比另一个国家高出8.2个百分点。

已经检验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应关心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背后的机制，方法是利用包括收入不平等在内的各种变量对人均GDP增长率进行简约化回归分析。因为计量模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不能辨明问题背后运行的机制，所以20世纪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Bertola, 1993; Galor和Zeira, 1993; Alesina和Rodrik, 1994; Person和Tabellini, 1994; Acemoglu, 1995; Benabou, 1996c; Benhabib和Rustichini, 1996; Grossman和Kim, 1996; Galor和Zang, 1997）尝试建立理论模型，以支持简约化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另外，一些实证研究利用结构计量模型来验证这些理论。综合起来，可以把这些理论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理论可以称为“内生财政政策理论”（Bertola, 1993; Alesina和Rodrik, 1994; Persson和Tabellini, 1994）。在这种理论中，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是因为它影响政府支出和税收。在这种模型中，政府支出和税收水平是由投票决定的。因为个人偏好的政府税收和支出水平与其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如果主要投票人、中间投票人的收入少于平均收入，政府的税收就会提高。如果我们将中间投票人的收入相对于平均收入的比率作为收入平等程度的度量，利用内生财政政策理论，一个必然的结论是，随着收入平等程度的提高，政府再分配支出进而扭曲性税收将减少（政治机制）。政府支出和税收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因为在高税收下，个人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将减少。因此，收入平等程度提升将提高经济增长水平。Alesina和Rodrik（1994）的模型使用了包括OECD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高质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以1960～198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因变量，以收入的基尼系数、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人均收入水平和初等教育入学率为自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几乎所有的结果都显示经济增长率与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呈明显的负相关。另外，他们重新使用1970～1985年的数据进行估计，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并且显著性更强。另外，模型还引入反映国家经济体制的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却并不显著。Alesina和Rodrik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经济增长越缓慢。在一个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畸形社会中，人们会倾向于依靠政府或别的组织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再分配政策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这会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二战后，几个东亚国家首先进行了土地改革，降低了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它们比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实现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经济事实为其模型找到了现实依据。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世代交叠模型（OLG）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分析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模型，得到了与Alesina和Rodrik相似的结论。H. Li和H. Zou（1998）构建了一个与Alesina和Rodrik的模型相似的模型，但他们假设政府的服务（对资本进行的税收）是消费型的，而不是生产性的，结果得到了与Alesina和Rodrik相反的结论。

在第二种理论中，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是通过它对社会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起作用的（Hibbs, 1973; Gupta, 1986, 1990; Tornell和Velasco, 1992;Murphy等，1993; Grossman, 1991, 1994; Acemoglu, 1995; Alesina和Perotti, 1996; Benhabib和Rustichini, 1996; Grossman和Kim, 1996; Perotti, 1996; Bénabou, 1996; Benhabib 2002）。这些研究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会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参与犯罪、暴动甚至恐怖活动，投入这些活动的时间和能力没有用来进行生产性活动，会直接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产权的威胁也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因此，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进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在收入更不平等的社会中，个人更喜欢将精力用于寻租活动或者其他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行为。社会政治不稳定将通过不确定性妨碍经济增长，并且市场活动中的贪污行为也会对生产力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收入平等程度的提升会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在第三种理论中，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产生的（Banerjee和Newman, 1993; Benabou, 1993, 1996a, 1996b; Galor和Zeira, 1993, 1996; Durlauf, 1994; Fernanderz和Rogerson, 1996; Aghion和Bolton, 1997; Piketty, 1997; Saint-Paul和Verdier, 1997）。在这种模型中，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个人不能凭借未来的收入自由地借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最初的收入分配影响到人力资本投资的人数、数量和质量，那么它就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种模型的一般结论是，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那么更多的个人能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为经济增长水平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而提高，我们可以得出与以前相同的结论：收入平等程度的提升将提高经济增长。

第四种理论可以称为“内生生育理论”（Becker和BArro, 1988;Kelley, 1988; Barro和Backer, 1989; Becker等，1990; Perotti, 1996;Galor和Zang, 1997; Dahan和Tsiddon, 1998; Morand, 1999; Asano, 2000）。在这种理论中，生育和入学决定一起确定，因为它们被解释为代表父母人力资本的两种不同变量。生育决定下一代的数量，而入学决定其人力资本质量。这种模型的结论是，分配平等程度的提高将降低生育水平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因为经济增长与人口生育呈负相关，而与人力资本投资呈正相关，总的结论与前面相同：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

1．内生财政政策理论

Persson和Tabellini（1994）利用世代交叠模型，Alesina和Rodrik（1994）与Bertola（1993）利用无限期界模型，在理论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收入分配不平等将通过内生的财政政策和由此带来的扭曲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实证分析并不支持该结论。

Persson和Tabellini（1994）的估计方程如下。

他们没有将这些方程看成一个系统，所以方程是分别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的。GROWTH是1960～1985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GDP60是1960年的实际GDP，将其纳入第一方程是因为考虑了收敛效应；PSCHOOL是1960年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是初始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TRANSF表示1960年和1981年政府再分配支出相对于GDP的平均比例；MIDDLE是衡量不平等的变量，是第三等份的人口税前收入所占比例，MIDDLE增加意味着收入分配更加平等。

数据并没有很好地支持他们的理论假说。第二个方程中MIDDLE变量的估计参数是负的，这与理论预期一样，但统计上并不显著。同样，在第一个方程中，TRANSF变量的估计参数也与理论预期一样，都是负的，但统计上也不显著。

Perotti（1996）利用两阶最小二乘法对一个系统方程进行了估计，具体如下。

在这个系统中，GROWTH和+MTAX是内生变量；MTAX是1970年和1985年的平均边际税率，该变量用来反映再分配政策引起的扭曲；MSE、FSE分别是1960年男性、女性接受初中教育的平均年数，是初始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PPPI是市场扭曲的代理变量。在第二个方程中，除了GDP60和+MIDDLE变量外，还引入了1970年、1975年和1985年6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POP65），目的是控制对这些人较高的再分配支出。

估计结果并不足以支持该理论。在第一个方程中，MTAX变量的估计参数在统计上显著，但是与模型的预期相反。第二方程中MIDDLE变量负的估计参数与理论预期相符，但在统计上不显著。采用其他财政政策变量或者收入不平等衡量指标验证并不能改变这种结论。

2．社会政治不稳定理论

Alesina和Perotti（1996）与Perotti（1996）对社会政治不稳定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Alesina和Perotti（1996）检验了收入不平等通过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定而对投资带来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构建了一个联立二双元变量方程模型，其中，固定资本投资占GDP的比例（INV）和社会政治不稳定指数（SPI）是内生变量。他们估计的最简单的方程系统如下。

估计方法用的是两阶最小二乘法，所有参数的符号都符合预期。这里关心的是MIDCLASS的参数，从方程的回归结果上可以看出，其参数是负的，并且在统计上显著。MIDCLASS增加一个标准差，可以使SPI降低大约5.7，相当于其自身标准差的48%。与此相联系的是INV，它可以提高大约2.85个百分点。

Perotti（1996）构建的系统稍微有一些改变，其最简单的系统如下。

变量的定义与前面一样。该模型与Alesina和Perotti（1996）的区别在于，在第一个方程中，该模型用GROWTH替换了INV。在第二个方程中，MIDDLE的参数如预期一样，是负的，并且在统计上显著。另外，在第一方程中，SPI的参数也如模型预测那样是负的，在统计上也显著。按照这样的估计，MIDDLE 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SPI 降低0.005，这将会使GROWTH提高大约0.7个百分点。

3．人力资本与借贷限制方法

Perotti（1996）的实证分析是建立在人力资本与借贷限制方法之上的，其最简单的联立方程如下。

Perotti（1996）选择FSEC——女性初中教育入学率（1965年和1985年的平均值）——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代理变量，因为初中教育的机会成本可能比小学教育高。如果用男性中学入学率（MSEC）替代FSEC，结果基本上是一样的。

估计结果与理论模型的预期是一致的，在第一个方程中，FSEC 的参数为正，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在第二个方程中，MIDDLE的参数为正，意味着一个经济系统的收入分配越平等，其社会人力资本投资越高。MIDDLE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导致GROWTH提高0.63个百分点。

4．内生生育方法

Galor和Zang（1997）根据其理论，构建了如下的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GINI指基尼系数，PUBEDU指1960～1983年公共支出占GDP的平均比例。估计结果与理论的预期一致：给定生育率，经济收入分配越平等，经济增长率越高；给定收入分配，生育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所有变量参数与理论预期一致，并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生育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可以使GROWTH增加0.25个百分点；GINI降低一个标准差，GROWTH会提高0.32个百分点。

为了揭示生育决定与人力资本投资决定的联合影响，Perotti（1996）进一步估计了下列方程。

其中，FERT指1965年和1985年净生育率的平均值，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在第一个方程中，FERT的参数为负，并且在统计上显著，意味着降低生育率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在第二个方程中，MIDDLE的负参数值与预期一致，并在统计上显著。MIDDLE 增加一个标准差，将使FERT降低大约0.55个百分点，这又会使GROWTH提高0.87个百分点。

三 双向因果关系及其相应的政策含义

有些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是单一的，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不同的国情条件。有些研究显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具有特定的政策含义。

Asano（2001）扩展了Ehrlich和Lui（1991）的模型，在同时处理内生生育、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框架里，引入收入不平等，并将收入不平等定义为收入变动的系数。Asano（2001）利用数据模拟观察初始收入不平等怎样影响以后的经济增长。根据数据模拟，Asano（2001）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而取决于一个经济体人口的发展阶段。

Asano（2001）通过观察到的生育率（FERT）定义人口模式是否转型，并据此将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为了检验该结论，Asano（2001）估计了下面的方程系统。

理解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非单一性的关键，是第二个方程中的相互作用项FERTGINI，它是FERT和GINI的乘积。从第二个方程中GINI参数为负和第一个方程中FSED参数为正可知，当生育率比较低时，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但如果生育率足够高，影响的方向可能会刚好相反。

另一个提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非单一性的实证研究，是Deininger和Squire（1998）根据民主和不民主提出的。他们发现在不民主的社会里，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但是在民主社会不存在这种关系。他们声称这一发现降低了内生财政政策理论的可信度，因为在该理论中，民主投票起着关键作用。他们按照国民自由Gastil指数值（指数值低于2的国家被定义为民主国家），将样本分为两类，在对民主国家的经济增长回归分析中，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不民主国家来说，这种影响是显著的。

Barro（2000）根据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也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非单一性。他发现在贫穷国家，收入不平等会妨碍经济增长，而在富裕国家，收入不平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Barro（2000）利用的是面板数据，研究的是较短时期的经济增长。Forbes（2000）以及Li和Zou（1998）也采用了相似的方法，他们的回归分析以滞后的因变量为自变量，不过他们采用GMM估计，以便得到一致的估计值。他们的估计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这好像是对传统观点的回归。这是否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两难选择：要么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么获得经济增长？Forbes（2000）指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可能是正的，但是这种影响在长期内可能会减弱，甚至是负的。Forbes的估计显示，10年期的影响小于5年期的影响。但是，数据缺乏阻止了对10年以上两者关系的检验。

Aghion、Caroli和Garcia-Penalosa（1999）详细地研究了这些证据和理论进展，他们认为，尽管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更高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必须有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政策。Aghion等呼吁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存在性与因果方向寻求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时间序列的证据。Forbes对此做出了呼应，认为典型的跨国回归分析不能为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如何影响其经济增长等重要的政策提供指导。Bergstrand（1994）利用美国1948～1990年的经济数据，发现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是生产力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双向关系，认为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在设计时应该同时考虑。

Aghion等（1999）发现的双向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将使经济增长更加复杂。目前，货币政策的任务主要是保持低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的任务是在经济周期中保持财政预算平衡。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是最终的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没有把再分配作为目标。在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时，经济增长是重要的考虑对象，而收入分配不在考虑之列。收入分配目标是通过其他一些公共政策实现的，如税收、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等。

Aghion等（1999）建议，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双向的因果关系，即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会促进经济增长，而这反过来又会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合适的做法应该是考虑可持续的再分配政策。Hayes（1994）走得更远，他认为宏观政策与再分配政策应该同时建立模型，因为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将影响收入分配，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联合制定能同时实现控制通货膨胀、公共储蓄和收入分配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