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市场约束条件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大国工业化道路有别于传统的大国工业化道路。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通过开放可以有效地克服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市场狭小问题（尽管发展中大国不缺乏后期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随着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大国效应将会逐步显现，最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外部市场难以继续承受大国的制造规模，这迫使发展中大国不得不转而寻求新的市场。一般而言，国内市场是大国首先需要依靠的出路，但这不是本书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区内市场是大国次要依靠的出路，是否有扩容空间以及如何扩容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内容。整合地区市场需要大国自身做出必要的安排，除为自身的经济增长作短期考虑之外，更有长远的战略性安排，是让地区接受大国和平崛起的有效路径之一。因而本书是在“外部市场约束条件下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进程”的分析框架下完成的。

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国是在国内面临的工业化困境下做出改变过去发展战略的决策，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克服工业化初始阶段国内市场狭小的弊端，利用现有的国际市场，选择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外向型产业，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

一 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中国于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意味着中国主动放弃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的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战略，转而允许国际因素对本国经济发展施加影响，自此，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基础开始从封闭状态转变为开放状态。在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选择的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这一传统的经济发展路径已经被工业的先行国和后起经济体证明是成功了的。

中国以制造业作为外向型产业与当时的国际产业分工背景密切相关。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一种主动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的行为，主要是出于解决自身问题的内在要求。1978年的改革开放正值国内经济矛盾亟待调整的时期，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广大民众的温饱问题。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贫困人口标准，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高达8.34亿人，贫困发生率为84%，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见图2-6）。

要解决温饱问题，将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等部门转移是最迫切也是最现实的任务，这就需要发展出一个能容纳尽可能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转移的产业部门，使尽可能多的贫困人口也能享受到工业化的好处。因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题中之义，是在国内经济和社会约束条件下的一种选择。但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向何处去？尽管中国在封闭条件下也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但是，中国长期偏重于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发展使得国内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徘徊在200美元左右，这样低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很难形成较大规模的消费需求的。如果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仍依靠国内市场规模扩张来解决，将难以缩短中国经济发展的路程。因此，破解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有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能力“无限”（在改革之初，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储备丰富，相对于国内市场，可视为一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需另寻他路。

以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加入亚洲生产分工体系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内就业问题，还可以有效地解决国内市场问题。亚洲在国际分工中的突出优势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亚洲最初的制造业起步源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欧美等），进行的大规模产业调整。当时欧美等发达国家因制造业的成本逐渐增高，不得不将制造业向外转移，转移的落脚点是在亚洲。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将产业转移之后，本身不再主要从事制成品的生产，因而货物产品的消费主要靠进口来实现。这样在亚洲和欧美之间形成了亚洲生产、欧美消费的分工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开始将成本高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中国最初的产业主要是通过香港地区等转移过来的“三来一补”等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以适应外部市场要求为目标的改革期之后，从90年代起，中国开始大规模承接亚洲各经济体的产业转移。随着外资的大规模流入（见图2-7），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获得迅猛发展，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成为亚洲产业转移的最终目的地，并以庞大的规模占据了亚洲生产链条的末端位置，即工业品的加工组装阶段的生产基地，并将工业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

中国对国际分工的参与实际上是接续了亚洲产业转移的老路，相对于当时亚洲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体而言，中国劳动力供给价格低、供给丰富，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这成为中国参与亚洲产业分工的比较优势，使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从而赢得一定的国际分工的地位。中国虽然加入亚洲产业分工体系较晚，但是却因庞大的经济规模，最终成为“世界工厂”。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在封闭条件下所未能取得的经济成果。中国在外部市场的支持下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任务，并开始向更高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人均收入水平获得迅速提升，大量贫困人口也脱贫致富，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行列中。

二 未来的工业化进程对外部市场的需求

在实行对外开放之后，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进程，中国走的是后起经济体工业化道路，其产业结构的变动也贴近于传统模式。不过，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工业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因而目前中国正在向依赖内需主导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如果这一转变能够实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更趋近于传统的工业大国模式。

现有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处于由外部市场转向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发展的时期。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开始离开后起经济体依赖外部市场实现经济发展的轨迹，重新回归到传统工业大国的经济发展轨道上。中国的这种转变是外部市场有限性与国内制造业规模无限扩张的矛盾结果所致。

可以说当前的外部市场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制约已到达临界点，中国寻求外部市场扩张的可能性在减小。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中国限于国内市场规模狭小而不得不向外部市场出口货物产品，即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不过，在中国承接亚洲产业转移时，世界货物产品贸易的增长已经处于末期阶段，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从亚洲进口的货物贸易规模占美国进口总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年时间里保持40%左右的份额，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从亚洲进口的货物产品占美国全部进口的比重继续呈下降趋势，进入21世纪后稳定在35%的水平上。中国这一庞大经济体加入到出口导向型发展行列之后，中国在既定的世界市场规模下主要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世界市场份额，其典型表现是亚洲内部贸易关系的变化。在中国加入亚洲生产体系之前，亚洲经济体主要向美国市场出口，随着中国加入亚洲生产体系并获得一定的分工地位，亚洲出口方向也随之发生转变，即亚洲经济体开始逐渐向中国出口，再通过中国向美国出口，即美国与亚洲经济体的多边贸易关系转化为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中国等亚洲国家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将过高的货物产品贸易盈余降下来，这再次表明世界市场对亚洲货物产品的需求向约束强化的方向转变，这无疑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强的制约作用。

在中国出口面临外部市场约束的同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内市场开始重返主导经济发展的舞台，并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随着工业化初始阶段任务的完成，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促使中国增长模式从依赖外需转向依赖内需，为国内市场引领新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世界贸易增长大幅减速的情况下，中国仍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显然中国已经不是依赖外部市场，即通过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而是通过内需来实现的。另一个变化是中国私人消费占经济总量比重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滑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进入止跌阶段（见图2-8），这表明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有可能取代外部市场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中国“十二五”期间以提高居民收入为核心的政策调整，依靠内需主导下一步经济发展进程的时期也拉开了序幕，中国经济发展也将会离开后起经济体依赖外部市场的轨道，向传统的工业大国的发展轨道靠近。

尽管世界市场对中国的制成品生产的约束作用在增强，不过中国制造业呈现下降趋势的特征尚不明显，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够实现彻底转型。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过高的局面一直未能扭转，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重工业的过度发展导致工业占GDP比重偏高，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再次将这一偏高的比重保持下来，因而中国的工业比重一直居于高位。二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相当一部分产品生产是为世界制造的，这也使得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难以呈现下降趋势。三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一般是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开始的，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刚刚迈进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门槛，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仍有发展的空间。

不过，中国从以制造业带动经济发展为主向以服务业带动经济发展为主的转变趋势是必然的。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一方面，中国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已经为催生服务业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只不过长期以来制造业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主要由外资本身来提供，随着中国服务业自身竞争实力的提升，内资服务型企业将会取代部分外资主导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消费型服务需求也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有进一步的扩张，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当然，由于服务业不会像制造业那样使经济增长水平处于高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向服务业转变之后会有所下调。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也不会过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毕竟还不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差距、城市化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使得中国制造业尚需要一定的发展。这样，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将会保持高于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总之，未来一定时期内，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000美元的中国将从依赖外需转向依赖内需实现经济增长，并遵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标准”进程，将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