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外部市场与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关系

迄今为止，世界上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地区只有欧洲和北美，亚洲和拉美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地区。本书虽然主要讨论市场问题，但是这一问题的来源却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关于工业化的理论探讨主要涉及一国产业部门的变迁过程，较少涉及需求方面的讨论，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学上通常把需求看作短期均衡的变量，而一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市场或需求通常被看作既定的事实或前提。不过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需求或市场对一国的工业化进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小国的工业化而言，没有外部市场几乎不可能完成工业化进程。

一 大国工业化进程与外部市场关系

这里首先讨论大国的市场条件与工业化进程的关系。

以追求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基本理念和共同目标。自工业文明出现之后，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模式大致可划分为两类：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一国经济是否与外部经济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在封闭经济下，一国基本上不与外部发生经济关系，因而该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内部的自我循环来实现的，即国内生产规模匹配于国内市场规模，具体的途径就是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市场规模扩张的速度慢于因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工业品增长速度，或者说一国市场规模的有限性极大地限制了生产规模的扩张，因而难以在短期内完成工业化任务，这也是欧美等国家花费数百年时间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原因。以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量开始扩大，对产品的需求结构也开始转变，如对农产品需求的减少和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促使了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即包括农业在内的初级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而工业则在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劳动力从农业等部门转向工业和服务业等部门。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再度在工业品内部发生转变，从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转向更为复杂的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相应地导致工业品内部的结构发生改变，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工业品内部的比重开始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所扩张，即所谓的重工业化阶段。工业部门的充分发展扩大了对生产型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同时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扩大了对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这再次促使产业结构发生新的转变，即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并最终占据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见图2-1）。以上是传统的“大国”工业化进程，也可以将此看作“标准”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所走的工业化道路就是上述“标准”工业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实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小国由于很难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市场规模，也就不在封闭条件下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在开放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来实现。在开放经济下，由于一国与外部经济存在交易关系，可以在世界产品市场上购买并出售本国的货物产品和服务产品，可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购买并出售资本资产，这样，本国所需的资本可以从外部金融市场获得，所需的资本品和技术可以从世界产品市场获得，而本国生产出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或服务可以向世界市场出售。一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市场问题不仅可以通过内部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外部来解决，也即一国生产规模扩张不再受制于国内狭小市场，特别是在外部市场相对于本国市场“无限大”的情况下，后起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集中于如何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与外部的货物或服务的交换。只要能够实现与外部的交换，后起国家就既可以走工业化道路，也可以走非工业化道路。

一般而言，采取开放战略的经济体会比采取非开放战略的经济体能够更快地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结构变化。就后起经济体工业化进程来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部分经济体通过推行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借助外部市场开启了后起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之路，为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增添了新的色彩。亚洲“四小龙”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它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一方面再次证明了工业化道路的确不失为一条富国强民之路，另一方面还表明在缺乏内部市场的条件下，后起经济体可以借助外部市场以更快的速度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而鼓励更多后起经济体继续走工业化的道路，追逐工业化可能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高。

当然，后起国家在获得外部市场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外部市场对本国经济发展所施加的“约束”，特别是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这种约束主要表现在外部市场对本国工业化所起的主导作用或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后起国家不得不承认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对本国经济所起的支配作用。在参与国际分工时，一国必须拿出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或服务产品才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才能将外部市场提供的机遇转化为现实。为此，相对于封闭条件下的后起国家，开放条件下的后起国家要做出更多的适应国际环境需要的努力，这也是一旦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之后，后起国家通常伴有较大程度的国内改革，包括关税、经济管理体制，甚至法律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

一旦国内市场获得充足发展之后，一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可能重新由本国市场来主导，不过这要取决于国家经济规模。小国的经济规模有限，即使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仍无法解决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规模，因而小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有可能长期存在。大国则不然，一旦大国内部市场兴起之后，大国国内市场有可能重新回到主导工业化进程的地位上。简言之，在开放经济的初始阶段，无论是对大国还是小国，外部市场对后起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有更大的“主导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状况可能会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改变而有所改变（见图2-2）。

在开放经济下，除了走上述工业化道路之外，世界上也有部分国家通过非工业化道路来实现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的迈进。例如，中东等地区的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者是具有某种突出优势的小国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不依赖于工业来实现经济发展。由于有了世界市场，只要能拿出可以与外部市场进行交易的产品，就能实现经济增长，在这里工业化就不一定是唯一的途径。至于这些“跳过”工业化、直接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成功国家还只是在经济规模不大或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中出现。印度则依靠服务业优先发展，试图提升人均收入水平，这种跳跃式经济发展道路能否取得成功尚且是个未知数。

总之，后起大国既可以在封闭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这是欧美国家已经证明了的），也可以在开放条件下推进工业化进程，且后者的工业化进程要快于前者，这主要是因为后者可以借助外部市场，省去了漫长的内部市场扩张的过程，这也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所证明。当然，在开放条件下大国也可以选择尚无定论的非工业化道路。不过不管怎样，具备一个可以利用的外部市场是后起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 外部市场与地区工业化进程的关系

世界经济发展一直以生产为主导，虽然经济理论并不否认消费的重要性，但一系列主流的经济理论却主要是以生产为基础展开的。随着发达国家逐步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世界经济体系开始从以生产为主导向以消费为主导的阶段转变。在此之前，世界经济一直处于生产为主导的发展阶段，生产基本上集中在一个国家内部或区域完成，而后产品作为商品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出口。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为生产是集中的，消费是分散的，生产一旦出问题，则所有相关消费市场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而一个消费市场出问题时却不一定引起生产和与生产有关的其他消费市场的发展。在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生产因分工的发展而分散成产业链或生产网络，消费却相对集中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市场，当生产的一个环节出问题时可能会有其他的链环或网络节点补充替代，对最终的消费市场的影响较小，但当主要消费市场出问题时，会影响整个生产链或生产网络。一些研究表明，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决定性的。

在当代国际分工充分发展的环境中，一国的生产结构可以因国际分工而高度倾斜于少数部门，但消费结构却是基本均衡的，结果导致生产与消费高度分离，这就要求扩大范围到地区以至世界，让更多的经济体参与到地区分工体系中，才能取得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因此，具有均衡的生产与消费关系是地区经济相对独立的条件，而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是实现均衡的基础。显然，市场规模已成为形成独立的地区经济的根本要素。

地区市场是由区内经济体构成的。通常区内“大国”的市场规模（或潜力）不仅具有支持自身经济增长的能力，同时还有“外溢”的可能，即当“大国”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其消费能力或规模超过生产能力或规模时，就可为地区提供市场“剩余”，成为其影响或主导地区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基础，美国即如此。相反，“小国”或发展中国家却不具备足以支持自身经济增长的规模，需要借助外部市场才能保持稳定的发展，相应形成对地区（或世界）经济体系的长期依附关系。

在发达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背景下，部分亚洲国家（东亚）借机完成了工业化的基本进程。发达国家提供了主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及地区）集中资源发展生产能力而不用考虑其市场的匹配能力，因而取得了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即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发达国家提供的“无限”市场促使了东亚奇迹的产生。

不过，东亚虽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目标，却导致其生产能力远远超出自身的市场消费能力。当外部市场不再“无限”，而对亚洲生产规模有所约束时，亚洲经济体增长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亚洲经济体普遍出现增长下降的局面。因此，亚洲面临的挑战是能否找出捷径，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快速扩展其内部市场，实现与其生产规模大致匹配的均衡，从而保证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东亚奇迹证明了地区经济在依附外部市场的条件下可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不过，当东亚制造规模超过区外市场的承受规模的时候，市场便成为东亚进一步工业化的重要约束条件。而寻求地区市场的快速扩展之途则是加速和确保地区完成工业化的“收官”条件，这也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重要问题。

如图2-3所示，在没有外部市场条件下，地区工业化进程主要依靠内部市场来完成，此时，区内供求均衡将在E2点实现，是一种低水平的慢速的工业化进程。在有外需市场条件下，即使技术和价格不发生改变，地区将在E1点实现供求均衡，地区工业化进程因有外需存在而使得供求缺口或内外需市场缺口变小，将呈现一种加速发展的态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需缩减时，内需也因为地区经济增长带来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扩张，内需曲线也在向外推移，这时新的均衡点出现了，即E4。不过，外需曲线向左移动，导致有外需的供求曲线向下移动，最终是在E3点实现均衡。因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内需规模扩大不能补足外需市场规模的缩减规模，导致地区供求缺口或内外需市场缺口的扩大。此时需要靠政策作用拓展地区市场规模，如减让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以尽可能使这一时期不因市场缺口的存在而延缓地区工业化进程。不过由于涉及众多经济体的主权问题，因而地区市场整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过程也因此显得极为艰难。

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当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内需规模的扩张速度足以超过外需规模下降速度的时候，地区工业化进程将具有完全实现自主增长的可能。当然，外需的作用不是不存在，只是不再对地区工业化进程起较大的作用而已（见图2-4）。

这里以亚洲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长周期需求结构变化为例证，考察亚洲地区需求结构的变化过程。如图2-5所示，一直以来，亚洲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大体保持稳中有降的趋势，投资占GDP的比重则相反，是稳中有升。到了2008年前后，外需对亚洲经济增长的拉动开始下降，是亚洲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点。2008年之后，亚洲最终消费呈下降趋势，投资呈上升趋势，反映出亚洲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此时人均GDP水平达3000美元左右，正是工业化进程中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在消费不能尽快启动的情况下，投资需求起到替代外需下降的作用，也因此，亚洲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仍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当然，政策在刺激投资中起到较大的作用，如中、日、韩及东盟国家纷纷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以此扩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