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料的分析

史料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基础，有关这次冲突的史料十分丰富，既有中文史料，也有外文史料。既有官方的文书档案，也有私家著述，更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和民族文献。正如李尚英先生所言：“我们在明清史研究中，应以正史为纲，野史、档案互为补充。”只有在充分的收集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对史料的价值进行辨析，进而可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研究结论。

方国瑜先生很早就关注这次冲突的相关史料，收集了大量的文人笔记并做了相应的考证。后来随着清代档案文献被发掘和整理，很多研究开始大量使用档案文献，大大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但是，从研究利用的情况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史料，尚有进一步发掘利用的可能。而由于史料的多样和复杂，对于史料的使用，更需要把握一定的原则，即坚持原始史料优先，坚持对史源的追索，坚持多种资料的互证，以保证逻辑和结论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

这一次冲突，除了《清实录》《十朝圣训》等以官方文件为基础形成的史料之外，目前还保留有大量的原始档案。这些档案是当时人就当时事所做的汇报和记录，是最直接的原始史料。这些档案史料由于历史的原因，分存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保留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缅档》由于是当时军机处专为缅甸战事而收集编辑的专题档案，所以过去最受学者们的重视。前引庄吉发先生的研究，很多原始资料就来源于这批档案。2006年，这批档案正式出版，为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批资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但是，由于《缅档》收集的档案，主要是乾隆三十一年冲突升级之后的文件，而在乾隆二十八年到三十年间的与冲突早期相关的档案文件，在大陆已出版的《乾隆朝上谕档》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中很少见到，目前保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也很少见到云南督抚的相关奏报。这一时段资料的缺失，对研究冲突的起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笔者经过耐心的查找，在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找到了两份档案。这两份档案一份题名为《莽匪略节》，一份题目为《木匪节略》，档案中明确说明“系录诸臣奏折而成”，这两份档案正是当时军机处在冲突早期为提供给皇帝和军机大臣们参考而节录相关的奏折而成的资料汇编。从收录的档案情况看，大体起于乾隆二十九年，而止于乾隆三十一年初。这对于了解冲突早期的情况十分珍贵。

《莽匪略节》，一开始就称“云南普洱府属车里土司边外与缅甸接壤，年来因缅夷篡夺无主，以致所属莽子抗顺不一，乘釁为匪”。在《木匪节略》中，则称：“永昌顺宁二府所属之孟连、孟定、耿马等土司，界连缅甸边境，其木邦、木梳、阿瓦、整线等处，均属毗接，惟借滚龙江为外蔽……年来木贼每偷渡滚龙江滋扰。”所指木贼，则明确为木梳雍籍牙之众。这说明，冲突早期清王朝的边疆大吏将普洱边境的冲突和永昌顺宁边境的冲突视为二事，且只将永昌顺宁一带的冲突视为缅甸新王朝的滋扰，而普洱边境的冲突竟视为缅甸所属之“莽子”的滋扰。这种最直接的史料说明了当时清王朝对边境事务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导致的后果，我们会在具体章节的分析中看到。

又如《昭忠祠征缅列传》，方国瑜先生曾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有过介绍，但过去尚未有学者在实际研究中使用过。该书详细收录了清军上自将领、下至普通士兵或阵亡、或病亡于这场冲突中的名录，并附了死亡的地点。笔者在翻检中，发现乾隆三十三年随明瑞出征被俘而很快被缅甸方面放回的官兵，其姓名又列于阵亡名单中。这说明了这份名单应是当时前方上报的阵亡名单，且报到北京后未进行过修改处理，因此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

不仅档案、官书对这次冲突留下了珍贵史料，而且在这次冲突中大量从军文人也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其中很多是第一手的亲见亲闻的资料，这种资料由于记录者相对客观的立场，较之档案中的官方文书有更可珍视的地方。如周裕所撰《从征缅甸日记》，周裕为文员，随将军明瑞，于乾隆三十二年出征，直取阿瓦。中途援军不继，后路被截，一路转战，明瑞战死，余军突围回国。周裕的书较翔实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可补《清实录》等官书之不足，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如记沿途战事，先战于蛮结，再过天生桥，可以纠正魏源《圣武记》中明瑞军先过天生桥，再过蛮结的错误。

又如王昶撰《征缅纪闻》，王昶时为副将军阿桂之掌书记，乾隆三十三年入滇，三十四年七月入缅，参加了对老官屯的围攻，“老官屯和约”签订后随军回国。王昶身处幕府核心，亲见亲闻了这次出征的全过程，逐日作记，其记述对我们认识老官屯的战况和老官屯和谈的具体过程最为重要。

对于史源的追索，也是我们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里笔者以桂家宫里雁的相关中文记载，来略作说明。桂家是在18世纪中叶缅甸政治角逐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其首领宫里雁，在兵败后率余众退入中国境内，其部众受孟连土司刀派春勒索，其妻率众怒杀刀派春后逃走境外。宫里雁在石牛银厂，本不知情，为云贵总督吴达善诱捕处死。这是中缅冲突前夕发生的一件大事。中文文献中，有很多认为桂家是明末永历帝余部的后裔，据有波竜银厂采银，且有记载认为宫里雁之遗孀囊占为报复清王朝而唆使缅军入侵引发战事的说法，种种不一。

为厘清这些直接关系到乾隆朝中缅冲突起源和性质的记载的可靠性，笔者对涉及桂家事迹的中文文献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根据史料文献的性质，笔者将之分成四类：第一类史料当然是以官方文件为基础形成的史料，即《清实录》等现存的清宫档案。这一部分史料主要是当事人当时的奏报，反映了当事人的认识。第二类史料，就是参加过乾隆朝征缅的人的记载。第三类史料，为地方志书和民族史志的资料。第四类史料，可以说是稍后一些人的研究总结，和后来的一些笔记记载。

经过比勘，笔者发现，在涉及桂家的中文史料中，第一类即当时形成的官方文书档案中，仅《清实录》中记录桂家事迹的就多达21次，最早的记录是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丁卯署云贵总督爱必达所奏：“缅王长子鬼家仇杀，穷蹙无归。”而原始的档案奏报中提到桂家的更多，最早提到桂家的是乾隆十九年十月初七日云贵总督硕色奏：“所辖之得楞子怨恨，于上年三月内率众将缅国大城攻破……惟有缅国所辖之鬼家不服，仇杀数次。”在全部的第一类文献中，完全将桂家作为夷人看待，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桂家是汉族移民集团。无独有偶，当时直接参加过大军征缅的周裕《从征缅甸日记》，记其过波竜银厂，“往时内地贫民至彼采矿者以万计，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均未记桂家据波竜银厂采银事。

最早提到桂家是华人的中文文献，是托名孙士毅的《绥缅纪事》。孙士毅曾随傅恒出兵，“四十四年，授云南巡抚。”而在乾隆四十五年即以李侍尧案获谴。此书详于前而略于傅恒出征事，很多学者包括李根源先生都怀疑此书非出自孙手。方国瑜先生则认为，孙在巡抚任内，“嘱幕僚编《绥缅纪事》，成书署士毅名，而未曾动笔也”。后来则有赵翼《平定缅甸略述》和屠述濂的《缅考》，赵翼虽曾至滇，但其书成较晚，其早期在云南的笔记没有提到桂家事。且孙、赵都没有亲历桂家事。屠述濂则未亲历战事。后来的地方志文献和笔记一类的记载，基本都在这几部书的基础上衍生而成，且越晚出之书，则记载越详尽，恰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一个清代版本。

在傣文文献《孟连宣抚史》中，有关于桂家事迹的重要记载：“属马年，傣历一一二四年（1762），各地都在忧虑，有个叫贡勒英（宫里雁，下同），他是凶恶的缅人，他起义打败了阿瓦土司，当了三个月阿瓦王。另外，又有一部分缅人起来反对他，贡勒英支持不住，带着自己的兵马逃离了地方。”和缅甸的史籍记载宫里雁反抗东吁王朝，并曾僭号称王多有相合之处。另外，该书记桂家败入孟连，并酿成杀孟连土司刀派春全家的惨剧亦叙及。傣文文献作为和汉文文献完全不同的记录系统，其价值尤其值得重视。

因此，在前述对史源考察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排比，勾勒出了桂家在冲突期间活动的基本情况，得出了桂家并非华人移民集团，也没有据波竜银厂采矿，更未勾结缅军入寇，其余部后被清廷发往新疆的结论。这一问题的解决，对充分认识中缅冲突的起源和过程有所助益。

虽然中文史料从数量、系统性和可靠性来看，无疑是研究中最重要的资料。但是，对于地方民族文献和缅甸文献的记载，亦有必要广泛地利用，采用多重证据的方式，这场冲突中的有关问题才能更好地得到解决。

比如说关于战争最关键的地点老官屯的具体位置，中文档案中没有明确的说明。台北三军大学编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所绘战事图中，将老官屯置于缅甸中部伊洛瓦底江边的太公城，距离阿瓦不到200公里，而距离新街则超过了200公里。这一定位，明显和相关记载不符，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根据王昶逐日的记载，乾隆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至新街，十月十七日大军出发，十八日王昶始离新街，行三十里驻冰伴。十九日，行近四十里，至大营，距离老官屯仅数里。则老官屯位于新街南不远之地。又傅恒撤老官屯之军，十一月十九日撤军，当日驻旱塔，二十五日即入虎踞关。则老官屯之距离亦不可能离新街很远。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佚名之《缅甸兵事略》，记有当时侦探所得的缅甸境内之路线：“乾隆三十五年曾密探其路……老官屯路出铁壁关，五十里猛卡，五十里楞木，十里洗帕河，历猛允、猛映至新街，南行即老官屯，临大金沙江。”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此说亦证老官屯距新街不远。

这方面，缅甸的史料提供了清楚的地理位置。老官屯，按缅甸人称为Kaungton（恭屯）, 20世纪初期英国人编撰的地方志BURMA GAZETTEER: The Bhamo District，不仅根据缅甸方面的记载描述了清军在1765～1769年间三次进攻八莫（即新街）地区的战争过程，还清楚地指出：Kaungton: then a large town nine miles below Bhamo。即恭屯位于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九英里的地方。

由于王昶走的是陆路，行程在70里左右，可能有绕行的地方。考虑到这一点，上述英文著作所述的恭屯，距离新街9英里，约合14.5公里，即战争中双方剧烈争夺的老官屯无疑。《中国历代战争史》考老官屯距新街达200公里以上，无论中文和缅甸文献都难相符。该书致误之由，可能是乾隆三十二年参赞大臣额尔景额军出虎踞关，经猛密攻老官屯，将虎踞关外的傣语小地名猛密误判为缅甸孟密土司，又将孟密土司定位于缅甸北部城市杰沙，实际杰沙应为缅甸孟养土司地，如此则一切皆谬了。

又如乾隆十五年缅甸入贡事，按照中国文献的记载，是由边疆银矿矿主吴尚贤游说而入贡的。如《绥缅纪事》：“十五年正月吴尚贤带练一千一百余人赴缅甸，以上年请贡土目为导。庚戌至木邦，木邦令头目猛占等八十余人从之。丁巳至锡箔，庚子至宋赛，所过土司皆有馈遗。贵家头目宫里雁率兵阻之……吴尚贤会缅兵三千余人与战，为贵家所败。回茂隆厂，说缅甸酋莽达拉入贡。”

《绥缅纪事》这一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吴尚贤率众入缅并和反东吁王朝的武装作战的情形。对此，缅甸方面的记载则是：“是年（1751）中国皇帝派遣埃都耶、冬达耶等偕随从九千余人带着九尊阿巴达亚梵天佛像，为了结盟通好而来，缅王安排他们驻于玛瑙仰曼花园接见。中国人也表示愿对桂家、孟人的野蛮行径进行镇压……结果未能取胜。缅王派出使节随埃都耶、冬达耶等返回中国。”

埃都耶、冬达耶显系音译，耶即爷，吴尚贤有捐纳通判的职衔，应为缅文中的埃都耶。可见这次入缅吴尚贤备有厚礼，甚至参与了缅甸的内战。《绥缅纪事》的记载，除了比缅甸方面记载的时间晚一年外，中缅双方的记录基本吻合，这说明了吴尚贤亲入缅甸都城游说入贡的记载是真实的。

对于这样一场牵涉面极广、原因和影响均极复杂的事件，笔者经过多年的努力，尽己所能收集了史料，并做了系统的比较，以求将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就方法而言，笔者亦尝试使用“边疆控制”的系统方法，来分析处理事件中纷繁芜杂的各种头绪，并试图理出清楚的线索，正文分为六章来详细讨论冲突的根源、萌芽和升级，以及和平的实现和冲突的影响。最后将清代前期西南边疆的重要事件编年以附录的形式附在正文之后。书中不妥之处，尚望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