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边疆的视角：边疆控制的系统观念

马大正先生曾指出，边疆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政治的概念。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边疆有着特殊的地位。边疆的稳定，关系着王朝的稳定。而王朝的兴衰，不仅受边疆局势的影响，也大大影响到了边疆的稳定，乃至疆域的伸缩。乾隆年间这场发生在边疆地区的冲突，虽然看起来是清王朝与外国王朝的战争，但远远不止是中国和缅甸的政治关系这样简单，实际上和边疆地区各种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因素结合在一起，要更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这场冲突，需要我们将西南边疆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并将中缅冲突放在这个系统内来进行考察。

如果从研究的路径考虑，目前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几类：一是对于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研究；二是从王朝的角度研究王朝的边疆战略与边疆政策；三是从地方区域的视角来分析边疆的政治与社会变迁。

对于历史时期中国疆域变迁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非谭其骧先生莫属，其历时20余年方才完成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奠定了中国疆域史的当代基础。《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图组由云南大学方国瑜先生负责编绘，以此为契机，方国瑜先生著有《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尤中先生著有《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这些研究厘清了大量西南历史政区设置和疆域变迁的具体问题，使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有了科学可信的地理坐标。

对于历代王朝的边疆政策和边疆战略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例如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等研究。而对西南边疆的具体研究，则以方铁主编的《西南通史》为代表。这些研究对历代王朝的边疆政策和边疆战略的利弊得失进行了总结，对中国疆域扩展和形成的规律进行了探讨，为边疆史地研究提供了大的历史背景，使我们能够从总体上对于王朝边疆政策的变化和疆域的变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同时，这类研究本身也是对西方殖民话语体系下疆域变迁解释模式的中国回应。

区域模式的边疆史地研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强调地方意识与地方认同，希望在地方视野中分析边疆社会的变迁。温春来的研究利用彝汉等多种资料重现了黔西北民族地区地方社会的变迁，讨论了在这一变迁中，地方认同的变化。马健雄的研究，则通过对滇西南拉祜族地区长期的田野考察，研究了改土归流、佛教传播与拉祜人社会组织形式与身份认同间的复杂关系。纪若诚（C. Patterson Giersch）的研究，引进“中间场域”的概念，对滇缅边疆区域内的政治和族群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强调了边疆区域社会的复杂性。这类研究给边疆区域社会变迁以更清晰的解析和表达，大大丰富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内涵。

总的来说，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研究，虽提供了具体的边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但较少涉及这种变化的动因。而后两种路径，无论是国家视角的俯视式的政策研究，还是侧重地方视角重视地方的研究，各有其研究的侧重点和内在合理性，但也各有其不足。国家视角下的俯视式的研究，容易形成模式化的解释，从而得出王朝对边疆治理线性发展的认识，忽略了边疆具体的社会、环境要素对王朝治理的实际影响造成的不同边疆区域间的差别。而区域模式的边疆研究，则容易将区域内某种具体的社会或环境要素放大从而忽略更大尺度上的因素所起的作用。

就乾隆朝中缅冲突这样一场发生在边疆地区，涉及王朝、地方民族、外国等复杂要素的冲突来说，不论是单纯的从王朝视角的边疆战略和边疆政策的考量，还是从民族—地方社会变迁的本土视角切入，实际上都难以完整的解释冲突的起源、扩大、结果及其相应的影响等。实际上，我们需要寻求一种系统的观点和分析方法。

在本书中，笔者想使用“边疆控制”这个概念来作为分析的手段。所谓边疆控制，就是国家对边疆地区所施行的以旨在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辖管理的各种制度和具体政策措施及其与边疆地区的社会、环境等具体要素交互作用而达到的实际效果。在这个概念里，国家、边疆社会（包含了边疆多样性的族群、社会与文化等要素）、边疆自然环境（包含了气候、地形地貌、生态、疫病等）、周边环境（包含了周边的国际环境、周边的经济、文化交流、临近边疆的内地社会等）组合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边疆控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包含了传统上所说的制度（较为稳定的层面）和政策措施（既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这些制度和政策措施所作用的不同环境及其产生的不同实际效果。这种实际效果，也可以称之为控制程度。

这样一场冲突，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各种线索也相互纠缠，只有将这样一个事件放在边疆控制的系统里来分析，才有可能在纷繁芜杂、看似相互矛盾、相互纠缠的现象中理出清晰的线索。具体说来，本书在研究中利用边疆控制的系统观念，着重注意了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注意将冲突放在清王朝整个边疆战略的层面上考虑。边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边疆和内地的关系犹若四肢与躯干的关系。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边疆的安危和内地的治乱息息相关。有清一代的边疆政策，一直以蒙古为核心，围绕着蒙古问题，不断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西南边疆，从清初开始，通过元江改流设营、普洱改流设镇和缅宁的改流以及对茂隆银厂的控制等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边疆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同时为了维护边疆的和平稳定，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惜默认明代后期边界的内缩，奉行对缅甸没有正式往来的和平友好政策。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清王朝在处理问题时的心态，以及为了边疆的和平稳定不惜出兵一战的决心，也才能理解清王朝在面临进军不利时的理智退缩。这种宏观层面的考量，对我们分析冲突的起因、性质和影响有很大的助益。

第二，注意边疆跨国境的傣-掸民族相互之间及其与两国之间的关系。明代后期，随着缅甸东吁王朝的兴起，今缅甸北部原属明王朝统辖的掸族土司沦入东吁王朝，明王朝的边疆后缩，造成了傣-掸作为同一民族分居不同国家的状况。并且，在缅甸的侵扰下，车里等地的中国傣族土司还被迫向缅甸王朝进贡“花马礼”，以免骚扰。跨国境而居的傣-掸民族群众之间和上层土司之间存在着紧密复杂的联系，而围绕着边疆的傣-掸民族，清王朝和缅甸王朝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不仅如此，由于清王朝对中缅边境局势和缅甸情况的了解，主要来自边境傣族土司的汇报，因而边境傣族土司的立场向背，常常能影响到王朝相应的决策。冲突的开始正是由于中国边境的傣族土司拒绝向缅甸新兴的雍籍牙王朝交纳“花马礼”而引起缅甸新王朝的侵扰，而这种侵扰又因和缅属孟艮土司的内乱交织在一起而愈演愈烈，终于迫使清王朝为维护边疆稳定和领土完整不得不出兵驱逐。在冲突中，缅属掸族土司因不满缅甸新王朝的征求无厌而纷纷倒向清王朝，又促进了冲突的升级。两国恢复正常的友好关系，和边境两侧的傣 -掸土司所做的努力也有关系。可以说，弄清楚边境两侧的傣-掸民族和两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王朝边疆控制的影响，乾隆朝中缅冲突的起因和发展才可能有清楚的线索。

第三，注意边疆和内地日益增强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滇缅之间密切的经济交流。清代前期，随着内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和清王朝对边疆控制的进一步加强，进入边疆的移民增多，边疆资源得到开发，经济得到发展，内地和边疆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了，这对增强边疆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对于王朝的边疆控制是一种正面的促进。同时，滇缅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也在加强，缅甸的棉花和中国的丝绸百货同为两地人民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华人还大批来到缅甸北部从事矿业开发和商业贸易，形成了互补性极强的经济关系。清楚这些联系，才能理解边疆土司对缅甸拒纳“花马礼”的深刻背景，才能理解冲突对云南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边疆地区的两国人民渴望恢复友好关系的经济动因。

第四，注意冲突和缅甸内外政策及东南亚国际局势的关系。冲突固然是缅甸新王朝向中国边疆土司强征“花马礼”而引起的，但当时缅甸王朝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向却是暹罗。只有注意缅甸的内外政策和当时中南半岛的国际局势，才能更好地理解缅甸在冲突中的基本立场，在冲突发展中的战战和和，以及最后缅甸奉表称臣，双方恢复传统友好关系的根本原因。

第五，正确认识自然环境要素对冲突的影响。在这次冲突中，对于气候环境的不适应以及热带地区的疾病如疟疾等（在文献中诸多的热带疾病常被笼统地称为瘴疠）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确实给清军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甚至可以说清军当时军事上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这种环境要素。但是，从全局系统的角度出发，则只能认为这种环境要素放大了清军的困难，而非决定了冲突的结局。这种系统的观念有助于我们克服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