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四传统”与“百年诗歌”：历史知识的个人谱系与参照坐标

此类批评家的主要代表首先是谢冕。1980年5月7日，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对于当时被冠以“朦胧诗”称谓的青年诗人创作，谢冕开宗明义直接将它们与五四时代联系起来：

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的楷模。

“崛起”无疑在当时只是对于历史的个人体验，在这种体验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谢冕对于其无限心仪与神往的五四传统的理解。诗歌的五四传统，谢冕首先将之理解为一种革命的精神、批判的精神。五四前后，在中国新诗诞生之初，它所面对的是强大的古典诗歌的传统，胡适等诗歌的革新者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其本身也置身其中、欲罢不能的古典传统的影响的焦虑，“胡适曾经详细地描述了在新诗创立过程中他和其他人对于‘旧词调’扬弃的艰难历程。他们那时是要甩掉阴影而让全身心沐浴在新时代的新光之下。此外，那时的旧势力太强大也太猖獗，他们的决绝是一种对于旧势力的反抗的唯一选择。那时来不及或者压根就不准备考虑新诗与旧诗的承传的联系，也不想承认旧诗对新诗会有范围相当宽泛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技巧的借鉴和启发。那时一心一意想的是摆脱和排斥，而不是吸收和交融”。在谢冕的理解中，五四时期的包括诗歌革命在内的文学革命，一方面它并不是突发的，在旧文学的母体内已经孕育着白话文和新文学的因素，对于某些题材如小说而言就更是这样；另一方面，由于旧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传统异常强大，文学革命尤其是诗歌革命就不得不采取彻底割断与抛弃传统的决绝姿态，这也是由当时的情势所决定的。谢冕对于五四的这种决绝的革命姿态虽然不是没有保留的，而且也指出了其“片面性”，但就总体而言，他对之是持充分认同与肯定的态度的。这表现在对于“朦胧诗”的“崛起”运动的评价上，就是将之与五四的诗歌革命放到同一个层面进行比照：谢冕认为，与五四时期的诗歌革命承受古典传统的巨大压力类似的是，对于“朦胧诗”论战来说，同样拥有一个大的对立物。只不过这对立物本身与“五四”不同的是，它不是旧诗，而是新诗自身：是新诗的严重异化引发了那一场巨大的艺术反抗，是当时那一声“艺术异端”的猛呼，惊醒了人们的传统梦——那呼声把人们引到了受到扭曲的新诗面前。只有这时，人们才有可能从新旧两种形态的参照中，确认当时“朦胧诗”兴起的诗艺锐变的真谛。而当时的新诗本身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对象，就在于自20世纪30年代起，新诗就违背了五四传统精神，在“左”倾思想的支配下，片面强调了诗歌的现实功利目的与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因而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发展道路。

这就涉及谢冕对于五四传统的第二层理解：谢冕同时将五四传统理解为一种开放精神、创新精神。在谢冕看来，五四诗人生活在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开放的艺术空气中”，他们认准了新的诗歌不仅要有革新的内容，同时也要创造出开放与自由的新的形式来，于是他们对于古典的传统采取了一种大胆的破坏与批判态度，又广泛取用与借鉴西方诗歌的诗体模型，为白话诗歌创造出崭新的诗歌形式来。由此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里，促成了新诗历史上第一次多流派、多风格的大繁荣局面。这种开放与创新的精神，同样也表现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因为开放，所以并不担心外来传统压倒民族传统进而失去自身传统，而是以自信的态度，在广泛的吸收与借鉴中将自身传统保持在鲜活的、动态的生长之中；因为创新，所以也不会在吸收与借鉴中迷失自我，而是以充沛的创造力，在对古今中外的融合与会通中延伸自身的传统。这样的对待传统的态度，可以使中国新诗保持一种与世界诗歌的正常的、健康的关系。本着这样的对于五四诗歌传统的理解，谢冕就将“朦胧诗”的“崛起”，看成对于五四传统的一种修复与回归，无论是从“朦胧诗”所体现的观念形态还是从它所推动的艺术实践来看都是这样。就思想观念而言，它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特征，是在现代神学桎梏之下现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朦胧诗”的崛起意味着诗歌与神学的决裂，人的主题重新成为诗的主题——这可以看作对于五四“人的文学”主题的重新彰显；就艺术变革而言，“……有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

将“朦胧诗”的“崛起”比况于五四新诗革命，实际上是对于“朦胧诗”的“崛起”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史上的位置的一种肯定，这也成为谢冕对于新诗历史的个人知识谱系的结构方式：“崛起”之于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就如同“五四”之于中国新诗的历史，它成为谢冕当代诗歌批评的精神支点、价值坐标与灵感源头。以对于“新生代”诗歌的批评为例，谢冕不仅以期许与赞叹的眼光，肯定了更加年轻一代的诗人将“今天”变成了古老的“昨天”的不断超越与更新的取向，而且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港汊纵横”、“乱流奔涌”的诗歌生态，再一次与五四初期相提并论，并且认为除了那一个短暂的时期，“中国新诗发展的进入常态的运行始于今日”。谢冕对于五四传统的这种几乎无所保留的推崇，肯定不是没有理想化的成分，然而这种充满诗意与激情的理想主义取向，伴同其个体心性与成长阅历，已经铸入其诗学人格。这种诗化人格的特征，就在于对于其批评对象的真诚的、近距离的靠拢与无所保留的投入，以其生命体验来对其批评对象做出诠释。人们可以不同意其结论，却不能不佩服其卓荦的风骨。事实上，这样的人格与这样的批评同其所指向的历史已经化合为一体，它们执着地守护着那段因为生命的浸润而变得仿佛是透明了的历史的真相。

虽然谢冕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中就强调历史不能割断、旧体诗词不能消灭，而后来也一再强调中国古典诗歌作为经过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培养的艺术形态的强韧生命力，和其作为同一个民族文化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进行的审美活动及文学创作，与新诗之间的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但是对于五四传统的坚持的精神实质，就是要维护中国新诗独立于古典传统的现代进程与审美诉求的独特性与完整性：“中国新诗从中国传统诗歌的母体中分裂而出，它的新生、自立以及迄今为止数十年的挣扎、奋斗，痛苦和欣悦，憧憬和期待，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告别古典，进入现代，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更新的过程。”

这样的思想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谢冕的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构想中逐渐明晰，虽然这样的思路本身并非90年代之后才产生，它应该是贯穿于80年代的一贯考虑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对于五四传统的坚持与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的构想是统一的，“百年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就是要从新文学历史的总体上凸显其现代化走向的整一性，这种走向是由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所开创，并且在谢冕看来是在现代文学的最初十年里达到第一个高峰的。与此同时，谢冕将新文学历史的上限，前移至开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变革中国之先声的“戊戌变法”发生的1898年前后，从这时起中国文学迈出古典的门槛踏上现代之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诗歌。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思考框架内，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诉求的果决意志完整地呈现了出来：“新诗在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时，一方面要不断抗击来自复古势力的骚扰，即假借农民或民族意识的名义对于改造更新自身的阻挠；一方面，则要不断宣扬向着世界新进文艺潮流认同的现代思维和现代艺术实践。写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甚至后来的普罗文艺都是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但也是一种初步的形态。”中国新诗实现现代化，至少需要冲决传统向未来开放和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这两个方面的前提。作为新诗现代走向的对立面，谢冕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甚至使用了“阴影”、“阴魂”、“天敌”这样的字眼：中国古典诗歌在千百年的锤炼中臻于艺术的极致，但是这也使得它因为其完满的艺术规范与历史形成的权威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因此在诗歌里任何的改变与创新的意图都极难实现；而且，古典诗歌传统的阴影实际上也从来没有从新诗的头顶移开，每当人们对于新诗的现状感到不满时，这一阴影便如神灵般地出现，成为无可奈何之际“疗救”新诗的药饵。与此同时，谢冕指出，由于农业社会的文化背景与传统的士大夫的审美情趣的制约，新诗在走向世界的现代更新过程中，受到形形色色的以“民族主义”借口出现的绵延不断的干扰。作为这种制约与干扰的结果之一的是，新诗一直没有走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人群的农民，而只是与城市及城市知识分子特别是受到西方文化洗礼的知识者有关，由此也就更加具有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的艰辛，它确实是走向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发展道路。这种情形在1949年之后愈演愈烈达到了极致。20世纪50年代所谓在古典诗歌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号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回归古典就否定了新诗面向未来不断敞开的合法性指向，学习民歌就关闭了向世界诗歌艺术学习借鉴进而与世界诗歌保持同步发展的大门，让谢冕感到愤慨的是，这两个方面正好是对于五四精神的全面逆转，并且彻底走向了五四诗歌与文学传统的反面：“要是说五四当年困扰新诗的是草创期急切间不能彻底迅速地抛弃旧诗的影响，到新诗建立之后，则由于否定了僵硬的旧诗格律，而导致诗的音乐性的削弱以及过于松散自由，而促使变形的古代阴魂对现代诗创造的不断‘施暴’。70年前的缺憾是创造的激情把旧物当成了否定物，因而展现出对待传统的无分析性和片面性。而自50年代至今的危险则是在堂堂皇皇的号召和倡导之下，违背五四的革命精神，向着批判精神的反面肯定被批判物。”新诗在这种无所不在的阻力之下，其现代之途步履维艰。由此谢冕以为，对于中国新诗来说，现代化是它的生成的基本要素，但在传统诗学和传统审美习惯的压力下成为外在的原因。新诗的现代性变得不再是当然的成分，它的存在需要坚持不懈的奋斗。但尽管如此，谢冕对于中国新诗的现代本质之约定，以及因此而来的对于新诗现代化实现必然性的毫不质疑，所以谢冕坚信，无论新诗的生计多么艰危，它也仍会在现实与历史的困境中通过奋斗求得生存。这一点已被新时期以来的新诗历史所证明，而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朦胧诗”的“崛起”运动带给谢冕的振奋以及它在谢冕的学术视野中的地位了。

作为百年中国诗歌（文学）之整一性观念的结果，是谢冕的关于文学的“绿色革命”思想。如前面所说，尽管谢冕以五四文学革命来比照“朦胧诗”的“崛起”，但是，就百年中国文学之整体性来看，它只是新文学秩序内部的调整，就中国新诗审美诉求的一贯性来看，它也仅是对于既有艺术传统的某种修复。这就决定了它与五四文学革命中同古典文学势不两立的革命姿态还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如果要将它也称为一种“革命”的话，那它也是一场不作宣告的“绿色革命”。文学的“绿色革命”的提法，不仅从观念上支持着“百年中国文学”的理论构想，而且也必将在实践上对于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学的健康生态起到维持作用。

与上述的对于百年文学历史的时间上的连续与整一相应，“百年中国文学”的设想所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还有“中国文学的整合”。这种整合是地理空间上的整合：它指的是将大陆与台、港的诗歌与文学，跨越地理上的隔绝与政治上的对立，统一到中国文化母体与“百年中国文学”的完整概念上来。对于诗歌来说，这一点可能尤其重要，港台特别是台湾的诗歌，被评论家沈奇称作80年中国新诗的“三大板块”之一（另两大“板块”分别是20年代至40年代的新诗拓荒期、70年代末至今的现代主义新诗潮），由此可见其在完整意义上的“百年中国诗歌”当中的重要地位。因此，长期以来的诗歌研究中对于台湾诗歌的有意无意的、情愿或不情愿的忽略，造成的可能是学术视野与完整的诗歌概念的严重残缺。而且不仅如此，从更大的方面看，“百年中国文学”观念所带来的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学的整合，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意味着文化战胜了地理，艺术超越了政治，这只能表明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学从其内质上在走向成熟与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