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崛起”到“隐匿”：生命沉潜中的历史反思

在本章中还必须论述到的与谢冕属于同一类型的批评家，是作为三个“崛起”论者之一的徐敬亚。在“朦胧诗”的“崛起”之初，谢冕的“无距离观照”式的对于历史事实的诗性把握方式，使得他不愿意将自己确立为一个从“主体”角度来面向历史的历史规划者与归结者；同时他的历史观念，也使他处于一种类似“功成而弗居”的洒脱的历史辩护者的身份，而非以历史的创造者自命。但是即便如此，基本的心理距离与思维定向还是存在的。徐敬亚则不同，他不是一个面向历史的观察者与思考者，而本身就是一个沿着历史的河道顺流而下的浮水者，因此距离与方向感更加淡薄。在他为“朦胧诗”辩护的第三个“崛起”《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的长文一开头，他本人以“朦胧诗”大潮的个中人的口气豪迈地宣称：

我郑重地请诗人和评论家们记住1980年（如同应该请社会学家记住197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样）。这一年是我国新诗重要的探索期、艺术上的分化期。诗坛打破了建国以来单调平稳的一统局面，出现了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同时并存的趋势。在这一年带着强烈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们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

这样的宣告在当时正人视听的意义不必详述。就徐敬亚而言，人们应该注意的是问题的另一面。对于作为“朦胧诗”作者群体中的一员的徐敬亚来说，“朦胧诗”与“崛起”论，不仅是其批评观念的起点与知识谱系的辐射中心，恐怕还是声气相通的生命关联物。这使他对“朦胧诗”产生了超乎一般的认同感：“也许是由于身在其中，我一直十分尊敬朦胧诗对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血泪开拓”，由此，一方面，徐敬亚在强调“朦胧诗”作为对于五四传统的继承的同时，特别突出“朦胧诗”本身的当代合法性与当下生成的必然性，这既反映出徐敬亚对于“朦胧诗”的历史由“身在其中”造成的短视与浅见的局限性所在，同样是这种情形下的近距离、无距离观照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徐敬亚认定“新生代”以后的诗歌是“朦胧诗”的接续与继武的基本判断，产生了对于历史的“离间效果”，这又使他对于“新生代”之后的诗歌在提供了一针见血的批评的同时，也表现出其由于缺乏足够宽广的历史理解视野所形成的窘迫与褊狭。而贯穿于这一切之下的，是他对于历史的信念与理解方式。

正如《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可以明显看出与《在新的崛起面前》有着观念上的继承关系一样，在对于五四传统的重视这一点上，徐敬亚是与谢冕相同的：五四以来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区别于古典诗词与民歌的新的诗歌传统，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直接的基础。但是，在徐敬亚看来，对于五四传统的恢复与回归，在1977～1979年这“起死回生的三年”中几乎就已经全面完成，除了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完成的思想内容的转换而外，与新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社会心理相对应的新的艺术形式及表现手法的探寻，是时代交给“朦胧诗”的任务。而“朦胧诗”在艺术上的更新，固然是受到了外国诗歌的影响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它作为“一代中国青年的脚步”的艺术反映，具有当下中国的最新现实的依据。徐敬亚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诗艺探索，不仅内容上脱离中国现实，而且危难时局使得艺术上的幼芽也过早地被摧折了。因此，探索远未完成，“朦胧诗”所代表的中国未来的现代诗的主流，“是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指40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多元化的新诗总体结构”。在《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一文中，正如徐敬亚对于“朦胧诗”主题内容上的感同身受的体会与对于艺术手法上的详尽细致的分析，在为“朦胧诗”辩护的问题上起到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样，徐敬亚对于新诗历史的主观化解释，至少就其效果而言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但问题显然还不仅如此，过于执着的历史信心、与历史本身的强烈的趋同愿望、过度乐观的历史“主体”激情，在与“朦胧诗”的生死与共中被固定甚至更进一步被强化了，徐敬亚这样的批评家本身，从此也就与这一历史时段紧紧地绑缚在了一起。

因此另一方面，对于“新生代”以后的诗歌，徐敬亚虽然也承认它们与朦胧诗在艺术观念与语言观念等方面的分野，以及这种变革的价值，但是显然他更感兴趣的是富有文化意义的历史关联：“这是一个继五四、朦胧诗两大破坏过程的继续，它终于使现代诗与中国语言在总体上达到了同构、一致与融合，造成了几十年来诗的最舒展时期”。同样，徐敬亚对于“新生代”以后的诗歌的批评，也带着洞穿了历史真相的“彻悟”眼光，主要着重于后者的文化生态以及进入历史的文化权力机制与文化实践技术的分析，着重于“人性”的分析，于是“新生代”诗人被描述为最初是一群悄悄蹲在“朦胧诗”围观者的当中的、吸纳了当时巨量涌入中国的艺术信息的幸运者，他们显然具有一种更为“狡狯”的文化性格：“一方面，在现代诗的团伙中，对官方诗歌的嘲笑，已经变成了对公开发表的敌意。把诗变成官方文字，甚至成为现代诗歌舆论中一种约定俗成的流行羞辱。另一方面，现代传媒的诱惑，从改善生存与艺术扩散的双项需要上，蛊惑着急欲成名的后来者”。同时，“新生代”诗歌在用一种优雅的文化策略经营着自己的文化野心：“它用双腿追逐着西方，眉心却朝向东方，在反对权威的同时，妄想取而代之的欲望一天也没有安息”。虽然“在言论的意义上，超过了战前弥漫欧洲的先锋艺术，并比肩于60年代美国文化可怕的变异”，但是作为“人造流派”与人为催红的果实，“新生代”诗歌留下的是“残酷的局限”与“浅薄的种子”。与对于“朦胧诗”的激情认同肯定遮蔽了不少东西一样，在徐敬亚的这种对于“新生代”以来的诗歌的冷漠解剖中，肯定也忽略了一些更为重要的因素。

实际上，徐敬亚在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诗歌历史形成“离间效果”的同时，也意味着与这段历史的“生命”剥离的开始。不过，在这种剥离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形成更为开阔的视野与更为通达的诗学观念，而且仿佛随着这一过程，徐敬亚也失去了对于诗歌的热情、洞见与耐心。与《历史将收割一切》这个题目在今天读来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的反讽意味及“……话来话去，置身其间，我们也明白了历史是怎么回事”的半真半假相应，在这里反映出的是徐敬亚本人也未必意识到的对于“新生代”以后的诗歌的一种含混态度：与其说是“新生代”之后的诗歌的质量令徐敬亚倍感扫兴，倒不如说徐敬亚对于它们的兴趣原本就远远不及“朦胧诗”，这可能也就是徐敬亚对于这一阶段的诗歌总是“言简意赅”而且多有不满之词的原因。

徐敬亚与“朦胧诗”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他难于形成一种健全的历史观念，而即使是“历史主义”诗学也需要对于历史的反思态度，但这又恰恰以与历史本身的观照距离为条件，而非将后者设置为一种黏稠的本体论基础。及等到他从这种血肉关系中“超脱”出来，已经耽搁了太长的时间，他会发现他已经不再能写评论了，他迟早会发现一种似乎是“被时代抛弃”的不适应感，因为这种“超脱”的结果，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1996年，徐敬亚写出了《隐匿者之光——中国非主流诗歌20年》这篇长文，徐敬亚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新时期以来的20年的新诗历史进行了通览式的回顾与总结，将当年他本人乐观地庄严宣告“崛起”于历史前台的“朦胧诗”，归入了20年来与“主流诗歌”对峙的“非主流诗歌”的“隐匿者”的行列：“一方，被土地托举着，在碧空如茵的原野上春绿秋黄；另一方，被埋在地层之下，额头迎着砂子与石头的摩擦，苦苦行走。20年来，二者一直在地平线的上下两侧互望、厮杀、并存”。中间经由一种对于历史的反讽姿态（《历史将收割一切》）的过渡，从“崛起”到“隐匿”，这种隐喻的使用上的“天渊之别”，意味深长地表明了徐敬亚的历史视角与历史态度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变化却不足以推动其从一种对于历史的近乎绝望的激愤，走向在完整的历史视野中形成的真实的历史观念与复杂的历史理解方式：

整整20年，中国现代诗生生不灭，至今似乎已流落于自由、无羁的街头。然而它曾冲击过的那一架沉重的文化机器，仍固若金汤。它，只是偷偷沉默着。它只要灌注燃油，即会突然发动——整体的、固有的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对现代诗冷眼旁观，阴森地保留着长久不散的批判特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生代”诞生的文化语境与“朦胧诗”时期相比，已经具有了重大的不同，而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生活状况发生了更加深刻的转型，因此“新生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诗歌，显然不是“地平线”上下对峙的状况可以穷尽的。更为开阔的诗歌空间正在形成，更为复杂的诗歌生态已然显现，诗歌不再沿着那条“地平线”作上下攀升与争夺，那条“地平线”本身其实也早已经崩解了。比较接近事实的比喻，可能倒是大家都生活在各自的“地平线”当中。这些徐敬亚大体也是清醒的。在生命沉潜与历史反思之后，徐敬亚终于跳出了“历史”，然而他却仍然将“历史”视为不可动摇的铁板一块，历史的这种宿命意味与整一性的幻象，却正可以看作“历史”的同化作用的效果之一。可能与其个人遭遇有关，徐敬亚在超出历史、反思历史时，仍然过于夸大了某种特定“历史”的权能。历史已经进入水天茫茫开阔的入海口，思维却还在那条已经不复存在了的虚幻的狭窄河道的约束中艰难地行进。

因此，徐敬亚的批评就是在与历史的过近或过远的距离、在对于历史的过望与绝望之间跳荡与徘徊：“中国现代诗，为了你，我曾畸形兴奋，也曾万分沮丧。如今我的心中只有沉重！”没有人怀疑这种表白的真诚，更没有人否认徐敬亚的“崛起”论的贡献。正是超出徐敬亚的“崛起”论的历史贡献以外来看时，如果说诗人身份与气质影响到批评的准确性作为个体现象无论多少尚不足以忧虑的话，那么我们却为又一代人的历史观念与诗歌观念，开始于对于个体情绪的如此过度依赖感到些微的不安。

正如本章并非认为谢冕这一代人的历史观念没有其局限性一样，这里不是苛责徐敬亚，相反，我们始终认为谢冕包括徐敬亚所坚持的新诗历史现代性走向的自足性与整体性，就其基本取向而言是当下诗歌写作与诗学思考展开所需要的必要前提之一。这里所感到遗憾的并且感到忧虑的是，“历史”在徐敬亚的凝固化的理解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因而，历史本来可以在作为又一代人的徐敬亚，或者在作为徐敬亚的这一代人（包括诗人甚至包括“朦胧诗人”群体）这里有着更多的可能性，至少也有着其他可能性：在中国当代，在诗歌与历史之间的、超出诗学意义以外的关系上，本来也可以更加通脱一些，理解方式更加多样一些——相信这些徐敬亚本人至少也是部分地深切感受到了，就他八九十年代之后写的《不原谅历史》等文章来看，显然也正是对于类似内容的、包括他本人的个体生命历史在内的足供后人深省的沉痛反思：“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被理解、运用得狭隘、局促——如果我们永远地‘谅解’，永远地‘设身处地’，那就永远地裹挟在历史的沉沉的阴影之中。谁没有理由？哪一滴血的后面没有刀子？哪一把刀子不想以肺腑之言发表满腹的申辩？作为一个个可怜的羔羊，地狱的横栏最终将稍加羞辱地放过一切罪人。但是不会原谅历史结局的选择”。不管这样的思考路径与结论是否妥当，它所指向的，也正可以看作是在严苛的历史情境与紧张的历史意识内部，对于历史丰富性的理解与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