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结盟到巩固同盟
第一节 二战时期的加美安全关系（1940～1945）
一 二战初期欧洲战场形势和加、美的反应
加美两国人民尽管在一战中有过短期合作并取得了一些共识，但两国安全关系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1940年初，两国使馆连军事武官都没有。造成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两国都认为北美大陆很安全，没有必要开展安全合作。其次，加拿大不愿意与道德缺失、自私自利的美国为伍。加拿大民众认为美国以欧洲人民的鲜血为代价大发战争财，战后为了这笔肮脏财富对欧洲苦苦相逼，因此对美国的欧洲战债政策非常厌恶。而且除了财富，美国对日渐恶化的欧洲形势漠不关心，顽固坚持中立政策，没有表现出丝毫大国的责任感。[79]
北美的宁静很快就被法西斯国家在世界的扩张而打破。凡尔赛体系在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冲击和日本扩张的刺激下，很快就宣告了崩溃。冲突和战争重新成为30年代的主要特征。
面临新的世界动荡形势，加美不得不认真考虑彼此的安全需要。1936年8月14日，罗斯福总统在纽约州肖托夸就保卫加拿大问题首次发表声明：“我们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如果有人试图离间我们，那不过是痴心妄想。他们应该知道我们足够强大，不但可以自卫，还可以保卫我们的邻居。”[80]1938年8月18日，罗斯福在安大略省金斯敦即兴发表了一份措辞更严厉的声明：“加拿大是大英帝国的一员。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某些帝国胆敢觊觎加拿大领土，美国人民决不袖手旁观。”[81]罗斯福和加拿大总理威廉·L.麦肯齐·金还首次讨论了北美大西洋海岸的共同防御问题。[82]8月20日，金在安大略省伍登布里奇迅速回应：“作为友好邻邦，我们责无旁贷，不让敌人以我们的国土为基地从海上、空中和陆地向美国发起进攻。”[83]然而，金在日记中承认，尽管美国的战略利益事关加拿大安全，但他不愿意与美国共担北美的防御责任。[84]但是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并未奏效，欧洲形势越发严峻。11月，金不得不转变这种虚与委蛇的态度，利用在华盛顿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机会，就共同安全问题与罗斯福认真详谈。[85]会后，罗斯福再次公开强调，美国决心使北美大陆的空中防御坚不可摧，并且相信加拿大会全力配合。[86]在二战全面爆发前，加美不断表示相互支持的决心。
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为加美安全合作增添了根本动力。尽管加美存在安全共识，但是加拿大的最初反应却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加拿大也随即根据1914年的战争法案宣布全国紧急动员，但没有宣战。加拿大不再像一战时那样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动卷入战争，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由议会辩论并做出决定，在英国宣战一周后于9月10日宣战。同时，它也不像美国那样继续保持中立政策，而是选择了参战。[87]加拿大以此向世界表明它是一个既不依附英国也不听命于美国的独立国家。
加拿大军事力量很弱小，陆军4500人、海军1800人、空军3100人，战争爆发前，已经开始准备扩军。二战爆发当天，加拿大国防部就得到议会授权，立即组建了两个步兵师和一些预备役部队，扩建海军和空军的计划也随即启动。[88]
加拿大宣战之后的首要目标是积极有效地支持英、法的战争，因此它没有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而是迅速采取了工业总动员的措施。可是在组建两个步兵师和扩建空军之时，它惊慌地发现其军工生产连自己的需要都满足不了，更不用说支援英、法了。因此首要目标难以实现。
出现这种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在军事上一贯依赖英国，长期忽视自身的军工建设。可是英国有向加拿大提供必要的军备的能力吗？真实情况是，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国的军备建设直到1938年3月才开始真正受到重视，远远落后于德国。[89]参战之后，英国的军火消耗大增，致使其军工生产连自己的需要也满足不了，更别提加拿大的需求了。得不到英国支持的加拿大只好自己解决武器弹药问题。尽管加拿大工业基础好，原材料充足，具备迅速扩大生产的潜能，但是缓不济急。结果，尽管英、加在战争初期努力扩大武器生产，仍然无法满足战场巨大的消耗，军火供应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善。[90]
1940年4月，即德国发起对低地国家和法国的闪电战前一个月，加美两国首脑在佐治亚温泉会晤，紧急磋商世界形势。[91]此次会晤中，两国首脑决定加强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安全合作，对加美安全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92]
温泉会晤之时，法西斯国家对北美大陆的攻击或美国参战还似乎很遥远。1940年5月10日，德国突然发动对低地国家和法国的进攻使加、美对世界安全形势和大西洋安全结构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敦刻尔克大撤退让加拿大认识到了一个严峻现实：英国自身安全难保，再也无力保障加拿大的安全，除了转向美国，加拿大已经别无选择。除非与美国结盟，否则，一切问题都无法解决。[93]美国决策层也忧心忡忡，英国可能战败，而其强大的海军舰队极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战略资源。这样，英国舰队的归趋问题一天不解决，北美安全就一天没有保障。因此，假如出现英国失利的局面，确保英国舰队驶向大西洋西岸成了当务之急。[94]加拿大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也需要英国舰队能够继续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控制，为此它配合美国的行动，努力劝说丘吉尔做出让罗斯福总统放心的保证。[95]加、美在北美大陆的安全防御上找到了利益共同点，两国由此迎来了在安全领域加强关系的新契机。
可是，美国的战备也严重不足。1938年国会通过海军法案，它才开始迈出建设两洋海军的第一步，但步伐并不大。1939年4月，国会又通过法案为陆军的新飞机和其他装备拨款。二战爆发后，美国继续保持中立。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军工生产还不能转入战时状态，其军工生产能力因此受到很大限制。[96]
但是，加拿大对美国的军事援助给予很高的期望。早在1939年8月，加拿大国防部长和空军参谋长就曾秘密访问白宫和陆军部，寻求购买65架中型轰炸机、教练机、巡逻机，但是空手而归。1940年1月，加拿大政府又试图从美国政府购买军民两用的快艇，再次遭到拒绝。接下来的几个月，加拿大政府不得不转而由民间出面购买民用快艇，并且以合同方式直接向美国生产商订购了一些军事装备。[97]
尽管美国已经认识到两国合作的必要性，然而它对加拿大战略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静坐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在应罗斯福要求制定作战规划时，认为最严重的威胁可能来自巴拿马运河和加勒比海地区，因此把拉丁美洲的防御作为战略重点来考虑，主要考虑利用拉美、大西洋和纽芬兰的军事基地，而没有考虑加拿大的军事基地的使用。德军1940年5月的军事行动，惊醒了那些认为战争仍旧可以以政治对话方式而避免的美国人，并迫使其认识到战争日益逼近北美的残酷现实，加拿大的战略地位因此变得重要起来。
法国投降之后不久，德军开始空袭英国。英国一旦战败，将意味着英吉利海峡不再是北美安全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北美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将后退至大西洋。北美安全防御因此成为美加两国安全政策的最优先课题。在这种万分危急的形势下，罗斯福和他的亲密顾问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紧急支援英国，增强其抵抗德国入侵的能力；另一方面开始严肃地对待立足于北美大陆的本土安全问题。1940年7月10日，罗斯福向国会呼吁：“我们不能四面出击，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全力以赴地搞好自身防御。因此，我们的防御规划应该立足于本土防御，我相信人民愿意为此做出牺牲。”[98]
可是，加拿大对欧洲危机的认识却更加严肃，认为法国的败降已经使战争迫近国门。加拿大政府一边在军事上尽力满足欧洲战场的要求，一边在沿海军事薄弱地区加强自身防御。[99]然而，加拿大遇到了靠一己之力已无法解决的空前严重的困难：海、陆、空三军过于薄弱不能保家卫国；海军基地年久失修，要么不能使用，要么设施不完善；如果英国政府流亡加拿大，加拿大政府还要为其提供栖身之所，如何处理流亡政府和加拿大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加拿大没有逃避这些问题。5月20日，总理金重申宣战时的政策，发誓要拼尽全力保卫纽芬兰和英、法在西半球的属地。6月，加拿大陆军开始在纽芬兰部署；同时，应英国之请求，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冰岛驻扎。[100]
丘吉尔6月5日的来信更增添了金的忧郁。丘吉尔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让美国人不要对英国的沦陷幸灾乐祸，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英国舰队，得到大英帝国和大不列颠的庇护权。如果美国参战而英国沦陷，这些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是，如果美国继续保持中立而致使英国沦陷，上台执政的亲德政府将采取何种政策，我就不得而知了。尽管总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迄今未收到任何援助。我们不指望他会派遣援军，可是他们连派遣驱逐舰、飞机或者一支舰队到防爱尔兰南部都不肯，请你务必向总统施压。”[101]丘吉尔怨恨美国在军事援助上态度消极，怒其觊觎英国舰队的险恶。英美之间隐藏的矛盾暴露无遗。如果任由英美矛盾发展，将非常不利于民主国家共克时艰。因此，金的当务之急是消除二人的分歧，尽快落实美援，促成英美建立起实质性的同盟关系。
就在金努力消除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矛盾之时，加、英出现了需要美国紧急解决军援的新问题。德军对法国的猛烈进攻使英国不得不把它在加拿大用于训练的教练机也调回来支援前线。由于缺少教练机，英联邦空军训练计划中止了，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表明英国为了应付危局即将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了满足战争的需求，必须训练更多的战斗机飞行员，英联邦空军训练计划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们一方面寻求从美国购买教练机；另一方面努力与美国达成在美国培训飞行员的协定。然而，加、英得到的回答是这些设施仅能满足美国的训练需要，而且上述事宜也违反国际法。
面对欧洲的严峻形势，罗斯福指示联合参谋部放下手头的工作，加紧制订彩虹-4计划。[102]该计划假定英法战败，美国不得不面对德、意、日同盟，战略重心开始从欧洲转向北美和南美的北部。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103]以及其亲信、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都认为，美国在南美北部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德国搞颠覆或者军事干预，为此必须占领英、法、荷、丹在大西洋的属地以消除隐患；在北美，作为北美大陆防御的基本要求，美国必须在西半球北部沿海基地特别是加拿大沿海省以及纽芬兰殖民地驻军。从地理上看，加拿大沿海省以及纽芬兰殖民地是欧洲进攻北美的最短距离。从战略上看，加拿大沿海省以及纽芬兰殖民地是美国东北部工业带防御的屏障。总之，加拿大沿海省和纽芬兰殖民地是北美安全防御的门户。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强调指出：在德国要求割让英、法、荷在西半球的战略要地时，美国应该先于德国占领上述殖民地。但是这个占领计划没有包括纽芬兰，原因是在加拿大已经在纽芬兰驻军的情况下，军方认为切合实际的方案是与之合作。[104]
6月21日，一份题为“国防基本对策”的美国陆军部报告在十易其稿后终于出炉。它要求立即大规模地启动与拉美和加拿大的安全合作项目，加强对拉美的军事援助，外交应服务于这个目标。6月23日，罗斯福和马歇尔、斯塔克讨论了这份报告。尽管罗斯福没有立即批准该报告，但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准确地反映了1940年夏天美国对西半球防御的态度和政策。[105]
危险的时局终于使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向南美各国立即提供军事援助。在国会的支持下，7月，美国政府参加在哈瓦那召开的美洲外长会议与拉美国家一起讨论欧洲形势恶化带来的美洲安全问题。7月末，罗斯福正式批准了向美洲各国提供军援的政策。[106]该报告提出的大部分对策最终付诸实施。
尽管《国防基本对策》仍然把西半球的防御重点放在加勒比海和南美洲，但是英国舰队的归趋问题在推动加美走向更紧密的安全合作。加拿大尽力在英美之间转圜，消除在此问题上引起的紧张与不满。6月，金派出特使金尼赛德（Hugh L.Keenleyside）秘密访问华盛顿，与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讨论6月5日丘吉尔的电报。罗斯福对丘吉尔拒绝做出不把舰队交给德国的保证深表担忧和不满。金担心丘吉尔以舰队为筹码施压美国只会适得其反，因此致函丘吉尔不要利用舰队问题过度要挟美方。[107]可是，丘吉尔在给金的回信中一边否认在拿舰队和美国参战做交易，一边又恐吓说无法约束未来的亲德政府的行为，而且要金把这种危险明确地告诉美国人。[108]丘吉尔口是心非的做法恰恰证明他在利用舰队问题向罗斯福施压的事实。
然而，丘吉尔以其坚决消灭在奥兰港不愿归顺英美的法国舰只的行动证明了他6月4日在国会的发言。[109]但是，丘吉尔为了保持对美国的压力不肯松口，这样，把舰队交给德国的可能性在英、加、美的秘密三角会谈中始终无法排除。然而，到7月中旬，英美关于驱逐舰换基地的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突破，英国舰队的归趋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英国以放弃大西洋海军基地的形式放弃了近200年的大西洋海上霸权，大西洋安全结构和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加拿大的积极协调下，影响北大西洋三角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消除了，加、美也增加了沟通与互信。在此过程中，加、美为解决迫在眉睫的北美大陆的安全问题加紧了军事协调。
二 1940年7月加美参谋会谈
1940年6月14日，也就是美国新任大使莫法特递交国书的第二天，金就急切地与之讨论因英国舰队转移至加拿大可能带来的实际问题并且建议举行加美之间的参谋会谈。可是，莫法特不以为然，未及时向国内传递这一重要信号。两天之后，金再次召见莫法特，请求美方在此紧急时刻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援助。莫法特再次忽视了金发出的第二个信号。加拿大政府对此非常失望，可是形势危急，让美国了解加拿大的立场与行动非常重要。6月17日，金转而通过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馆代办紧急向罗斯福[110]递交一封绝密信件，再次建议举行参谋会谈以讨论“北美特别是北美大西洋沿岸的防御问题”。[111]同日，加拿大又递交了一份购买48架战斗机和40架巡逻机的备忘录。[112]6月11日，英国大使洛西恩侯爵向赫尔递交外交信件，建议举行海军参谋会谈。赫尔对加、英几乎同时提出的参谋会谈要求满怀狐疑，仅答应向总统汇报。两周后，当洛西恩再次提出此事时，赫尔回应必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加拿大的运气也不太好，6月27日，赫尔回称现在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就在当天，韦尔斯却按照罗斯福的指示要求莫法特摸清加拿大的谈判要求并迅速汇报。总统的指示自然不敢怠慢，但莫法特认为，会谈可能是为两国商讨秘密的技术情报交流问题。
6月29日，莫法特应金的要求与加拿大新防长罗尔斯顿（J.L.Ralston）、空军部长鲍威尔（C.G.Power）会谈。双方一致认为：需要加强纽芬兰空军基地的防御、占领法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他们还讨论了如下问题：加拿大沿海省、格陵兰岛和冰岛的安全防御；英国舰队移师加拿大海军基地；英联邦空军训练计划；加强两国军工生产合作。加方还提出美国首先在北大西洋西部执行侦察飞行任务以及采取租借或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扩大在西印度群岛和纽芬兰的空军基地。7月1日，金向即将回国述职的莫法特指出加拿大把几乎全部装备都支援了英国的事实，强烈要求美方提供步枪、机关枪、大炮以武装新征召的军队。
总统的指示和与加方的会谈使莫法特恍然大悟。7月2～3日，回到华盛顿的莫法特马不停蹄地与马歇尔将军、斯塔克上将和财政部长摩根索会面，他一改以前的消极态度，故意夸大加拿大防御存在的危险，要求立即援助加拿大并与加方举行参谋会谈。莫法特不左就右的做法在美方决策层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马歇尔表示，接待加方参谋人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让加方因此知道美国军工生产不足的真实状况，反倒会让他们沮丧。而且，国会刚刚通过的法案使武器转让变得更加困难。摩根索表示所有战争物资都是以英联邦为单位拨付，然后由英国分配，不同意直接向加拿大分配战争物资。只有斯塔克赞同加方代表团以与英国采购委员会磋商为名，与美国军方秘密举行参谋会谈。支持参谋会谈的力量明显居于下风。
7月3日，摩根索、马歇尔和斯塔克继续讨论参谋会谈和军事援助的问题。马歇尔仍持反对立场，明确指出：美国武器供应形势紧张，与其向加拿大供应军火以至削弱美国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如在形势需要时向加拿大派遣军队。他还提醒摩根索和斯塔克，总统正在考虑必要时利用铁路向加拿大快速投放30万军队，以此表明他的立场实际上反映了总统的想法。在美国政府对英国舰队做出决策之前，加美两国军方讨论上述问题毫无意义。马歇尔的观点得到了斯塔克的部分赞同。但摩根索认为，如果通过参谋会谈能了解加拿大的防御实力和规划，一旦战争打响，只会对美国有利。更何况，参谋会谈还能增加两国安全规划合作的有效性。可见，军方和财政部门的意见迥异。与此同时，莫法特拜见国务院的核心人物赫尔和威尔斯，继续为加拿大游说。在意见相左、争持不下的情况下，罗斯福的决断就相当重要了，当天晚上，罗斯福在听取上述意见后决定在不做任何承诺的前提下举行非正式的秘密会谈。[113]
经过双方的协调，会谈从7月11日[114]开始，只开了两天：7月11日的一般性会谈和7月12的小组会谈。时间虽短，层级却很高，从罗斯福主要军事顾问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斯塔克参与会谈来看，美方非常重视此次会谈。[115]
为了保密，7月11日的会谈选择在海军上将斯塔克的家中举行，与会人员共8人：加方包括副总参谋长肯尼思·斯图尔特、海军副参谋长L.W.默里、空军准将A.A.L.卡夫，美方包括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斯塔克、陆军部规划处副参谋长乔治·V.斯特朗和海军代表舍曼和希尔。[116]
双方首先就世界局势交换了意见，加方特别指出他们不是因为对战局感到悲观甚或恐慌，而是为了探讨共同面对的防御问题才到访华盛顿。紧接着，加方提出两个议题：现阶段美国向加拿大提供军事物资援助的程度；一旦英国战局不利，两国将采取哪些共同行动。会谈主要围绕美方感兴趣的第二项议题进行，重点讨论加、美在加拿大东部和加美东部海域的基地设施的建设和使用问题。美方明显不愿意讨论军援问题。
7月12日的会谈才对第一项议题展开探讨。美方之所以改变了对援助问题的态度，一是加方提出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二是加方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牌都摆在桌面上，在一般性会谈临近结束时，加拿大的坦率终于获得了美方的善意回应。[117]加方的诚意还使美方确信泄密的可能性很小，会后一改初衷提议次日上午的小组会谈在陆军部和海军部举行。
7月12日上午，斯特朗和斯图尔特主要就美国援助问题进行了陆军参谋会谈。斯特朗提出了一份美国陆军拟向加拿大提供的援助清单，并明确指出美国不能做出承诺，最好由加拿大政府而不是通过英国采购团提出采购申请。加方认为美国陆军现在不能但将来会同意向加拿大出售这些军事装备。[118]斯特朗还向加方提出了一个在美方参战之前需要加方采取的行动清单。
7月12日上午，海军参谋会谈在默里和希尔上校之间进行。默里表示，如果英国海军在敌人进攻下被迫离开英伦三岛或者遭到德意海空军的联合进攻而溃败，加拿大海军不可能迎接战斗。因此，加拿大海军的任务就是提供基地并配合英美海军的行动。经英国海军部的事先许可，加方还向美方提供了英国在加拿大沿海省份的防御设施以及舰船、武器装备的情报。[119]由于当时英国海军仍属世界一流，加方提供的情报对于美国而言是非常宝贵的，这显然是英方增加美方信任的重要措施。
双方还讨论了英国海军舰只在加拿大海军基地维护的事宜。默里表示加拿大基地设施有限，不能修缮大型舰只，希望美国能够允许英国舰只进入美国海港进行修缮。希尔明确指出，只要美国仍然处于中立状态，国务院就不会同意在美国港口维修交战国的舰只。因此，加拿大港口的维护设施亟待提升。尽管双方认识到这种能力的提升需要美国的大力支持才能完成。但希尔表示只能个案处理，援助幅度很难扩大。[120]
双方再次就加拿大沿海省和纽芬兰的基地使用问题进行了磋商。鉴于加方的开诚布公，希尔答应将认真考虑默里提出的火炮援助要求。然后双方深入讨论了互相给予对方使用海军基地设施的便利的问题。希尔对纽芬兰的军事基地特别感兴趣，除了要求得到更多的基地使用权外，还希望立即部署一个陆军师。这就涉及美国军队过境加拿大的问题，默里表示愿意提供协助，但是加方缺乏必要的交通设施，美国军队只能运输到离纽芬兰最近的地点。
希尔还对哈德逊湾安全防御的薄弱状况感到担心，提议由美方派出一支巡逻舰队阻止敌人舰队入侵。默里表示赞同。默里还提出，若美国海军进入加拿大海域，由美方提供密码和发报员，希尔表示同意。
7月12日下午，[121]空军参谋会谈在卡夫和舍曼、斯特朗[122]之间进行。由于冰岛对于北美大陆的安全的重要性相对来说要弱一些，双方没有就此展开探讨，双方主要就加拿大沿海诸省、纽芬兰、拉布拉多和格陵兰的防御进行了协商。斯特朗在会谈中着重指出，加拿大应该至少在纽芬兰和加拿大沿海省各建一个5000米长的跑道、方便四引擎大型飞机起降的大机场并完善配套设施，在未来9～12个月的时间里，一旦出现加拿大遭受大规模进攻的情形，美方可以随时向纽芬兰和沿海省各派遣一只由120架各型飞机和2500人组成的空军部队。由此可见，此次空军参谋会谈的核心是北美大陆的安全。关于军事援助问题，斯特朗表示美国空军目前只能提供某些类型的炮弹援助，但9月后可以向加拿大提供其他类型的炮弹。
根据会谈情况，加方认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干预，只有在加拿大政府提出请求时，美方才会考虑出兵干涉。双方都认为战局照这样发展下去，结局肯定不乐观，因此美方提出英国应该把一些从美国军购的物资分配给加拿大。美国可能不会再向英国提供军事装备，但是美方不会撤销既有军购合同。斯图尔特预计，尽管目前美方无法提供飞机，但随时可能改变其态度。
会谈结束后不久，加拿大迅速地对此次会谈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并把评估报告转交美方。[123]加方强调，加拿大在纽芬兰的防御能力有限，需要美国军事装备弥补加拿大严重军备短缺的状况。加拿大只有在军情紧急时才会需要美军进驻。加方估计在海边省大概需要三个师的美国兵力，若美国参战，纽芬兰的全部防务将由美方承担。美国军方没有对加方评估报告做出任何反应。
由此观之，欧洲战局愈凶险，美国对加拿大愈有唇齿相依之感，加拿大的战略地位愈突出。加美双方不仅讨论了国际安全形势，还对各自的军事准备进行了开诚布公的相互交流，表明了各自的态度，尤其对大西洋沿岸特别是纽芬兰和加拿大沿海省的军事防御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美方还接受了加强加拿大沿海省份和纽芬兰的防御建议，陆军参谋部规划处要求情报处立即准备上述美军拟驻扎地区的详细情报。此次会谈是在法国败降、西欧战事特别吃紧的情况下，两国军方为落实4月温泉首脑会晤的精神而召开的，会谈双方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
会谈之后，美国陆军特别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就两国安全关系达成政治协议。因为如果能与加拿大政府达成政治协议，那么，美国即使未参战也可以向加拿大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124]这将打开军援加拿大的新局面，同时为军援英国打开一条新通道。军方的意见对罗斯福总统对加拿大安全防御价值的认识产生了积极影响。另外，加美参谋会谈及其取得的成果对英美参谋会谈也产生了积极影响，8月3日加拿大驻英国高级专员给金的报告证明了这一点。[125]这就说明，美国分别与加、英举行的参谋会谈是美国政府积极应战、建立北大西洋三角同盟的重要内容。
三 奥格登斯堡首脑会晤
虽然参谋会谈使两军之间建立起基本的信任，但政治层面上的进展不是很大。到8月初，形势完全逆转，加美之间的军事磋商几乎完全停滞，而英美在伦敦举行的参谋会谈却如火如荼地展开。[126]
两国要求加强合作的力量一直在增强。莫法特向华盛顿汇报加拿大的舆情，法国投降后，战争越来越逼近北美，加拿大民众尽管对未来的悲观情绪达到了最低点，但更加强烈地要求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就在此时，美国的舆论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连一向被视为孤立主义势力喉舌的《芝加哥论坛报》也在6月19日发表社论主张与加拿大建立正式军事同盟。美国舆论反过来唤醒了更多的加拿大民众，要求与美国结盟的呼声更高了。加拿大政府意识到，除非采取一些令民众满意的行动，政府将面临严重的危机。另外，美国正在为本土的安全防御做最大限度的准备，势必会根据形势需要采取一切措施加强西半球的安全防御，如果加拿大过分强调自己的行动自由不愿意与之合作，可能会激起美国强行采取措施，加拿大脆弱的独立将会因此遭到严重削弱。最佳办法就是坦承加拿大不能保卫其领海和领空以及陆地边界，主动要求美国在西半球合作的基础上保护加拿大。诚如C.P.斯泰西所言，“加美走到一起，不是因为彼此相爱，而是因为纳粹威胁造成了两国人民的极度恐慌，加美结盟有希特勒的部分功劳”。[127]
8月上旬，英美参谋会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加美安全关系的发展。8月13日，加拿大驻美大使克里斯蒂（Loring Christie）向总统递交金的亲笔信。金建议罗斯福在他已经安排的纽约之行中举行两国首脑会晤。[128]同一天，莫法特向韦尔斯报告，尽管金认识到由他发起倡议会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议并且让总统尴尬，但是加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又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129]由此可见，金有意维护罗斯福西方领导人的形象。16日，韦尔斯把莫法特报告呈交总统审阅。[130]金的亲笔信和莫法特报告使罗斯福决心采取行动。
8月16日晚，罗斯福在前往纽约州视察途中打电话邀请金到奥格登斯堡会晤。尽管还没有收到金的答复，罗斯福却按照莫法特的建议，宣布两国政府将就美洲防御问题进行磋商。当罗斯福接到金同意举行首脑会晤的答复之时，专列已经出发半个小时，罗斯福再次发布了两国首脑即将举行会晤的消息。[131]8月17日，专列抵达奥格登斯堡，罗斯福在金抵达前又宣布将与加拿大“结成史无前例的更广泛联系”。[132]
8月17日晚7时许，金在莫法特的陪同下驾车抵达奥格登斯堡，登上罗斯福的专列，双方立即开始会谈。与会者包括金、罗斯福、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驻加大使莫法特，会谈在行进的列车上一直持续到子夜。
罗斯福向金通报了英美关于驱逐舰换基地谈判的进展。罗斯福建议设立一个安全联席会议，由双方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成员以两国海军和陆军的代表为主，主要讨论西半球北半部的安全防御问题，特别是讨论敌人从圣劳伦斯河和加拿大东部沿海对北美发动攻击的问题。罗斯福提出了一份上述地区海、空军基地的清单，希望金能够允许美国在这些基地布防。金指出，军事基地由政府拍板即可，不必提交议会讨论，美国可以有限使用这些基地。为了不刺激加拿大的民族感情，美方同意由加方负责这些基地的安保。[133]金希望能够得到一些驱逐舰。罗斯福回答，再也无法提供驱逐舰，加拿大必须与英国商量，从美国租借给英国的驱逐舰中匀一点。罗斯福邀请金一同观看了军用飞机表演和其他军事纪念活动。然后，两人返回列车，共同审定拟于第二天发布的共同声明。
18日下午1时，在金离开奥格登斯堡返回渥太华前夕，两国同时发表了《奥格登斯堡宣言》（以下简称《宣言》）[134]：
总理和总统讨论了涉及加美安全的共同防御问题。双方同意立即建立常设防御联席会议（以下简称防联会，英文缩略语为PJBD——引者）， [135]立即着手研究包括物资和人员在内的海、陆、空防御事宜，还将从更广的范围内考虑西半球北部的安全防御。该会议由两国各派4～5名人员组成，成员大多来自军队。该会议将尽早举行。[136]
史汀生当即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很可能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他（指总统）的勇气和首创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大不列颠和加拿大的士气”。[137]莫法特认为，这是20年来美国对加外交辛勤工作的成果。金的内阁成员也无比兴奋。[138]加拿大外长斯凯尔顿当面称赞金，“即便你未来什么也不干，有这样一件功绩就够了”。[139]这是“一年来最美妙最开心的一天，是加拿大多年公共外交和私人外交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价值在于它促进了说英语国家的理解和团结。”[140]这一成果让金一直承受的巨大舆论压力顿时解除，他在日记中记载：会晤后连续两晚睡得很香甜，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141]金在二战初期有三大外交目标：确立并保卫加拿大的独立，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支持英联邦，提升加美合作水平和加强英美团结。尽管金为了第三个目标一直在不懈努力，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更没有想到《宣言》会震惊世界。[142]他在日记中对《纽约时报》以“一个忠诚于英帝国同时又是美国朋友的人”为题的报道特别满意，认为它准确地揭示了《宣言》对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伟大意义，而且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加美两国百年互动的成果和国家间善意的力量。金在11月议会答辩时声称，《宣言》是自议会休会以来在国际事务方面取得的最重大进展，其重要性远超三国轴心的形成。[143]
美国舆论反应非常积极。1940年11月美国的民调显示：83.8％的民众支持建立防联会，仅5.2％的民众反对防联会。这种积极反应与6月的民调一致，当时81％的民众支持在加拿大受到攻击时美国派军队援助。这一点和对待欧洲的态度有很大不同。[144]这表明，加美结盟在美国有很深厚的民意基础。
丘吉尔一方面热切地盼望《宣言》能够发挥促使美国参战的作用；另一方面，该宣言表明加拿大开始转入美国的安全轨道，这是丘吉尔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丘吉尔当天致电金，赞扬“它是对自由事业真正的支持……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丘吉尔不忘提醒金，它更具有帝国意味。[145]因而，丘吉尔一方面希望加拿大人民支持《宣言》，另一方面又暗暗地希望加拿大民众反对它。
可是，丘吉尔的后一个期望落了空，因为除了少数反对的声音外，连加拿大在野党中最顽固的保守党也把这个宣言视为美国与大英帝国结盟的第一步，多数加拿大民众都欢迎这一声明。根据英国驻美国大使洛西恩的观察，“加拿大人民对成立加美常设防御联席会议的措施以及两国开展安全合作的思想持普遍欢迎的态度”。[146]金忽略了丘吉尔的担忧，对丘吉尔的赞扬则是照单全收，“我为这个（自由）事业而生，我相信罗斯福和我有同样的使命感”。[147]
然而，即便声音微弱，加拿大国内还是有人对加美结盟提出了严厉批评：金作风专断，这么重大的事情既不与内阁同僚协商，也不知会议会，与罗斯福私相授受。加拿大抵制与英国结盟20年，金竟然在1天之内签下了与美国的卖身契。[148]金知道反对党非常在意英国在事件中的地位与作用，回国后在与反对党领导人会面时狡猾地宣称他没有做出任何承诺，而且已经向丘吉尔详细地报告了会晤的全过程。[149]可是，金可以掩饰他在会晤前没有与丘吉尔磋商的真相，却无法掩盖其对外战略开始转入美国轨道的事实。
1940年8月20日，金向内阁报告了奥格登斯堡会晤的经过，请求批准该宣言。当天，内阁一致通过并且立即提交总督批准。8月21日，加拿大总督批准《宣言》。这样，《宣言》在加拿大走完所有法定程序，防联会获得了合法身份。加拿大政府将之归为正式条约之列。可是，美国仅仅采取国务院公报的形式为《宣言》正名。8月19日，罗斯福在海德公园分别打电话给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明确要求实施该宣言。8月24日，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询问史汀生国务院是否有可能把《奥格登斯堡协议》提交参议院审议，史汀生回复，该协定不过是讨论安全问题的行政协定，还构不成条约，总统没有打算提交国会审议。
《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加美安全关系发展到了军事结盟的新阶段，北美安全合作机制从此建立起来。[150]这是美国在中立状态下第一次与交战国达成的没有“结盟”字眼的结盟。从此，美国以北美共同防御的名义通过加拿大把自己和英国联系了起来。对于这样一个绝非中立的举动，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应却出奇的平静。罗斯福深受鼓舞，9月2日更以《驱逐舰换基地协议》与英国结盟。至此，以美国为新盟主的北大西洋三角同盟正式形成。
在世界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奥格登斯堡会晤不仅是一次凝聚北美力量并催生北美同盟的会晤，而且以《宣言》的形式旗帜鲜明地表明两国要把北美大陆建设成民主国家安全堡垒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心的决心，从而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传递了信心和勇气。《宣言》还表明，加拿大开始转入美国安全轨道，大西洋安全结构和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1940年历史的考察表明，加拿大是使大西洋安全结构和国际格局发生剧变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四 合作中的争吵
由于担心美国舆论反对介入北美以外的战争或者主动介入战争，罗斯福强烈要求把两国安全合作限制在北美大陆的范围内，因而简短的《宣言》中四次出现了“防御”一词。这与英美联合参谋委员会规划全球作战有很大不同。金建议增加“常设”一词以表明这种机制是一种长远的安排，同样是为了避免让美国人民觉得美国政府在卷入战争。为了落实《宣言》精神，双方有意把该机构建成一个界限清晰的军事-政治合作的咨询机构，防联会主要由两国军方人员组成，但由两国文职人员担任共同主席。文职人员的参与，使防联会从军事参谋性质上升到政治磋商层面。尽管加拿大的人口仅仅相当于美国人口的1/10，但两国投票权相等。这种安排使加拿大在涉及北美的安全防御上可以充分表达意见并且有足够的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加拿大的民族自信。8月下旬，防联会迅速建立并立即运转。
防联会在结构和功能上借鉴了国际联合委员会（英文简称IJC）争端解决机制的成果。1909年，为了解决加美之间日益突出的边界水资源纠纷，英美签署条约成立这一机制，由加、美分别委任三名专员组成。该委员会在签字国的授权下全权处理与加美边界水资源相关的问题，调查并且报告其他边界问题。该委员会成功地解决了许多加美间棘手的问题。[151]防联会和国际联合委员会一样，除非得到授权，仅具顾问功能，不具有执行力。任何防联会政策建议都必须提交两国政府批准。
然而，1941年初开始的英美华盛顿参谋会谈很快使防联会失去了大部分效能，加拿大战略地位直线下降。对于这一点，1941年3月28日，加拿大陆军参谋长哈里·克里勒（Harry Crerar）曾致信代理副外长赫伯特·诺曼（Herbert Norman）:“我越来越对正在举行的双边参谋会谈感到失望……会谈所产生的文件表明，不太重要的一方要面对更为强大的两方达成的协定，我们的观点无处表达。考虑到美国很快就要参战并且决心要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指大西洋东侧）也取得战争胜利，我们应该考虑防联会的未来行动问题。我们越来越面临这样的危险，美英决定大战略和主要战争行动，然后美方代表将把这些事关生死的决定带到防联会知会加拿大。我认为在事关北美防御和战争进程的问题上，加、美、英国应该平等协商，然后达成一致。如果现在还不赶紧达成这种安排，我们将无法改变现在的屈从地位。”[152]克里勒的信件其实反映了军方高层的普遍不满，加拿大国防部长因此建议金在即将举行的加美首脑会晤上讨论该问题。[153]上述意见引起了金的高度重视，他不仅在4月首脑会晤时与罗斯福进行了严肃的讨论，还在1941年6月6日给英国驻加拿大高级专员的信中严厉地批判了《西半球防御规划1号》[154]所表现出的加拿大战略地位弱化的问题。[155]可是，金的努力并没有改变罗斯福和丘吉尔对加拿大战略地位的看法。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的阿根夏湾的军舰上举行秘密会晤，金未被邀请。金首次意识到在战争问题上再也不能发挥协调者的作用了。
二战爆发以来，特别是在法国败降、美国和苏联还没有走上战场之际，加拿大给了英国以最大的战争支持，包括派出军队、支援战争物资和撮合英美结盟。可是，加拿大在促成英美的事实婚姻之后很快就被遗忘了，美国对英国的重视程度迅速超过加拿大，这造成了加拿大很大的心理落差。1943年8月14～24日和1944年9月11～16日，英美先后两次在魁北克举行首脑会晤，金除了参加集体拍照外从未参加战争决策的讨论，好像是把房子租给别人开会似的。[156]
具有强烈帝国意识的丘吉尔，自然乐意为加拿大和其他自治领代言，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军方也欢迎英国的代言。英、美认为加拿大这些自治领参与只会干扰战争决策。可是，加拿大认为尽管提高决策效率需要权力集中，但是加拿大的利益会因此而严重受损，因此强烈要求参加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工作。[157]早在1941年初英美参谋会谈之时，英美两国参谋人员就已经决定，一旦美国参战，两国将共同拟定作战规划，互派军事代表团。自治领的参谋人员参与英国军事代表团，由英国代表团集中反映他们的主张。会后，英国参加参谋会谈的部分人员留在了华盛顿，组成了英美联合参谋委员会，罗斯福-丘吉尔轴心由此建立起来。
对于加拿大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倾向于赞成。但军方却以下述理由坚决反对：如果接受加拿大军事使团，就不能拒绝其他自治领和美洲国家，美国将应接不暇，而且现有的防联会能解决两国军事协调的问题。争吵持续了近一年，即便金出面干预也无法改变美国的立场。[158]由于美国军方的坚决反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代表仅仅作为观察员应邀参加了参谋会议，始终没有参与核心问题的讨论。[159]
必须看到，美国军方反对给予加拿大军事代表团合法地位，还与1940年下半年以来两国关于军事指挥权的斗争有关。防联会建立后不久，防联会的军方代表立即着手制定共同作战规划，作战规划涉及共同作战时加拿大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加拿大不肯轻易交出指挥权。直到1941年4月，双方的争执才出现转折。防联会的加拿大军方代表接受了一个妥协方案，即在极端危机时刻，在美国陆军参谋部预先和加拿大各军种参谋部磋商的前提下，加拿大赋予美国陆军参谋部指挥加拿大陆、空军的权力，但是这种指挥权只限定于战略方向而不是具体的战术指挥。
1941年10月15日，加美双方关于军事指挥权问题在《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中进一步达成了如下决议：“美国和加拿大的军事协调必须通过相互合作来发挥作用，各自向作战部队下达作战任务……相互合作是指每一个国家的军队将以最大的努力支持另一个国家军队的行动。每一个国家独立制定战略规划和指挥其军队。但是，若形势需要，为了共同的作战目标，符合下列两个条件可以对任一战区或者任何战区的两国军队实行统一指挥：a.经两国参谋部同意；b.两国部队的司令认为战场形势确实需要并一致同意并得到相关军种参谋部的批准，但是参谋部的批准不能妨碍战场的临机处置权。统一司令部一旦成立，必须赋予其中一个司令全权制定作战方案、分配两国作战部队的战斗任务，确保战斗取得胜利。但是该司令不负责非本国军队的管理，非得他国军队参谋部授权，不得调动任何部队。”[160]
由此可见，加拿大把最终决定权保留了下来。这绝非美国希望得到的指挥权，它对此很是不悦，于是在军事代表团上做出了相应处理。美国政府虽然接受了加拿大代表团，但是在态度和行动上非常冷淡，不让它发挥真正作用，加拿大也无可奈何。即便是金出面也没有办法改善加拿大代表团的境遇。[161]可见，加美安全关系的合作与斗争是常态。
尽管《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关于军事指挥权之规定表明加美之间存在严重的争论，但是它确定了两国在二战期间战场合作的基本原则。然而，一些美国军官不能正确理解这一原则的重要性，美国参谋部规划人员抱怨，“两国军队不仅在由谁来指挥联合部队的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也没有授权由谁来负责联合部队的管理和军纪的维持，统一指挥徒有其名”。[162]
1941年底，在欧洲战场形势有所改观和美国参战的前提下，战略重点不再是防御北美而是更加积极地在全球发动进攻以击败轴心国。美国重提军事指挥权问题，希望加拿大能够同意由美国指挥加拿大在北美以外的军队。但是，加拿大军方和文官政府转趋强硬，回称北美大陆未受严重威胁，不能将加拿大军队置于美国的指挥之下。[163]双方争论不断升级，无奈之下，美国军方表示愿意以提高加拿大军事代表团的地位为代价改变加拿大在军事指挥权问题上的态度。[164]但是，加拿大态度坚决，不愿意在主权问题上做交易。
两国在军事代表团和军事指挥权上的激烈争吵是二战时期两国安全合作领域不和谐的乐章之一。在军事代表团的设置问题上，鉴于两国特殊的地理关系，以及加拿大初期为战争所做的贡献，加拿大的要求是合理的。而且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不管是出于实际的军事需要还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通过第三方沟通都是说不过去的。加拿大对英、美的专断做法越来越不满。
可是，美国为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事业，出于决策效率的考虑不愿意分散决策资源，同时强调参与者越少、保密性越强的保密原则，抵制加拿大参与涉及全球的安全事务，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不容置疑。这也是金不能将自己的立场坚持到底的主要原因。同样，美国从充分利用战争资源和提高作战效率的角度要求军事指挥权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也是盟国理应付出的代价，而加拿大不愿意交出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其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行为。加拿大的行为恰好反映了同盟理论的缺陷。
可是，珍珠港事件使得加拿大的战略地位出现了回光返照，它的战略资源如空军基地、海军基地、高速公路等对美国再次变得重要了，加美两国利用防联会对北美大陆的防御开展了高效的合作，作战规划、防御设施、军事部署，一切都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美国参战也改变了军方的僵硬立场，交战国加拿大派驻军事使团顺理成章，美洲国家不是交战国不能效仿。可是，加拿大派驻军事使团却因为阿卡迪亚会议而再次耽搁下来。此次会议主要解决盟国之间的军事指挥和军事联络问题。会议结束后的1942年2月10日，英美联合参谋委员会接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指示，批准其他盟国在华盛顿建立军事使团。1942年3月，加拿大知会美方，莫里斯·A.波普（Maurice A.Pope）少将将率领海军和陆军的成员继续保持与英美联合参谋委员会的工作关系。1942年7月，美国军方最终同意了加方派出的军事代表团。[165]经过一年的努力，加拿大终于实现了向华盛顿派遣军事代表团的目标。此后，加拿大不再寻求更高的目标。但是，加拿大代表团还是无法与英国代表团等量齐观，在北美大陆以外的军事问题上仍然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只能在涉及北美大陆安全的问题上有发言权，而这恰是防联会的功能之所在。
随着战场形势越来越乐观，防联会的作用不断下降。而防联会地位的每一次升降都与加拿大战略地位的升降有关。每一次上升，加拿大都会感觉到自己和美国的安全合作比较顺利，矛盾也比较容易化解；每一次下降，加拿大都会有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相互的怨恨也会增加，安全矛盾的处理也会变得艰难。
第二节 战后初期的加美安全关系（1945～1957）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以反法西斯同盟一方取得完全胜利而结束，但德、意、日的战败投降却使得胜利者失去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从而也失去了向心力。没有向心力的反法西斯同盟很快四分五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重新成为各国划分敌我界限、确定战略目标的关键依据，新的对垒很快就出现在世界面前。从二战结束到1957年2月12日加美《关于安全合作联合声明》的发表，加拿大经历了从试图削弱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到重新投入美国的怀抱的过程。冷战时代开启后，两国在北美大陆的空防合作过程中又强化了安全关系。战后初期的加美安全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冷战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一 调整两国安全关系的尝试
二战结束之时，西方普遍认为，经济落后的苏联经历战火焚毁，需数年才能拥有核武器，因此西方只要垄断核武就可以确保战略优势，安全就有保障。因为缺乏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加拿大政府认为重心应该转到经济建设。金指出，现在是加拿大回到“减税、节约和反军事主义的传统的时候了”。[166]加拿大政府随即在战后初期大幅削减国防预算，[167]而军事支出的减少势必削弱它继续维持与美国密切军事合作的意愿和能力。
早在二战后期，加拿大就从维护国家主权的角度，试图削弱过从甚密的同盟关系。尽管大多数驻加美国军人遵纪守法，但盛气凌人、不尊重加拿大主权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1943年，加拿大驻英国高级专员文森特·梅西忧心忡忡地提醒政府：“美国现在涉足越来越多的加拿大领土并且拥有太多资产，（在美国人眼中，）加拿大似乎是一块由土著居住的无主之地。……而加拿大太专注于战争无心应付美国，美国打着战争的幌子在加拿大西北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土上那样为所欲为。”[168]外交部第一秘书R. M.麦克唐纳向副外长圣劳伦特指出，美国军事存在未来可能引起外交争端，建议尽快赎回美国在加拿大的军事设施。[169]
这些担心和建议引起了加拿大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为了防止将来与美国发生领土纷争，确保美国军人战后不会滞留在加拿大国土，加拿大政府发起与美国的谈判。1943年加美外交谈判达成了原则协议，美国承诺将把军事设施移交加拿大。尽管如此，美国军方主张应继续拥有那些使用美国资金修建的海外军事项目，自然涉及美在加的海外资产。1943年末，美国政府正式向加方提出战后继续使用加拿大西北部军事设施的要求，这再次增加了加方的担忧，使加拿大政府更加重视战后加美安全关系的定位问题。[170]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加拿大政府通过防联会、外交部甚至首脑会晤的方式与美方就下列具体问题多次谈判并达成了协议：美军的撤离与驻加美军的法律地位、美国军事项目的投资控制与资产处理、输油管线的维护与移交、阿拉斯加高速公路的维护与移交、美国空军的过境飞行。[171]显然，加拿大政府谈判的目标在于尽可能地减少美国对加拿大主权的侵蚀，为过热的同盟关系降温。
然而，就在加拿大积极调整两国安全关系之时，美国军方在二战刚结束就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不能忽视苏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一旦发生战争，与苏美最短距离的加拿大必将成为美国防御的战略纵深，必须做好随时发生战争的准备。美国舆论很快对加拿大北方领土的战略价值产生了兴趣。一些媒体甚至建议政府要么部分承担加拿大防御的职责，要么直接派兵永久驻扎北极圈附近，迅速填补北方防御空白。1946年夏天，加、美在加拿大北方领土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媒体随即爆料，加拿大和美国正在就北美地区的防御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172]
然而，美国汹涌的舆论引起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反感。加拿大驻美国大使L.B.皮尔逊因此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撰文指出：美国之需要加拿大是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和志同道合的盟友；加拿大愿意与美国合作，但前提是加拿大的主权特别是北方领土受到尊重。他告诫美国舆论不要过度关注加拿大的北方领土，那将引起加拿大人对主权的敏感。[173]
然而，美国军方对未来美苏关系的悲观判断使得加拿大的战略调整变得复杂起来。不管加拿大民众在战后多么不情愿讨论防御问题，加拿大军方和政府对战后美苏关系的发展却早有思想准备。1944年4月10日，金的军事副官波普将军的一封信引发了加拿大决策层的热烈讨论。
波普直言不讳，美苏关系的恶化是因为美国打心底不喜欢俄国人，美国战后的军事合作不是为了对付德、日，而是对付苏联；美国战后肯定会要求加拿大修改《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加拿大政府不可能拒绝美国的要求，军事合作必将保持。与此同时，他呼吁建立恰如其分的独立军事力量，“如其说是自卫不如说是让美国人放心我们能保卫自己的安全”。[174]在波普看来，建设独立的军事力量可以免除美国干涉加拿大的借口。
1944年7月6日，战后问题顾问委员会向内阁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战后加美防御关系的初步报告》（以下简称《初步报告》）。这份报告在对战后形势做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处理战后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这一重大课题。报告估计，如果盟国能够赢得对德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世界形势将稳定下来。与此同时，苏联由于在战后面临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将无力发动新的战争。因此，即使苏美关系未来恶化，战后十年苏美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北美大陆安全也就有了切实保障。这是加拿大对战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其考虑未来国际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安全关系的出发点。尽管如此，《初步报告》仍然指出不能因此放松战争准备。究其原因，首先，世界新秩序形成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必须保持足够军事实力应对变局；其次，加拿大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战后有义务派兵管制德、日并强制实施投降条款。报告因此认为加拿大战后将承担三项互相影响的军事义务：北美大陆的防御、英联邦特别是英国的防御、维护国际组织的权威。这和1948年10月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175]惊人地相似，其目的是保护和提升加拿大核心利益，抵消美国影响。
基于上述理解，该报告提出如下建议。（1）除那些按照国际协定建立的军事设施作为个案处理外，不再允许美国保有军事设施，所有设施由加拿大管理和运营。防联会作为两国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继续发挥作用，保持加美在战后的合作。（2）北美大陆的防御规划将以美国的安全评估为主来制定，估计它会把防止德、日重新发动侵略和防止苏联对北美发动进攻作为两个重要的评估因素。（3）美国将会加大压力要求加拿大履行对美的安全承诺，这将造成加苏关系的紧张。苏美关系状况将会极大地影响加美安全关系，因此努力维持和谐的苏美关系对于加拿大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176]这是加拿大传统安全政策的再运用。自1867年以来，加拿大就是在增进英美和谐友好关系的前提下成功地保持了联邦的统一并增强了国家实力。由此可见，加拿大最初的安全设想包含了引入苏联力量平衡美国在北美大陆的势力和影响的思想。
该报告表明加拿大一方面希望加美安全关系从战时过热的状态退回战前状态，另一方面又希望维持防联会，保持同盟关系，拉起虎皮做大旗，向国际社会表明加美关系非同一般，谋取实际利益。同样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加拿大强调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将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这就表明加拿大希望把它二战时期取得的实力转化为世界影响力，但这成为它与美国战略矛盾的源泉。
综上所论，加拿大试图既利用又限制与美国的安全关系。然而，加拿大的实力和结盟传统决定了其回旋余地小，很难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它强调价值观、安全和外交政策与美英一致，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继续发挥作用，同样限定了它在战后不可能脱离美国的战略轨道。这就决定了加拿大对加美关系从二战时过热状态退回二战前状态的调整将以失败收场。
内阁军事委员会基本同意这份评估报告，但是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予以论证。加拿大主动征询美国陆军部的意见。美国陆军部不同意未来十年北美大陆无危险的判断，认为该论断将会直接损害其利益。陆军部指出，虽然暂时不会发生全面战争，但是英苏之间若发生局部或者全面战争，美国难保不会再次卷入欧洲的军事冲突。在战后英、美军队复员离开欧洲大陆的情况下，英、美将无法击败俄国。这就有力地证明美国至少在1944年下半年就已经把苏联当作主要假想敌。陆军部还指出，美国各军种都希望在战后实行义务兵役制，军方希望保持能够随时动用450万人的强大军事力量。“如果这种话传到国会的耳朵里，计划会彻底破产。”[177]
加拿大空军中将莱基更是直言不讳：“我还是认为，战后规划中关于十年内北美大陆不会受到军事威胁的提法是极端危险的。”[178]在两国军方的强烈反对下，加拿大政府被迫改变对未来形势的基本判断。
两国军方的共同反对最终引起了总理金的注意，但是这种战争取向并不符合加拿大对战后世界和平和多边外交的追求。因此金在1945年1月8日内阁军事委员会讨论《初步报告》时发表了非常耐人寻味的讲话。他一方面指出加拿大太弱小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安排，批评该报告“对加拿大应为维护良好的国际秩序做出积极贡献这一外交核心原则强调得不够充分”；另一方面又指出“防联会的‘常设’性质是加美共识和共同决定，报告建议维持防联会符合上述精神与决定”。[179]金的发言表明他试图继续把维持苏美和谐关系和保持加美同盟作为加拿大安全和外交战略的两个优先方向。
1945年1月下旬，战后问题顾问委员会在综合了各部门和美方的意见后提交了《战后加美防御关系的最终报告》（以下简称《最终报告》）。[180]《最终报告》与《初步报告》相差不大，但还是有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增加了对加美安全关系的回顾与评估，表示加美安全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战后维持这种关系仍然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
其二，把“十年之内北美无危险”修改为“在未来几年不可能发生对北美的直接军事威胁”，加拿大冷却加美安全关系的尝试在加美军方的反对下已经失败。
但《最终报告》仍然指出，加拿大处在苏美对峙和冲突的战略要道上，两强关系恶化将让加拿大处境艰难。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加拿大仍然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安全机制使得苏美能够和平相处并共同解决国际争端。梅尔文·科南特的研究表明，加拿大在冷战初期希望建立一种外交平衡，而不是把太多的资源用于冷战。[181]
可是，相对于国际安全机制，《最终报告》更加强调“加美协调，这种协调实际上将形成一个地区安全组织，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阻止外部进攻并且惩罚那些试图破坏和平的国家”，这种地区性安全组织“不会与国际安全组织相冲突，而是国际安全组织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实际上成了加、美建立北美同盟以及加、美和西欧共同建立北约的思想来源之一。汤姆·基廷和科斯塔斯·梅拉科佩德斯的研究表明，该观点反映了加拿大在无法利用苏联平衡美国影响之后，希望在西方建立双边和多边关系平衡美国影响的一种努力。[182]可是，从之后加美军事同盟和北约与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关系来看，北约和加美同盟从来就不是联合国的一部分，它们反而成了美国实现其霸权、西方维护其价值观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当然无法实现加拿大平衡美国影响的初衷。对加拿大而言，无论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安全机制使苏美能够和平相处，还是保持加美安全关系，其主旨都是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
《最终报告》清楚地表明，加拿大开始接受美方的观点，把战时盟友苏联当成两国共同的假想敌，共同谋划把北美大陆建成西方阵营的安全堡垒，东、西方对抗的思想已具雏形。然而，《最终报告》仍旧建议政府“在未来风险可控的情况下……理应承担本土防御的全部责任”。[183]但是，这种政策建议不过是加拿大政府对主权独立理想的表达而已，历史将再一次证明它对军事独立的追求在美国冷战战略的步步紧逼下是多么软弱无力。
不仅如此，《最终报告》很少考虑与英国的传统关系，甚至提出为增强北美安全防御的有效性，加强军事政策交流和军事训练标准化[184]的思想。加拿大后来反复强调加美结盟是美国不断增强的压力的结果，好像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从此份报告来看，加拿大的主观能动性仍是加美结盟的主要原因。
1945年2月28日，加拿大内阁军事委员会批准了《最终报告》[185]并使之成为战后初期推动加拿大对外战略转型和指导加美安全关系建设的基础性文件。从《初步报告》到《最终报告》，在大西洋安全结构和国际格局发生剧变的背景下，加拿大安全战略发生了一个以美国为主轴的深刻变化。
二 加拿大对外战略的转型和《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的修订
1945年6月14～15日，美方赶在杜鲁门总统与金在旧金山会晤[186]之前召开防联会。从代理副外长J.E.雷德给金的报告来看，美方在会上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西北部军事设施的后续使用。“美国要求加拿大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特别是西北军事补给线、气象站和通讯设施，给予美国陆路和空中的过境权以防御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2）参谋会谈。“防联会就战后两国军队更紧密的合作问题进行了一般性讨论，一致同意在适当时候举行参谋会谈并且将为此进行进一步磋商。”（3）军事装备、军事组织和军事训练的标准化。“为了解决北美防御的战术和后勤补给问题要求加拿大和美国军队采用通用的装备、按照统一的标准编制和训练军队。”雷德认为，让防联会继续发挥作用符合双方的利益，建议金在会谈时尽可能得到总统的明确支持。[187]
这份文件表明，美方关于两国战后安全关系的设计已经超越了军事设施利用和军事规划制定的阶段，进一步要求装备、编制和训练美国化。
外交部驻防联会的代表R.M.麦克唐纳会后也向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为了保持行动自由，就不能在和平时期授予美国在西北部的特权，美国陆军部肯定不会同意，我们面临难以抗拒的美国压力。如果加拿大按照美国的意愿去做，那么加拿大与苏联的关系将很难相处。这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保持行动自由可以在苏美之间施加适度影响。我们和美国可以进行坦率的交流，因此可以对美国施加影响。但苏联不会太在意加拿大的观点。保持行动自由可能使我们两边都不讨好。
我们对美国施加影响的最佳方式就是共同制定北方领土的防御规划。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不可能在制定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防御规划时给予我们否决权，但如果通过防联会平台把加拿大西北部加进来考虑，我们可能获得某种权力（指影响力）。
与美国保持公开或秘密联系的缺陷是，无论美国选择做什么，我们可能像一个卫星国那样必须无条件去服从。然而，无论有没有防联会，有没有防御协定，世界都很清楚，在任何可预见的与苏联的冲突中，加拿大和美国都会并肩战斗。因此接受（与美国建立安全关系）这一事实并促进两国的和谐关系是明智之举，这样有助于我们在他们制定防御规划时发出我们的声音。[188]
麦克唐纳的备忘录表明，尽管他希望保持对苏、美的平衡关系，但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他最终还是倒向了美国，因为保持与美国的结盟关系可以影响美国决策，而保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却无法影响苏联。麦克唐纳的备忘录还表明，加拿大政府之所以最终放弃利用苏联势力平衡美国的影响的想法是基于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无奈选择。这份备忘录实际上是国际政治常常基于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恰当证明。雷德和麦克唐纳的两份报告得出了一致结论，保持防联会和战后维持同盟关系是两国的共识。
加美共识推动了加美安全关系向前发展。1945年11月7日，防联会在纽约举行会议，美方军事代表宣读了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给各自代表的训令：“《奥格登斯堡协定》提供了一个加美继续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法理）基础……而且曾经指导对德战争的《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没有规定有效期……为了适应新的世界形势，也为了确保阿拉斯加、加拿大、拉布拉多、纽芬兰和美国北部的安全，要求你们启动有关修改《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的对话，使之继续成为加美军队共同行动的指南。”[189]会后，加方代表立即汇报了美方要求。
12月4日，加拿大内阁军事委员会认为尽早启动修改工作有利于尽早了解美国的战略规划，为加拿大战后军事调整提供决策依据，决定向内阁建议接受美方请求，由参谋长会议与文职人员配合负责两国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参谋长会议负责情报的收集和规划的草拟，防联会秘书和内阁军事委员会秘书参加谈判小组的工作；保卫加拿大在纽芬兰的战略地位；通过防联会与美国达成共同协议。[190]
12月19日，内阁批准了军事委员会报告并且批示“任何新共同防御规划都必须由政府来决定”。[191]经过一年多的犹豫之后，加拿大终于决定接受美国建议。1946年1月16日，金在一封给英联邦自治领事务大臣的密电中指出，修改《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将让美国在境外承担广泛的义务和责任，此举既符合加拿大的利益也符合英联邦和联合国的普遍利益。[192]金的密电表明，与美国保持结盟关系、让美国承担更多的海外义务是加拿大和欧洲盟国希望得到的结果。
由此可见，既然苏联无法成为加拿大的战略盟友，加拿大就不得不追随美国把苏联当成共同的敌人。既然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不可避免，加美之间举行联合参谋会谈就成了加拿大决策层的题中应有之义。修改《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年底。[193]
1946年上半年，加拿大国内关于对外战略转型的讨论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1946年8月，加拿大对苏联和国家安全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苏联是唯一的潜在敌人，英国实力在战后严重受损，靠一己之力无法承担广袤的北部边疆的防御任务；这样一来，尽管免不了与英国伤心离别，加拿大安全依赖转向美国已成必然趋势。
美国大使阿瑟顿注意到多伦多最近出版的《金融时报》对军人、国际关系专家和公关人士进行的调查，大多数人赞成在北极的军事建设上应该立即、全面地接受美国的援助。阿瑟顿还注意到，过去一直坚决反对美国介入北极地区防御事务的加拿大育空地区的议员现在也转变了态度。他认为加拿大正在发生美方期待已久的对外战略转轨。从与金的对话中，阿瑟顿更加肯定了他的判断，金在对话中承认加拿大必须与美国共同制定防御规划，最终实现训练和装备的同质化。[194]
阿瑟顿由此向国务院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尽管还没有采取行动，加拿大已经认识到必须重新确定她的对外政策的方向。”[195]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赞同阿瑟顿的观点，并且认为，加拿大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是慑于国内强大的亲英势力，后者担心这种转型可能会使加拿大最终脱离英联邦，与美国结成更紧密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一些加拿大人担心一旦转入美国轨道，美国会侵蚀他们的主权。艾奇逊一方面欢迎这种趋势，一方面又担心这种转型太快会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196]为了极大地促进这一转变，艾奇逊建议杜鲁门利用即将就任加拿大副外长的皮尔逊大使离任辞别的机会做一下他的工作。[197]
三 从《关于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到北美空防合作
苏联在军事技术上的追赶所取得的成就使西方的自信心发生了动摇，北美大陆的安全环境也开始恶化，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改变它原来的谨慎态度，对外战略转型的讨论朝着美国要求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国际军事技术格局的变化使加美安全合作事业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动力。
1946年4月29日，加美军方修改《加美联合防御基本规划2号》取得了第一个重大成果——《第35号建议案》。
防联会重申加美军队在和平时期继续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加美两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指引下通过这种关系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防联会提出，为了更好地促进西半球北部的安全，两国政府要求两国军队采取如下措施开展全方位的密切合作：
（1）两国陆海空军部队随时进行人员交流；
（2）根据实际需要，支持按照统一标准共同设计武器装备、训练和组建军队；
（3）支持在军事演习和新武器研发、测试时开展合作并互派观察员；
（4）互相给予对方军队在本国使用军用设施的便利，给予对方陆地、空中和海上的过境权；
（5）根据上述需要，互相给予对方在本国测绘便利。[198]
根据艾奇逊给杜鲁门的备忘录，这是一份加拿大军方希望得到的秘密协定，可以使加拿大军方获取它之前特别急于获取的美国武器研发的军事情报。当然，它更是美国军方和美国政府梦寐以求的两国军队全面合作的秘密协定。[199]从军事角度看，这一协定确实起到发挥双方资源优势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如果把这份协定和此前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以及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联系在一起考察，1946年的西方不仅在为冷战进行舆论鼓动，还在紧锣密鼓地推动冷战的实施。因此，杜鲁门主义的出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以及北约的成立更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发展。
这份协定针对的假想敌是苏联，如果公之于众，肯定会坐实苏联对西方已经把战争的矛头对准自己的猜测，也将增强冷战的氛围和趋势。美国倾向于早日公布这个协定，认为这样可以起到阻止苏联引起新的国际紧张的作用。加拿大则担心引发苏联的强烈批评和英联邦其他成员国的愤怒，不愿意将之过早公布。
为了掩盖该协定军事结盟的实质，皮尔逊建议金，“我们可能要面对国内外的批评，肯定有人会把这份协议视为加美缔结军事同盟。苏联绝对会这么看，英国和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也会认为这是有意中断与英联邦的合作。如果要公开，也要以总统和你本人联合声明的形式，对这份建议案的目的进行更加宽泛的解释，有些东西在联合声明中不宜言明。……联合声明要特别强调这份建议案与《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的关系，尤其是与《宪章》之52条关于地区性安排的关系”。为了消除与英国及英联邦的误会，皮尔逊建议在公开该协议之前应加强与英国和英联邦的沟通，但是他没有建议应取得苏联的谅解。[200]敌友之间，泾渭分明。由此，该协议打着《宪章》的大旗，表面上为了谋求世界和平与安全，实际上维护的是西方的整体利益。
正是这份协议鲜明的军事结盟的性质，加拿大政府开始采取“拖”字方针，希望静观时变。可是美国急不可耐，它需要以加美结盟来敦促欧洲伙伴在新形势下站队。因此，杜鲁门迅速地在5月6日批准了它并且催促加拿大同意将之公开。[201]
从表面上看，《第35号建议案》具有平等互利的特征，但如果从两国不对等的国家实力以及协议所涉及的主要地区来看，这份协议既不平等也非互惠，美国从中获益更大，加拿大领土和主权受损更多。因此，1946年12月3日，加拿大在防联会上提出如下建议。（1）在涉及北美军队的情报上实现无限制的自由交流。所有涉及北美防御的规划不仅包括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地区，还应该包括纽芬兰、格陵兰和冰岛。任何国家的早期预警系统都要统一使用。应该提前实现早期预警系统和通信设备的标准化。（2）关于军队的指挥和组织问题，指挥的原则应该尽可能地简化。设若只有一国军队驻扎某地，则按照国别建立唯一司令部；设若两国军队共驻某地，则建立一个共同的司令部。（3）关于军用地图和实地调查，每个国家都有义务按照要求向对方提供地图。（4）出于尊重领土主权的考虑，除非战争就在眼前，应该尽量避免在对方国家驻扎军队，机场、军营和其他军事设施应该由相关国家建设。（5）设立联合规划小组，联合规划小组应该按照实际要求轮流在华盛顿和渥太华开会，共同评估形势和共同制定规划。联合规划小组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规划纲要起草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和规划纲要在经过双方参谋长联席会议磋商后提交防联会，在得到各自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后再提交两国政府。[202]
为了达到尽快公开的目的，美国不得不同意上述建议。1947年2月12日，双方发表《关于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
加拿大和美国今天公布两军在防联会讨论的结果，两军合作关系在战后应予保持。为和平时期的共同安全计，为提升效率和节约计，双方政府决定两军遵照法律继续合作。有限的合作将基于以下原则：
1.为了增加对对方军事部门的了解，各自指派人员交换任职。
2.在共同感兴趣的军事演习和武器研发上，互派观察员开展一般性合作。
3.在武器装备、军队组织和训练和研发上，鼓励共同设计和统一标准。考虑到加拿大长期适用英国标准，不寻求加拿大在短时间内急切改变，上述原则的应用是渐进式的。
4.每一个国家的陆、海、空军在使用对方军事设施时应该互利互惠；本原则在使用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安排。从互惠上考虑，每一个国家将继续向对方提供尽可能少的船舶和军用飞机的过境权。
5.所有合作安排不应危及所在国对其领土上所有活动的控制。
两国的利益和立场的认同是很重要的。自1940年防联会成立以来，双方从未达成条约、行政协定或者契约，每个国家都独立决定是否延续这种合作。每一国家根据上述原则或者上述原则之一决定它合作的程度。
任何国家不能采取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的行动，《联合国宪章》仍旧是两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两国政府都相信，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这种继续合作的方式，更能有效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两国政府还相信，该决定通过联合国将有助于建立起一个更加广泛有效的世界安全体系，将有助于世界的稳定。鉴于此，双方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这个声明以周知世界各国。
防联会创立之日，已故罗斯福总统和金总理即发表共同声明：“将迅即开始在广泛意义上讨论从海、陆、空立体防御西半球北部的包括人员和物资在内的相关问题。”在此过程中，防联会建立起紧密的安全关系。今天宣布的原则是这种合作的延续。两国政府有责任确保这种紧密的安全关系绝不违反而是加强各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203]
这是一份表明两国在安全领域全面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它包括人员和情报的交流、武器的研发、军事装备和部队训练和组织的统一化和标准化、互相使用对方军事设施等，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加拿大军队放弃英式标准，采用美式标准，说明加拿大的对外战略已经完成了向美国的转变。它扭转了二战结束以来两国安全关系的冷却趋势，使二战时期形成的同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得到了延续和加强。加拿大自此登上美国的冷战战车，至今也下不来。《联合声明》是加美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史学界一般比较认同杜鲁门1947年3月12日的声明标志着冷战的开始，但是《联合声明》却表明西方在此之前已经在北美迈出了实质性的冷战步伐。
加拿大在《联合声明》中附加了很多条件，表面上似乎表明加拿大的主权立场受到了美方的尊重，这是加拿大为掌握自己命运的抗争。但是，这种对加拿大领土和独立主权的尊重必须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从而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在扭转双方趋冷的安全关系的同时，冷战初期加美的战略规划也在加强。1946年5月23日，加美军事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军事合作委员会”，英文简称MCC）建立，这是一个双边的军事机构，负责提出所有涉及北美大陆防御以及其他双边安全事务的政策与规划的建议。[204]军事合作委员会与防联会有一个本质区别，它排斥文官的作用，两国军方从纯军事技术和安全角度来设计北美防御和提出可行性建议。在第一次军事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双方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205]并形成了两份文件：《加美安全需求谅解备忘录》[206]和《加美联合基本安全规划》[207]。加美军方一致认为，到1955年，苏联将拥有足以打击北美大陆的超音速轰炸机、大量原子弹、远程火箭和导弹等武器，北美那些能用来战时动员的至关重要的神经中枢如政治、军事、工业中心以及其他有战争潜力的工业中心、交通和通信枢纽、人口中心都有可能受到攻击。为保卫上述战略要地，军事合作委员会建议建立综合空中预警通信系统，便于歼击机在最有效的距离内保护上述战略要地，建立一个联合的空防司令部统一指挥加美所有的大陆空防部队。[208]这就说明，早在1946年，加美军方就提出了建立北美空防的现实课题。因为关涉两国特别是加拿大的主权问题，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慎之又慎，后来的圣劳伦特政府[209]因此一再拖延。除此之外，军事合作委员会提出的大部分安全政策建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重视和及时落实。
必须指出，防联会和军事合作委员会建立的目的都是北美大陆的安全防御，但是防御的对象不同。防联会的对象指向德、日法西斯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胜的一个重要工具。军事合作委员会的对象指向苏联，是战后初期西方发动冷战的重要工具。军事合作委员会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逆历史潮流而动。军事合作委员会的政策成了1945～1946年美国和西方对苏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在苏联还未实际拥有原子弹，西方核武器以及空军和海军的实力都远超苏联之时，美、加就未雨绸缪地设计防御核攻击的军事规划，说明它们对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相当超前。由此观之，美国对北美防御的战略设计也早于北大西洋的防御规划。在二战结束后这么短时间就建立一个功能指向如此明确的军事合作委员会，表明美国和加拿大准备和发起冷战相当早。[210]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难逃开启冷战的重大历史责任。
1946年的规划决定迅速建设北美大陆雷达预警系统。而未来的北美空防就是以两国共同建设雷达预警系统为基础而建立的。早在三个预警系统建立之前，美国就通过把战略空军分散部署到加拿大和其他盟国的方式来保护其核力量。1949年，美国把战略空军的一部分部署在纽芬兰，[211]要求加拿大同意美国在其军事基地部署轰炸机以及储存核弹头。面对美国的要求，加拿大仅同意在战时可以在加拿大军事基地部署美国战略飞机，美国在和平时期如需使用必须采取个案协商的方式解决。[212]但是，个案协商的方式却阻碍了双方大陆空防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军事合作委员会尽管由两国军方组成，但和防联会一样逐案磋商审查，决策效率一样不高，这与两国空防合作无缝化的要求是有差距的。两国空军因而希望改善两国安全合作方式，彻底清除两国空防合作的障碍，建立单一的大陆空防统一司令部。
北美大陆预警系统建设的指导思想是，苏联的远程轰炸机在飞临加拿大领空之前就被雷达预警系统侦测到，然后美国和加拿大的歼击机起飞实施拦截，空战主要在加拿大领空进行。雷达预警线的使命，正如加拿大众议院1956年6月20日辩论所说，就是保卫美国的战略威慑部队。[213]
1954年，美国完成了“松树”雷达系统（英文简称PINETREE）延伸至北纬50度[214]的建设任务，其建设费用的2/3由美国承担，运行最初也由美国人员负责。该雷达线能识别飞临北美的敌机并且具备指挥歼击机拦截功能。而加拿大沿着北纬55度线独自建设和管理的中加拿大雷达系统（英文简称Mid-Canada）仅仅具备预警功能。1957年完成的北美大陆中高纬度的“露水”雷达预警系统（英文简称DEW）为空防部队赢得了4～6个小时的预警时间。[215]
预警雷达系统的共同建设、美国战略飞机的越境飞行和美国获取加拿大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使得二战结束后加美之间的安全合作更加频密，合作层次越来越高。
小结
1930年代末，罗斯福鉴于国际局势的恶化，尽管面对强大的国内孤立主义势力，仍不得不开始正视北美的安全防御问题。1938年8月18日，罗斯福在金斯顿向加拿大人民也向美国人民发出呼吁，密切关注北美的安全问题，同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严正的警告：加拿大是英帝国的一员，如果某些帝国胆敢觊觎加拿大，美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金在罗斯福发表宣言的第二天，迅速做出回应：作为美国的友好邻邦，加拿大也承担相应的义务，不会允许他国从加拿大向美国发起进攻。尽管两国领导人的发言传递着守望相助的温情，但是两国的战略利益还是有区别的。罗斯福在宣言中并没有承诺在加拿大因为英加同盟而卷入欧洲战争时提供援助，只是承诺在加拿大领土受到欧洲强国威胁时美国将提供保护。实质上，这是加拿大版的门罗主义宣言。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加拿大参战，美国却袖手旁观。但是，罗斯福没有完全置身事外，在国内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左右美国外交方向的情势下，他尽一切所能给英国和英国的盟国以援助。1940年夏天，欧洲局势急转直下，除英国和苏联外，尽为法西斯所征服，英吉利海峡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防线，罗斯福不得不把大西洋作为自己的战略纵深来经营。这就迫使他努力获得加拿大的配合和支持，加拿大的战略地位由此上升，北美大陆的安全防御成为美国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
1940年8月17日，罗斯福邀请金访问奥格登斯堡，会后发表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奥格登斯堡宣言》，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确定了战时北美安全合作的大方向，而且决定立即建立防联会，开启了加美关系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安全战略一体化的时代。谁曾想到，20世纪20年代双方还在各自的战争计划中把对方当成假想敌，转眼间就成了并肩战斗的生死盟友。不仅如此，加、美、英还利用防联会发挥白手套作用，使中立的美国加大了对英国的援助力度，实际上参与了欧洲战争的进程。加拿大二战期间的安全政策表现出既服务于大英帝国利益又服务于美国利益的特征。而且，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深化，两国的战略协同扩大到以军工生产为主的领域，加拿大的安全政策更多地服务于美国利益。1941年4月20日，为了最高效地扩大军工生产，两国首脑发表《海德公园宣言》。以此为法律基础，两国战时经济达到了高度融合（二战时加美军工生产合作详见本书第四章）。
美国参战后，加美同盟的地位下降，取代它的是美英同盟。尽管如此，加拿大仍然通过防联会和其他双边合作机制延续与美国结盟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延续也使加拿大外交与安全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加拿大最主要的军事盟国。然而，尽管加美军事实力存在很大的差距，战略关系和国际地位也并非美国授予、加拿大接受这么简单，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加拿大通过这些与美国的双边安排获得了与一些实力强大的盟国平等的地位，国际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总而言之，加拿大在盟国外交中积极穿梭，在军事上不遗余力，在军工生产上竭尽所能地合作与援助，[216]塑造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随着轴心国家的投降以及法、英的衰落，相对这些国家，加拿大几乎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它的工业和资源在与美国的生产合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美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二战结束之时，加拿大的综合实力仅次于美、苏、英、中，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加拿大与美国在通力合作之时，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矛盾，如加拿大军事代表团问题、军队指挥权问题、美国驻军对加拿大主权的侵蚀和破坏等，这些矛盾在战争年代似乎不那么突出，但它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长期的。
加拿大政府尽管在1947年的《联合声明》中一再强调对在加美国军事设施拥有最终控制权，但是无法阻止人们对美国军事存在的批评。[217]虽然金领导加拿大人民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并且使加拿大摆脱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走上了一条更加富裕的道路，但圣劳伦特政府沿用金政府的安全政策，在50年代初期与美国合作在加拿大领土建设了三道雷达预警线，使双方安全关系不降反升，从而招致了大量的民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