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

国内学术界比较重视大国关系的变化并试图从中寻找国际格局演变的规律，但对中、小国家与大国间关系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具体到中等国家加拿大和超级大国美国关系的研究，更是如此。本研究主要从加拿大的视角来研究中等国家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安全关系，并以此探讨冷战高峰时期国际格局的演变，拓展战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深化国际冷战史研究。

之所以选择加美安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加拿大[1]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等国家，它与超级大国美国既是邻居又是盟友，研究二者在冷战时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加拿大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助于认识西方盟国之间复杂关系的发展，因此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何谓中等国家？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共同的定义。但是，一般而言，中等国家是用来描述一些并非超级强国、大国或地域大国但仍然具有相当实力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加拿大正是这样的国家，而这种中等国家的地位，是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相对于英、法、德、日在战争中的衰落，加拿大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不仅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国家地位，甚至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几个国家之一。[2]它的GDP从1939年的56亿美元上升到1945年的118亿美元，成了世界主要的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家。[3]不仅如此，它还拥有极为出色的军事实力。[4]其综合实力排在美、苏、英、中之后。[5]加拿大凭借这样的经济实力，甚至比马歇尔计划更早地投入了拯救西欧的行动。[6]然而，加拿大的国家实力很快下滑。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实力的恢复、地位的上升以及洲际导弹时代的来临，加拿大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失去了大量的功能，[7]其战略价值和国际地位也随之下降，加拿大由此成为中等国家。

但是，加拿大作为美国主要盟国之一的地位从未改变，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加拿大更成为美国的特殊盟友。这是因为：其一，加拿大是美国的近邻，其北极地区是苏联战略轰炸机和导弹打击美国的最短路线途经之地，由此成为美国本土防御的战略纵深。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北美大陆的安全防御成了两国共同的利益和事业。1957年两国成立北美空防司令部（以下简称“北美空防”，North American Air Defence Command，英文简称NORAD），统一指挥两国的空防部队。1958年，两国签署《北美空防协议》，正式形成了北美军事同盟。加拿大作为美国的北美空防盟友，是美国本土防御的基石。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中，坚实的北美防御体系是根本，否则，它很难伸出拳头打击敌人，更不用说形成对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包围和战略遏制。因此，加拿大在北美的战略配合与支持，对美国来说，战略价值非比寻常。其二，加拿大是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英文简称NATO）盟国。1949年，加拿大积极支持西方构建以美国为主的集体安全同盟——北约并且成为它的重要成员。北约成立后不久，加拿大就向北约派出了陆军和空军部队，在欧洲的最前线抵抗苏联的军事威胁。加拿大的军事存在，不仅是对美国冷战战略的直接支持，还是对西欧团结和抵抗事业的鼓舞。

在冷战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加拿大既是美国在北美大陆的安全伙伴，又是美国在北约的重要盟友，而这是美国的西欧盟国所不具备的双重身份，加拿大也自然承受了西欧盟国所未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双重压力。加拿大在两个战场同时是美国的具有很强战斗力、很大价值的盟国。可以说，没有加拿大，美国的全球战略就会失去意义，失去加拿大的关键支持，美国的冷战事业就不可持续、不能胜利。加美安全关系的演进与矛盾表现了军事同盟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因而具有研究的典型性。

第二，鉴于国内几乎没有对加美安全关系的深入探讨，存在多处空白，因此研究加美关系也是学术发展的需要。

例如，加、美自1940年8月结盟以来，盟国关系一直保持至今，而迪芬贝克时期是两国安全关系最紧张最混乱的时期，克服这段安全关系瓶颈期对长期保持两国同盟关系至关重要。冷战正好在这个时期也达到了顶峰，很明显，冷战不断升级严重影响了加美安全关系。冷战时代，军事优先，安全关系成了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其他关系都服务和服从于这一关系。加美安全关系对两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从而决定了它的研究价值。研究迪芬贝克时期加美安全关系可以从中理解冷战对北美地区产生的影响。

又如，人们往往会注意到同时期法美安全关系的恶化，注意到戴高乐总统挑战美国霸权的坚决斗争，从中分析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临西方阵营分裂危机的原因。学术界却很少注意到迪芬贝克总理对美国霸权的英勇反叛行动，[8]很少研讨这场危机的表现和成因。如果把这两场危机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法国和加拿大对美国霸权的反叛与挑战，同样是坚持独立自主的行动，美国的反应却有很大的不同：对戴高乐，它选择了无可奈何的宽容和忍让；对迪芬贝克，它却把其不肯接受核武器的安全政策定性为路线斗争，认为其将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此绝对不后退，否则就会满盘皆输。[9]在美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打压下，加拿大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被迫扭转，回复到接受美国控制的状态。但是对这些问题，国内学术界一直未有涉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补充了冷战史研究的不足。

国外研究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是国内研究无法比拟的。国外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注重把迪芬贝克时期的加美安全关系放在加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因之很好地体现出来。（2）注重对加美安全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专题研究，如北美空防研究、柏林危机研究和古巴导弹危机研究。（3）注重用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时期的安全关系史进行研究，如用经济一体化理论来研究军工生产共享计划问题，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迪芬贝克政府的核政策与国际裁军之间的关系等。（4）注重原始资料的利用，如档案、口述史、日记等。

但是，国外研究仍然存在提升空间。（1）迪芬贝克政府时期是迄今为止两国安全关系最混乱、最动荡的时期，可是，国外学界的研究比较分散，往往集中在专题研究，没有一本专著对它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因此，为笔者研究迪芬贝克时期的加美安全关系留下了学术创新的空间。（2）加美两国学者的研究多少存在身份意识带来的主观偏好，笔者希望以第三者视角更加客观公正的态度描述和分析这段安全关系史。（3）由于受到档案解密的限制，国外学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入，笔者希望能够运用晚近解密的档案和相关资料，进一步充实这些研究。例如，对于1963年1月30日美国国务院声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它对1963年迪芬贝克的大选造成了破坏性影响，但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学界一直都不能肯定它是美方蓄意的行为，罗伯特·博思韦尔2007年通过采访威利斯·阿姆斯特朗[10]才旁证了它的真实性。本书将利用相关档案充分证明1月30日国务院的声明是美国政府精心设计的行动，目的就是颠覆迪芬贝克政府。

国内学术界对加拿大史的研究相当薄弱，而且也没有一部从加拿大角度对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美安全关系开展研究的史学著作。迄今为止，杨令侠对加美安全关系领域的斗争有所探讨。[11]另外，有两篇从美国的视角来研究20世纪60年代的加美关系的硕士论文值得一提：佟娜的《1961～1963年美国和加拿大核武器摩擦探析》描述肯尼迪总统时期的核武器争端；顾琳的《试析美国的加拿大政策（1961～1968）》主要描述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加拿大政策，其中小部分内容涉及了混乱的加美安全关系。

本书在努力收集和运用第一手原始档案材料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唯物史观，采用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办法，力图客观、辩证地研究迪芬贝克时期加美安全关系形成和互动的过程，揭示冷战不断升级的过程中中等国家和大国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安全关系。

本书主要研究加、美在北美大陆的安全关系，因为两国在北美的安全合作程度远超在欧洲的安全合作。概言之，在西欧，加拿大和美国同为北约的成员，加拿大认为两国的合作是在履行对一个多边集体安全组织的承诺，它承受美国压力的感受要比在北美空防好得多；在北美，北美空防只有两个成员国，而且安全合作的主要区域在加拿大，加拿大对主权的敏感和承受的巨大压力让它感觉自己处于屈从地位，在北美的安全合作产生的矛盾要远多于在欧洲的矛盾。

迪芬贝克政府不仅面临二战结束以来冷战和北美军事一体化的大趋势，而且面临加拿大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随着完全独立地位和经济繁荣的确定而成形的新形势。一方面，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两国军事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迫使它要放弃部分国家主权，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和两国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它维护国家独立自主的行动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也将增强，迪芬贝克政府的安全政策必然会发生分裂和断层。迪芬贝克政府因此陷入“从与不从”的困境。

“从”有三重含义：迪芬贝克政府萧规曹随，沿袭圣劳伦特政府紧跟美国冷战战略的安全政策，在执政之初就与美国建立了统一指挥两国北美空防力量的单一北美空防司令部，在军工生产领域加强与美方的共同研发与生产。“不从”主要表现有五：其一，努力研发先进的歼击机“箭式”飞机，试图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并以此打下安全独立的基础；其二，在苏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不同意美国的“天鹰”军演计划并迫使其流产；其三，在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全过程，不追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柏林政策，为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做出了积极贡献；其四，在冷战的最高潮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不响应肯尼迪政府的隔离政策，引起了美方的强烈不满；其五，对美国的核威慑政策表示怀疑，不引进美国的核武器，使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出现严重的漏洞和危机。

“从”是迪芬贝克政府在冷战大战略上追随美国；“不从”是迪芬贝克政府在对苏冷战的具体策略上与美方存在不同理解，因而产生了战术分歧。

迪芬贝克政府“从与不从”的困境同样反映了集体安全理论的困境。集体安全是一种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以维护国际安全为主要目的的国际组织机制。冷战时期存在像联合国安理会那样的普遍性集体安全机制和像北约、华约、美日安保同盟和北美空防那样的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后者的建立是美苏对抗致使前者不能正常发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功能的结果，更是美苏追求世界霸权的结果。集体安全在实践过程中必然导致限制和约束参与者的主权，而国家主权又赋予参与国支持或者破坏集体安全机制的功能，因此集体安全和国家主权存在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而集体安全机制为了集中保护成员国的安全，就不得不将保护安全的最高权威集中起来交予几个大国或者某一霸权国来行使，即成员国将其主权的一部分交出来供几个大国或者某一霸权国来分享。具体到北美空防，在霸权国美国看来，加拿大必须接受美国的控制与指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因此它对迪芬贝克政府的任何“不从”，都会视作对共同事业的背叛和对其权威的不尊重。

“从与不从”反映了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美安全关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是理解冷战时期盟国与霸权国关系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