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序言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看一个人的作为，首先要了解他的思想。因为，思想是决定人行为的基础。

了解一个国家，把脉其主流智库是重要途径之一。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智库汇集的各国精英之才，是国家的“大脑”。用中国的古语讲就是“居庙堂之上者”，忧思的自然是天下大事。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大手笔、大视野、大战略、大举措。落实好，首先需要同沿线60多个国家思想相通，知其虑、知其需、知其忧，方能实现合作。这是前提之一。

因此，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施中，我们应该注重了解和掌握国外智库在研究什么、思考什么、出了什么样的对策建议。当然，了解这些，并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而是兼听则明。多听一听，多看一些，对我们的研究和决策能起到“他山之石”之效果，也许能使我们尽量少走一些弯路。

中国智库在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施中，应该有些世界眼光和视野。同时，还应兼具一些哲学思考和历史积淀，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盛唐诗人杜甫脍炙人口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用一动一静、一远一近的传神之笔，将动景、静景、近景、远景交错映现，既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幽美平和的画卷，令人心旷神怡、百吟不厌，又揭示了成就伟大事业需动静结合、周全远近的哲学意境，令人抚案叫绝、落座深思。笔者引用此绝句，也算是为研究、为本书增加些人文哲学色彩。

关于历史思考。笔者于2015年6月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海丝列国志》序言中，对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进行过比较详尽的叙述。在此不多赘言，只是简单点点题。在古代的中西交通史上，“两条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在长达22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过世界，对世界文明和经贸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1]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形成了古代东西交通的两大主动脉。唐朝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担任宰相的地理学家贾耽曾记载过大唐通大食、波斯的两条通道，分别是“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也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今天，我们还可以借用杜甫的诗歌，把陆上丝绸之路比喻为“西岭千秋雪”，把海上丝绸之路比喻为“东吴万里船”。

张星烺先生在考证中西交通史时，明确“秦始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2]从中国向西行，万里雪山连绵。博格达雪山与伯尔尼高地少女峰的皑皑白雪遥遥相对，西岭的千年雪峰，见证了陆上古丝绸之路的繁华胜景。成书于公元500年前后的《宋书》中，也提到中国与大秦（指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埃及）、天竺（印度）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3]从中国出大海，辽阔大洋浩瀚。扬州、明州（今宁波）、广州、泉州出海亚非欧的船只，“把中国丝绸及其他商品，转运至安条克”[4]，来来往往的海船，塑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美丽神话。

在21世纪的今天，两条曾创造辉煌历史的丝绸之路，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其原因就是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在海南博鳌论坛年会期间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胜景蓝图已然绘就，神话再次降临现实。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的。在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指出，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习近平主席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5]有专家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在一个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框架下形成的大战略”。[6]这个大战略秉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突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等五大合作重点，以及为愿景和行动而确定的多边双边合作机制等制度保证。

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从杜甫的绝句中寻找智慧灵感，那就是如何做到动静相宜、远近周全。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严肃性。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是巨大的需求。据麦肯锡公司估测，2015年至2035年，全球电力、公路、港口和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投资达57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亚洲各国基础设施投资需要8万亿美元；亚洲国家中，除中日韩外，未来10年基础设施每年需投资8200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目前世界银行的实收资本为22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未偿贷款仅有530亿美元；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总投资金额分别为2800亿美元、1600亿美元，相关国家自身仅能提供约4000亿美元。这组数字说明，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一项，资金缺口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中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和投资能力无疑是需求者的渴盼，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走向深入，围绕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将会有大幅增加。[7]这些数字是否准确，笔者目前确实难以准确核实，但是可套用汇丰亚洲项目和出口融资主管詹姆斯·卡梅隆的话：“每个人给出的数字都不同，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些数字可能完全是错误的，但是它们确实都是非常巨大的”。[8]

第二个方面的情况是中国巨大的能量。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入实施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步伐大大加速。截至2014年9月，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亚洲直接投资达6184亿美元，且多元化区域投资特征明显，2014年度我国对亚洲投资增长48.9％（对东盟增长27.6％、对香港增长50.8％），对非洲增长近22％，对俄罗斯增长35％。据统计，过去10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9％，高出同期对外贸易平均增速4个百分点；仅我国企业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就已从10年前的1.8亿美元，增加到了86亿美元，年均增长54％，且还有非常巨大的共同投资潜力、合作潜力。[9]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估计，“一带一路”第一批项目库，涉及的投资金额将超过8900亿美元。[10]应该说，指向胜景的目标已经非常清楚，再造神话的现实已经具备。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独缺的是解决问题的船与桥：怎样实现沿线国家的大合唱，怎样把中国的合作愿景与有关国家对接，怎样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到实处，怎样做到开放合作、和谐包容，怎样做到市场运作、互利共赢，怎样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怎样为愿景和行动确定多边、双边合作机制，以及怎样的合作机制……

套用杜甫的诗句，既要让黄鹂鸣翠柳，让白鹭上青天，让“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构成绚丽多彩、幽美平和、造福沿线人民的画卷，又要含西岭千秋之雪，泊东吴万里之船，使“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动静结合、周全远近、成千秋之伟业。

这，对每个关心和致力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得不回答和解决的时代课题，是一个在实施过程中不得不经常面对和思考的实际问题。而回答这个时代课题、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沿线国家和非沿线国家涉及“一带一路”问题的言论与决策，应该值得中国决策层重视，含西岭千秋之雪、泊东吴万里船，方能营造出鹂鸣翠柳、鹭上青天的和平和谐之景。

值得感谢的是我工作团队的同事们，他们每天16小时的工作节奏，让我感到了“一带一路”热忱者们的青春与奉献活力。是他们的活力与奉献，为关心支持“一带一路”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智慧之门。通过这扇窄窄的门，我们可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和相关国家、人民的态度，或喜，或怨，或无关己事，或综合有之。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的态度，反映的是他们所在群体的总体感受和体验，而这种感受与体验，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施。对此，我们应该重视，以“含”的境界和眼界，把脉他们的想法，呼应他们的需求，回答他们的合理困惑；以“泊”的准备和行动，解决他们的难题，顺应他们的需求，共谱“一带一路”的世纪交响之曲。

从目前的统计看，无论是从关注的领域、议题，还是从角度、力度，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最为关心。总体看，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的110多家智库对“一带一路”的初步反映中，负面思考多于正面思考、非理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挑拨离间的成分多于建设性因素。

例如，他们透过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多棱镜，从不同的视点来探讨和看待“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对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发展、中国和俄罗斯的有限责任伙伴关系、中国和印度能否超越边境争议、印度洋能否装下中印两个大国、中国与希腊的债务危机、萦绕中国心头的阿富汗问题、中国能否成为中东地区的新和平制造者、如何与中亚共享繁荣、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蒙古的未来在哪里、中国应如何看待和对待伊斯兰国等。又如，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在承认“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南海的争端中，从来没有给两国制造过外交压力”的同时，又故意轻描淡写地提到“在马来西亚国内，马来西亚官方鼓励反对当地的中国人”。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能查阅到的美国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文章中，基本上看不到美国自身如何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应该干些什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意见和建议。相反，美国的智库们更热衷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历史上的边境纠纷、历史矛盾、现实争端等。

在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上，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在其报告中，一方面将中俄正在不断深化的两国关系，描述成“独裁的政治联盟”，并认为“它能够挑战自由主义思想以及金融世界的秩序”，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中俄“在双方团结的表象之下，其实中俄之间缺乏相互信任”，建议“欧洲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利用这些缝隙，并且避免采取使这些不兼容的盟友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动”。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承认，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成功访问后，许多人希望重启曾经广受赞誉的“亚洲世纪”。但是，在他们的报告中，更多的是谈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印越如何联手对抗中国，并将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项目、缅甸皎漂项目、马尔代夫项目等，列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挑战印度地位的举措。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研究员、《亚洲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作者拉吉莫汉博士，则津津乐道于所谓“中国在印度洋越来越频繁的军事行为”，别有用心地暗示“中国计划通过与印度洋地区发展军事及经济关系来包围印度”，并建议印度莫迪政府，“莫迪可以更加自信地告诉中国领导人，中国在与巴基斯坦联盟中将不再受益”，同时“新德里应该有能力通过自身的政策削弱中巴联盟”。

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斯科特·肯尼迪、中国商业和政治经济中心项目主任戴维·埃·帕克联合发表的《兴建中国的“一带一路”》认为，中国政府颁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涉及了国与国之间毫无约束力的协议。它的核心是中国利用其经济资源和外交技巧，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将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导致了更多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这将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的政治机构建设，并减少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但是，他们随后话锋一转，“实施‘一带一路’将会给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认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大幅度增加了破坏政治的风险”，带来“地缘政治影响”，并“将可能增加中国的海军力量”。最后，两位作者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建设就会成功’的发展战略在国内很难实施。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外，它可能不仅会产生反中国的政治思潮，而且借款人也无法偿还贷款，或企业无法收回自身的投资，最终对中国经济造成压力，而不是帮助其稍微缓解经济下滑”。这番描述，把“一带一路”的前景描述得一团漆黑。

美国史汀生中心的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专家布兰埃勒，承认“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把三个大洲联系起来”，这“将对亚非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认为“对环境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尽管这一计划声势浩大，但‘一带一路’并不容易让人买账”，而且“‘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公共关系策略。太多人已经误解了中国的意图，并且曲解该战略将会产生的收益”。

从以上言论观点可以感受到美国内心深处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疑虑与惧怕。其中，疑虑部分更多的是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了解还处于浅层次，或者换言之，是我们的政策解释工作还存在差距，这需要我们有关部门继续加油努力。而惧怕部分，则涉及美国更深层次的不健康心理，是其与生俱来的对新崛起国家敌对情绪的反映。这种排他性的心理，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心病”，我们认识到就可以了，除非美国人自己想明白了，自己把自己的“心病”治愈。中国并不是美国权威的挑战者，也不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者。对这些见解，美国人早一天接受，将早一天受益。否则，可能将永远处于难以自拔的纠结之中。

相比之下，俄罗斯智库对“一带一路”及其沿线国家的观察和态度，则要平和务实得多，没有美国智库那种焦灼的感觉。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接连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公布了一组报告。如《中国“向西看”政策：与巴基斯坦的新连接》的作者萨希德本人，曾在1993年亲自拜访过中国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且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在这篇文章中，他扼要回顾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认为西方国家快速的人口老化，将导致需求模式和需求规模的改变，“这意味着向旧的工业化国家出口，将不再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中巴经济走廊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向西看”政策的中心和试验田。他文中有三个观点值得思考。一是他认为中巴经济走廊不但对巴基斯坦是机会，还“能够为该地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海湾国家以及非洲的部分地区都会受益，而亚洲也会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二是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认为中巴经济走廊将改变以油轮与集装箱为主的贸易方式，并将极大提升中国同西亚、非洲地区的贸易量。三是报告援引美国五角大楼研究成果数据，指出美国已经在阿富汗发现了价值近万亿美元的未开发矿藏。但是，作者虽然认为中国对阿富汗巨大的矿产资源表现出极大兴趣，而结论却是，这“足以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的经济，使得阿富汗最终可能变成最重要的矿业开采中心”。在报告的结尾，作者善意地指出，在中巴经济走廊建成后，“如果印度同意成为这些交通线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的将是亚洲经济的重大转型。印度可以与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和中巴经济走廊联系起来”，为其“提供比目前正在使用的、更为便捷的交通方式”。

再如，俄罗斯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的专家伊玛·霍佩尔也围绕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习近平主席2015年4月20日至21日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两国政府达成460亿美元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作者认为，中国的投资“既不是援助，也不是优惠资金，而是商业协定和项目融资，包括商业投资回报率”。要实现投资的落地，作者认为巴基斯坦应改善俾路支省的安全环境，还要在项目的分配上充分考虑巴基斯坦欠发达地区的实际利益。作者在结论中指出，与美国的做法相比，“北京方面在南亚和中亚的更广泛投资，不仅仅是为了重振中国经济，也是为了促进（世界上）整合性最低的地区之一的发展，使之具有更好的连通性和商业性”。

在俄罗斯智库公布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现实问题和切身关切值得我们重视，并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回应、解疑答惑。一是如果北京至莫斯科的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成，在便利俄罗斯人民的同时，也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前往俄罗斯。在俄罗斯人口老化严重和出生率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俄民众普遍担心居俄华人将成为最大的少数民族。二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中亚国家最大的经济伙伴，俄罗斯忧虑中俄在中亚地区可能在某些利益问题上形成正面冲突。三是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是想成为创造者，而非参与者。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与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构想有一些重叠之处。在遭受欧美国家制裁、经济陷入困境的背景下，俄担心如果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实施，可能会拖延其重新构建“欧亚帝国”的计划。但是，如果减少对“一带一路”的参与，则又可能错失发展机遇，累及俄罗斯疲软的经济。这令俄罗斯普通民众乃至决策层感到左右为难。

对存在的以上问题，俄罗斯智库也给出了一些较有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一是中国企业和民众到俄罗斯时，要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公民前来投资经商和居住，都是在商言商、合法经营、依法办事，并没有政治目的；二是中国在中亚地区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同时兼顾俄罗斯的利益，把握好处理两国利益的原则底线；三是要搁置分歧、求同存异，尽量避免刺激俄罗斯的神经，中国政府可考虑主动提出使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的方案，以实现两国和两个战略的共赢；四是建议中国妥善处理、协调好两国的利益，使俄罗斯与中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助力，努力将中俄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范例。

欧洲各国智库面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其研究和思考的角度虽略有差异，但总体上看，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动力较足，传播的正能量也较为集中。从人文上，欧洲各国智库认为“一带一路”正在弥补中欧在认知上的差异：在中国人眼中欧洲不再是古老僵化的城堡，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已不再是刻板古老的长城。从发展趋势上看，许多智库认为世界中心也许会逐渐从以“美国-大西洋-欧洲”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圈，开始转到以“中国-欧亚腹地-西欧”为核心的多元文明圈，并在全球形成“美国-大西洋-欧洲”“中国-欧亚腹地-西欧”两个中心。而欧洲恰恰处在两个中心连接之处，因此就“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落地而言，欧洲深感期待。

同时，欧洲的许多智库也不讳言欧洲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暂时的茫然和不知所措。他们认为，亚投行的成立使欧洲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朋友圈之一。欧洲国家参与亚投行，说明了它们高度重视中国市场，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带来的战略机遇。但是，问题在于欧洲国家目前并不知道如何对接“一带一路”，中国的企业也不知道如何深度开拓欧洲市场。这既是认知差异，也是需求的差异。具体来说，欧洲各国政府和企业家首先要闹明白：欧洲应向中国买卖什么，中国政府和企业家也应同时考虑同样的问题。欧洲智库也指出，欧洲并不是一个整体，各国有各国的竞争优势和利益需求。“一带一路”要在欧洲落地，中国应遵循古老的知己知彼古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持久良性、合作共赢。

一些欧洲智库也在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行冷观察和冷思考，其结论可能会有些偏颇，但可以让我们的智库头脑清醒一下。这些结论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避免过度解释中欧关系的亲密。直到目前，欧盟尚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也依然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欧洲国家在经济上走向中国，并不意味着其在战略和安全问题上背弃美国；中欧在经济上深度合作，并不意味着欧洲在人权、民主和价值观上改变对中国的苛求与刁难。在人权和民族宗教问题、达赖和西藏问题等方面，欧洲的对华干预可能随时会干扰目前的良好关系。二是避免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过度政治化或归于宿命论。“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烂尾楼”，或是否会成为新版的“中华帝国朝贡制度”，关键在于能否设定好战略和战术目标，核心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能否在清晰的战略指导下逐步落地，并通过一个个战术目标的完成，最终实现惠及沿线国家民生的目标。三是避免盲目发展、遍地开花。中国政府应尽早系统整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各类信息，动态性地提供给中国“一带一路”的参与机构和企业、人员。要把中国国内致力于参与“一带一路”的城市和企业、机构的竞争优势、现实需求等，提供给国外相关国家和企业、机构。要通过这些细致的工作，让彼此知道双方合作的接触点和发力点之所在。四是注重高层次人员交流与沟通。欧洲一些智库坦言，当前欧洲最缺乏的是社会的活力与创新，中国最缺乏的是国际化的人才和经验。这种高异质性，决定了高互补性。因此，应加强政府、企业、智库、学者等之间的人文交流。五是要尽早建立“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的样板，以发挥可复制、可推广的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法国的一些智库认为，法国领土面积占欧盟的五分之一，是西欧面积最大的国家。特别突出的是，法国在民用核能利用、高铁、航空航天等领域具有产业优势，这些领域也是法国经济的依赖和支柱。目前，中国的核电和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优势产能，这可能造成中法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关系。另外一些法国智库则认为，法国高铁在欧洲运用最早，其多项标准曾是欧洲高铁技术的基础。但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高铁市场中，法国高铁的话语权已经一去不返，传统的竞争对手德国、日本和后起的竞争对手韩国、西班牙、意大利已经将法国高铁逼入困境。同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法国国内，价格已经取代速度，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因素，法国高铁的乘客数量日渐减少，就是明证。因此，一些法国智库把中国高铁看成是激发其活力的“鲇鱼效应”，认为中国的许多高铁技术来自法国，法国更加了解欧洲市场且具有成熟的人才、经验，中法高铁市场如果能相互开放，两者可以联手开拓欧洲的高铁、码头、港口、机场乃至核电等基础设施。

在文化创意与时尚产品方面，法国智库信心满满。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是法国的另外一大优势，既是法国经济最强大、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国的硬需求。他们认为，中国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但目前的发展起点依然很低，许多文化项目依然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他们建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法应在文化创意产业、旅游服务业等方面开展深层次合作。同时，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建立“中法文化产业园区”，以孵化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各类企业，提升中国整体及各城市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气质，同时增加沿线国家民众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兴趣和参与热情。

英国智库认为，英国兼具重商主义、人文主义之气质。略显被动的地缘条件和匮乏的资源，迫使英国必须务实灵活地寻找经济上的合作伙伴，故重商主义盛行；重视传统、推崇渐进的民族性格，又使其不轻易改变什么，因此人文主义在其灵魂深处的烙印很深。重商主义、人文主义两种思想，遂成为英国智库解释英国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理论依据。

首先，英国是西方国家中呼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最早的国家之一，是加入亚投行最早的意愿国和创始成员国。对此，英国智库的研究结论是，英国的行为，并不是对美国的背弃，而是重商主义使然。因为英国需要中国的投资来更新老旧的工厂和基础设施，以升级英国制造业水平，从而将更好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英国加入亚投行，也有巩固其国际金融优势的战略考量。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五通之中，以货币流通为核心的金融支持是重点。同时，作为老牌的金融大国，英国智库自认为全球四大金融中心中，有三个与英国有关（伦敦、新加坡、香港），中国境外人民币支付有62％在伦敦进行。

其次，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于2014年签署了一系列新协议，其中包括在未来三年加强中英教育合作的框架协议。英国智库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英国教育的宗旨是培育社会精英意识，包括批判性思维、独立性思考、跨学科知识、国际化视野、高度的社会责任等，此乃人文主义使然。他们认为，这些人文素质让英国在文学领域有莎士比亚、在科学领域有牛顿、在经济学领域有亚当·斯密、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达尔文……当然，目前在英国大学的本科教育中，来自欧盟的学生显著减少，中国学生的出国需求正在填补这些空缺。从一定意义上讲，作为局外人，笔者感到在英国的人文主义之中，还是脱不开重商主义的色彩。

再次，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英国智库把重商主义和人文主义糅合在一起，建议中国和英国可以加强“一带一路”的媒体合作。他们认为，英国的传媒业高度发达，是有传媒话语权的国家。而中国，有正在崛起的传媒市场，有“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舆论引导和动员需求。一些智库建议，中英可联合开展问卷调查，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注倾向和参与程度；联合拍摄记录片和专题片，向世界展现“一带一路”的全景和未来愿景；加强现代传媒理念培训，联合培养现代传媒人才；加强两国传媒产业沟通，全面加强纸质媒体、广播电视、音像制品等传媒领域的双边合作。他们认为，传媒影响力属于文化软实力范畴，理应成为中英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中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项目。

德国和意大利智库津津乐道的是，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实施过程之中，德国制造、意大利制造是中国离不开的两块制造业金字招牌。德国智库指出，作为当今欧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经济体，德国在全球金融风波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压力下表现抢眼，其原因在于德国制造代表着品质与卓越。德国的机械设备制造业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其75％的机械设备产品出口国外，在机械设备业36个产品领域中，德国产品在16个领域为世界出口第一。汽车、机械制造、化工医药、电子电气是德国四大传统产业。正是因为这些自信，德国智库认为中国企业虽然重视产品研发，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足。他们认为，德国制造对中国的启示是：“一带一路”要有产品可卖，就要在突破性创新上有起色，拿出真正有品质、有品牌的产品。

意大利智库认为，意大利是“中小企业王国”，致力于发展中小企业的中国丝路城市，应该主动对接意大利，尤其是在食品、服装、家具（也就是意大利人引以为豪的“3F产业”）领域。他们认为，中小企业是检验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的最重要指标，也理应成为“一带一路”经济是否活跃的晴雨表。

本书收录了印度7个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43篇研究报告的观点。从时间顺序看，印度在对待“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方面，大体经历了抵触、犹疑、初步张开怀抱欢迎等几个阶段。从这些报告中，大体可以梳理出以下一些基本的脉络：莫迪总理执政初期，绕开中国访问美日，对外公开宣称将开辟“印度世纪”。之后不久，莫迪总理积极开通微博热线、调整行程访华、拒绝见达赖，并在2015年5月15日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畅谈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呼应。印度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变，大体与莫迪总理态度的转变同步。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发表的《印度需要中国的“绿色丝绸之路”》中，建议“中国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对外战略、绿色技术细节以及投资和发展思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的贸易伙伴提供‘绿色丝绸之路’升级版的工具箱”，认为“丝绸之路复活计划不应该以推出类似于疯狂的发展项目的方式进行，而是作为一种绿色和自反性现代化的努力而存在”，并具体希望“中国和印度一起保护和保存喜马拉雅山脊的聚宝盆（动物、植物和文化多样性）”。

随着中国在尼泊尔影响力的上升，一些印度智库认为中国将打破印度对尼泊尔经济的垄断。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的研究主管马瑟·阿克沙伊认为，“中国将尼泊尔视作通往南亚的门户，这是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更广泛战略中的一部分”，表现出了强烈的犹疑和担忧情绪。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教授杰恩教授也表示，“中国在尼泊尔的这些发展进程令印度不安”，但他随之又表示，“尼泊尔政府意识到中国和印度互相竞争，因此不想丢开任何一方，这是一个极其智慧的平衡法则”。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的另外一份报告题目为《新丝绸之路是为了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吗？》。这份报告尖锐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使丝绸之路更符合21世纪的现状，并且促进中国和印度的发明创新和商业发展”；二是“‘丝绸之路’倡议是选择在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上都取得发展，还是以生态换取国家发展？”但其建议和结论则为，印度为确保两大目标的实现，“莫迪可以挖掘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这些潜力，并联合本国专家和学者共同设计出相关方案”。在该智库的另外一份报告《提供给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国家的一个印度民主样板？》中，作者也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他认为“南亚国家的政治轨迹一方面取决如何平衡印度的民主模式对南亚国家人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能否为为加强其基础设施而向南亚国家政府做出慷慨的经济赠予”，但作者又认为，“尽管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印度却不能指望超过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吸引力。印度必须在扩大教育与文化交流方面变得更有创意”，并在报告的结尾指出：“在中国对南亚国家的经济参与将会继续扩大之时，印度日渐成熟的民主制度仍将是南亚国家人民所关注的焦点”。

《“一带一路”和印度的安全担忧》是一篇很严肃的报告。这篇发表于2015年5月15日的报告，恰是莫迪总理同习近平主席会谈的同一天。报告细数了印度的安全担忧：中印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1962年中印之战对印度造成的心理包袱、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亲密关系、印度和中国之间假想的权力之争、中巴经济走廊与克什米尔问题，并认为中国与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的合作，“将成为一个针对印度的‘包围圈’，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以及在印度周围发起的基建项目使印度更加担忧中国的真实意图”。文章说，“印度一再提请中国关注这些问题，但中国对印度的担忧看似无动于衷。也许是因为中国看待问题的角度与印度不同”，最后作者建议“印度必须与中国共同设计‘一带一路’项目，只有这样才能与中国进行真正的合作并充分从中受益”。

印度观察研究基金会的《印度还是中国大放光芒？投资计划说明了一切》，则比较客观地谈到了印度自身的差距。报告称，“2012年中国用于研发的费用高达2968亿美元，而我们2011年的研发费用只有361亿美元；中国有50万所职业技术学校，而我们只有1.1万所”。“改善基础设施的决心是我们在本世纪向前发展的依托和基础，我们建立了只使既得利益者受益的印象，而不是给我们数量众多的人口创造机会，或者利用我们的人口红利优势。我们又担心中国计划通过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在附近包围我们。我们不妨在巴基斯坦或者是瓜达尔港参与建设与中国类似的管道。当斯里兰卡寻求我们的援助时，我们没有表现出兴趣，但当斯里兰卡选择了中国的援助时，我们又感到震惊。五十年来，我们带着对中国人超越我们的担忧一直故步自封”，而“当机会来到我们身边，目光短浅和缺乏自信使我们后退，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需要建立我们的秩序，增强我们的领导力，调整我们机构的状态，并改进我们的治理能力”。

此外，在本书中，还收录了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土耳其、荷兰、瑞典、以色列、哈萨克斯坦、比利时等国智库的一些研究报告摘要，其观点对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均具有较强的参阅价值。但限于篇幅，笔者无法再逐一进行辑录整理，敬请读者见谅。

本书是我们加强全球涉华智库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试图兼容并蓄而“含西岭千秋雪”，为“泊”好“一带一路”的万里船做些贡献。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积累，在智库和智库成果的选择上，我们未必都做到了权威，希望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我们在随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和提高。

最后，再次感谢我的工作团队们，景峰同志带领队员们冲锋不止、加班不止，不计报酬、不计辛苦地以顽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完成了所有前期翻译和和校对工作。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祝得彬主任和仇扬、王小艳编辑，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该书才得以在短时间内面世。再次向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致敬。

敲字为文，信笔为序，以此为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王灵桂

2015年7月19日夜 于香山麓听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