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一 宗教与现代性社会之间的共生关系

所谓现代性社会,即以科学技术和工业机械化生产为发展引擎,并有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与国家制度、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及其与此匹配的社会组织形式。所谓宗教,即人们对超越自身能力的力量的神化和膜拜。宗教与现代性社会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在现代性建构语境下,与实证科学对峙的宗教信仰现象,往往被视为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封建迷信”而遭到攻击。参见近年来我国学术领域中无神论者与科学主义者批判宗教的论著如《“研究宗教”亟须拨乱反正“批判神学”必须开展补课——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杜继文》(《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等文。事实上,没有宗教存在空间的现代性社会,必然面临若干不可逾越的难题,且难以生成和良性运行。对此,笔者拟从下述几方面予以阐释。

第一,科学技术无法消解人的理性有限性特征,以及由此引发的无助感和寻求“强者”庇护的愿望。自然科学能够描述客观事物及其彼此之间具有的因果联系和互动关系,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及规律。换言之,现象界的本质与规律是否可知、能否被用于增进人的能力等问题,在科学这里得到充分肯定。而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理性认识方法,即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原则去认识、掌握认识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以实现认识逻辑与客观规律的统一。理性思维的特点,即尽力排除个人主观臆断,让分析、判断、推论的结果尽量贴近考察对象的性质及其规律,即实现认识内容的客观化,这是科学的一种特性及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认识内容的客观程度及其主体反映客体的程度决定了科学知识自身的真理成分和使用价值。这是科学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最有效的工具理性的主要原因。但是,科学绝非万能的,同样具有有限性:其一,科学技术仅是近现代人类的工具理性之一,它未能涵盖人类生存智慧的全部,难以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因而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必需工具。这是因为,囿于其客观性的价值追求,科学排斥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想象、“顿悟”等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能力。由于遮蔽人的情绪及其参与能力,因而科学缺乏一种能有效解释、克服人的痛苦、恐惧、哀愁等情绪问题的手段。非理性思维一旦被忽略,人便可能异化为科技和物质生产链条上的一种特殊机器。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提出“人是机器”的口号,亦是近现代科学对待人及其理性、非理性的基本态度。事实上,人类理解、适应世界的方法,除了理性思维方法外,尚有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想象、“顿悟”等非理性的直观方式领悟外部世界。可以说,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认识方法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基本方法,只不过其中一些民族的理性精神较显著,而另一些民族思维习惯中的非理性色彩更浓厚而已。这是全球范围内文明形态彼此相异的认识论根源。其二,获得科学知识的工具理性的有限性,制约了科学认识的广度和深度。由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象及其结论都是具体的、有限的,因而即使包括最新科技在内的人类科技总和,也仍然不能改变认识内容的有限性特点。科学认识在宏观与微观领域所能达到的前沿或边界,仅仅是人类科学活动所在的一个层面或一个阶段,它不可能穷尽关于无限时空的认识。此外,科学技术更无法帮助人类摆脱死亡、彻底消除自然灾难等。相应地,科学也就不能让人类摆脱自然的控制而获得彻底的自由。

如果说,科学技术所能触及之地是人类理性能企及的空间,那么,宗教信仰的领域则是科学未能触及之地。对人类而言,游离在理性可控范围之外的未知事物,是一种直接挑战和压迫自己的异己力量。对此,人们自然会产生无助感和寻求“强者”庇护的愿望,以安顿困惑不安的心灵。这种源于人类自身能力不足的需求,恰恰暴露出人性弱点。换言之,需要和寻求庇护是人性使然。在现实生活中,宗教神灵或历史强人往往被视为具有庇护能力的“强者”。如果否认宗教信仰,否认“彼岸神祇”对人类精神的慰藉作用,那么,人们对“强者”的依赖,也会通过个人崇拜、造神运动表现出来。这种现象较普遍地存在于现代无神论国家。这种“此岸神祇”囿于血肉之躯的物质诉求,以及有限的理性和治理能力,往往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现实灾难。

第二,科学主义将科学视为检验一切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质上颠覆了科学自身特有的精神自由理念,形成另一种形式的“迷信”,由此走到科学的反面。这是因为,科学除了具有观念内容的客观性、超越性之外,更具有自主性特征。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创新的过程,因而它要求认识主体“不唯书、不唯上”,必须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科学不仅自身具有上述特征,它还能将这些特征赋予掌握和运用于它的社会个体,使人们产生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内在要求和行为。因此,科学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引申出自由民主范畴。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求真的科学精神与自由思考的秉性,必然引向民主政治。换言之,具有客观性、超越性和自主性等特性的科学,必然引发开放的、多元的且能兼容不同事物的现代民主社会。如果将科学绝对化,将之视为检验一切思想观念正误的标准,那么,科学必然蜕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迷信”,并造成以下恶果:其一,在科学研究领域,用已有科学知识去量度、裁决宗教和未知领域,实际上只能切断科学研究与未知事物之间的指向性关系,关闭科学研究空间,科学因此丧失开放性、前沿性、超越性等基本特征。那样,曾经是“科学”的认识,也会随着认识对象自身的渐变或质变而丧失其客观性、准确性,并沦为谬误。其二,在社会生活领域,科学主义必然颠覆科学内含的精神自由理念,以及由此引发的开放包容的民主社会,催生出另一种形式的一言堂、专制制度。可见,过度夸大、依赖科学,否定宗教等其他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种唯科学主义价值体系只能将人类引入歧途。这样,科学发展便走向自己初始目的(满足人的现实需求)的反面。

第三,否定宗教文化,必然遮蔽传统社会遗留的文明进化基因,截断现代社会建构所需元素的来源,现代性社会因此难以实现。文明进化论认为,诸多文明样式并非凌乱无序,相反,它们呈现为环环相扣的链条式发展趋向。而社会诸要素的遗传与变异则是社会形态更替的本质性内容。在此,文明进化论肯定了不同文明样式之间的扬弃关系和进步性。现代文明及其社会形态建基于农业文明及其传统社会,新旧两种文明之间具有本质差异:与传统农业社会手工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的生活环境、依附或半依附的人身关系、封建专制、蒙昧主义等元素及其社会结构不同,现代性社会是由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机器生产、市场经济、开放流动的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公共权力的民主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等元素构成的社会组织模式。但是,新旧两种文明之间又有因果联系:率先形成于西方的现代性社会,主要得益于基督教自我革新运动(该运动为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形成提出了全新的伦理思想和行为准则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英〕理查德·亨利·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月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上帝创造论(凭借被创造的自然界的有序性,以及人类被赋予的管理能力,人类把握自然界的可能性和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参见《圣经》及《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荷兰〕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丘仲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得以肯定)、原罪论以及契约精神(由此引申出“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理念和法律规范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苗文尤译,法律出版社,2008。),等等。换言之,近代基督教思想与运动为西方现代性社会的诞生准备了必需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政治理想模式等。否定基督教,便无法理解现代文明率先在西方形成的原因、本质特征和发展走向。换言之,排斥宗教,必然舍弃前现代社会的文明遗传基因,现代性社会因此难以实现。而现代化趋势已在全球展开的情况下否定宗教,这一行为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四,否定宗教信仰,就是否定维系现代性社会良性运行所必需的思想观念规约机制,现代性社会因此难以为继。在科学沦为控制和操纵社会、经济、政权及其个人或群体心理的工具的现代社会中,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医治由此造成的道德沦丧、社会阶层结构失衡、个人心理断裂、人与自然的关系持续恶化等现代症结?与工业机器生产时代特有的、物质资本和政权结合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在信息网络时代,信息技术、人力资本以及知识资本的结合形式,成为社会贫富阶层结构形成的重要成因。因率先掌握和运用先进信息技术而步入富有阶层的乔布斯、马云等人,就是现代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结构生成的典型案例。这类致富案例强化了社会成员“科技研发”与“赚钱”的价值观念,为了逐利而不择手段的各种乱象在我国频频发生。例如,“潲水油”“皮革奶”“健美猪”等坑害消费者利益的事件屡禁不止,过量使用化肥、激素、膨大剂、催红素等有毒材料生产的食品随处可见;科技发展引起了人口激增、自然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核武器等尖端科技将人类置于毁灭边缘;此外,市场竞争愈演愈烈,个体的疲惫、失望、人情冷漠现象日趋严重,心理障碍及其精神疾病患者有所增多,导致部分人群心理功能紊乱和人格分裂《哲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第985页。等。可以说,这些乱象皆因逐利而为。其中,为了赚钱而进行的科技研发,如果缺乏人文关怀和道德底线的支撑,极易沦为缺德的逐利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和市场交换不仅急需法律这一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更需要一个关于诚信、友善、互助的道德观念体系作为思想纠偏机制。而这种道德观念与科学“效率至上”的价值诉求相对峙,不可能萌发于市场与竞争的环境之中。换言之,维系现代性社会良性运行所必需的道德观念,不可能自生于现代性社会,而只能借鉴于人类已有的思想库藏。

宗教的劝善说教及其奖惩办法,从终极层面提供了一套思想行为约束机制,因此,宗教不方为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待宗教的态度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这一现象值得深思。18世纪以降,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同时,西方社会先后出现了法国革命及其暴民政治、劳资矛盾及其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运动、因资本扩张而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无不与争夺经济利益相关。在思想启蒙运动之后,“诚信”“互爱”“末日审判”等宗教信条约束力式微的情况下,冠以正义或科学之名的各种逐利行为大行其道,甚至杀戮、抢劫等犯罪行为也因传统道德不彰而拥有其存在的合法性。由此说明,没有宗教的现代性社会必然无序且难以为继。鉴于此,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启蒙运动中遭到否定且日益式微的宗教,肯定了宗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思想规约功能。参见〔德〕卡尔·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静也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等论著。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因此出现回暖、上升趋势,信徒数量不断增多。西方国家也借此从现代社会迈入更加多元、开放和包容的“后现代社会”。

综上所述,否定宗教,就是否定建构现代性社会所必需的人的自我审视精神、文明进化基因和思想行为约束机制。换言之,否定宗教,现代性社会便难以建构或运行。西方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