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梳理

遵义会议文献和遵义会议精神文献为后人学习、了解、研究遵义会议，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基本素材。在遵义会议文献和遵义会议精神文献提供的基本历史事实、基本观点和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人们不同程度地涉及或直接开展了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形成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几十年来，间接涉及或直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献已有不少，对其进行必要的梳理，了解其研究状况与脉络，可以为今天的深入研究提供扎实基础与有力借鉴。这就需要了解什么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文献是后人为了学习、研究、继承和弘扬革命的优良作风与光荣传统，充分发挥遵义会议对现实的启迪作用，以研究遵义会议精神为任务，以启迪现实为目的，从遵义会议的基本史实、历史功绩、重大意义和突出特点入手，从历史纵向发展与现实横向观照的宏观角度，对遵义会议进行精神文化层面专题研究形成的论文，其主要成果或观点，具有开拓性、创新性，与马克思主义高度统一，在该研究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并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类文献一方面有各级领导涉及遵义会议精神的言论，另一方面主要是广大专业的党史、理论工作者和党史理论爱好者撰写的专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有代表性的文章。

纵观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分为起步、发展和突破三个阶段。

（一）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1.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落后，百姓生活困难，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际上，还要面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年轻的共和国处处遭受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期间，有涂尘野、张南生和李安葆等作者撰文，回顾遵义会议的历史过程，分析总结遵义会议的经验教训，用历史的经验和智慧以激励、支撑人民群众的信仰、信念。在那个物质困乏、生活困难的时代，回顾遵义会议史实无疑成了当时人民群众宝贵的精神食粮之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在反“右”“四清”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进而演变成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文化发展是“断层的”，遵义会议等涉及党的历史研究几乎成为禁区。但出现过“遵义会议精神”标语口号冠名式的文章。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乃至“四人帮”覆灭，受思想上长期禁锢的影响，几乎没有学者研究遵义会议的文章发表。

2.特征

对遵义会议的研究，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像今天这样明确的、实质性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深度。起步阶段的遵义会议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主要是在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础上，继续深化或解读中央做出的关于遵义会议的地位、作用和意义的表述，更多的是对遵义会议及其前后那段史实的回忆性文章，帮助当时的干部党员和群众了解那段峥嵘历史，加深对遵义会议基本内容和历史意义的认识和理解。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时发表的关于对遵义会议的认识或涉及遵义会议的文章不少，还有很多对遵义会议史实进行考证的研究性文章，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跟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的研究性文章并不多。

这些文章的共同特点是以纪念性文章的形式为主，不是专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章。在记叙和论述那段历史的时候，从各自角度揭示或解读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总结经验教训，指出现实意义。也有的文章归纳或抽象出了精神文化层面的相关内涵。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发现最早出现“遵义会议精神”一词，是在1971年9月遵义地区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遵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张梓同志的工作报告，标题就是《发扬遵义会议精神，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文中首次提及“遵义会议精神”。[8]该文虽出现了“遵义会议精神”一词，但作者并没有在遵义会议精神概念下，对其展开条分缕析的论述，不过仍涉及了遵义会议精神层面的重要内核——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当年类似这样的文章较多，不再一一列举。

所以在这一阶段，尽管我们见到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成果不多，影响也不是很大，却为研究遵义会议精神开启了先河。

（二）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

1.时代背景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重大的实践活动需要科学的理论支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需要崇高精神的激励和鼓舞。对此，顺应时代潮流的需求，一大批专家和学者开始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及其实质进行研究，无论从理论的高度、深度，还是广度及其实际运用等方面，都超越了之前的研究。从研究的成果来看，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与深入。其研究的目的在于，阐述遵义会议精神与祖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的契合点，不断激发人民的激情、创造力，以激励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2.特征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和党着手恢复正确路线与优良传统，平反冤假错案逐步展开，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高歌猛进。到20世纪末，遵义会议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个时期虽然专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章仍不多见，但对遵义会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的拓展，其中包括大量对遵义会议的实证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深化。更多的研究文章论及遵义会议留下的精神财富，对今天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这个时期的遵义会议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文化大革命”结束，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党史研究的禁区被打破。突出的标志，是1985年中央举行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型活动，并召开了全国范围的遵义会议学术研讨会，极大地带动了遵义会议研究向纵深发展。十年以后，中共贵州省委举行了纪念遵义会议60周年学术研讨会，引导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到遵义会议的学习研究中来。这个时期的遵义会议研究在基本史实、历史地位与作用、现实意义、精神内涵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老红军老干部，在不同场合开始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但就理论研究总体来说，在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方面，仍未形成鲜明的特色与主流，也未成为一个规范与专门的课题，在研究成果与力量上，也显得量虽较大却较分散，议论宽泛而不集中。

第一，遵义会议精神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力量，相继引起了一些老红军、老干部、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的关注与重视。他们当中较早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概念的，迄今知道的有：1984年1月，廖汉生同志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留下了“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同志在讲话中提出要发扬“遵义会议精神”。1991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现象说明遵义会议精神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逐步引起了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第二，这个时期的遵义会议研究，有相当部分关于纪念、回忆、史实考据、总结经验、深化理解等文章。也有不少文章在遵义会议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深度挖掘，开始探讨遵义会议为什么开得成功的原因，深入到历史事件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层面，比较深入地认识到了实事求是、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等重要精神因素，从而大大地推动和发展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同时，不少学者很自然地把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联系对比，分析研究二者的异同点，充分肯定二者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伟大转折作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期间仍没有明确而响亮地提出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专门的研究，人们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认识与研究还是处于自发的阶段，还没有一篇专门论述遵义会议精神的定义、内涵等要素的文章。

但是，以上情况已经说明了一个总的倾向：鲜明地提出“遵义会议精神”概念，并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专题研究是大势所趋，必将呼之欲出了。

（三）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突破阶段（2000年至2014年）

进入21世纪，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时期。其显著标志是2002年4月中共贵州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省委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继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以遵义会议精神作为激励、鼓舞全省干部群众努力建设贵州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是迄今发现的党的文件里首次完整提到“遵义会议精神”这一概念，并初步赋予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作用与意义。“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终于从一个较高的平台被鲜明地提了出来，同时也意味着，省委把什么是遵义会议精神这个任务，交给了广大党史理论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遵义会议精神科研工作必将进入规范的专题研究阶段。这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取得质的飞跃与突破的开始。

1.时代背景

世纪之交，中国开启了第十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国家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完善，科技创新能力增强，技术进步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居民生活质量和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文化、卫生和体育设施改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共贵州省委提出继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以后，省内的社会科学与党史工作者迅速行动起来，遵义市委于2002年5月10日召开了首次“遵义会议精神研讨会”，会后成立了中共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开展研究活动，并在2003年3月中共党史学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遵义市委共同举办的“全国‘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首次披露了中共遵义市委遵义会议精神课题组提出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初步成果，在会上引起来自国内各地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与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恰逢遵义会议70周年纪念日，并与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期而遇。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同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高度一致的。中共贵州省委、遵义市委都要求把继承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同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为实现贵州后发赶超、转型跨越发展，适应新常态，同全国一起迈进全面小康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在此背景下，2005年1月，中共贵州省委在遵义召开了纪念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座谈会，省委和遵义市委领导、老红军与党史专家畅谈遵义会议精神。2011年3月至2012年初，为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中共遵义市委和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开展了全国范围的遵义会议精神研讨征文活动。全国大批专家学者参与到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中来，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这十几年间，广大专家学者立足历史，着眼现实，紧密结合时代精神，认真学习、研究、提炼和阐释遵义会议精神，以科学的态度，从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定义、内涵等入手，拓展和深化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领域与深度，赋予遵义会议精神及其研究工作全新的意义，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取得了质的突破与空前的发展，全国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为人民群众学习、了解和认识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强大精神食粮和前进动力。

2.特征

这个时期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成绩显著，虽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走过了一段并不平坦的探索的道路。可喜的是随着不懈的努力、学习研究的深入，前进道路上的疑惑、困难都逐一化解，云开雾散。点滴进步最终汇成涓涓小溪、滔滔江河，遵义会议精神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它高大伟岸的形象，博大精微的内涵日益被越来越广大的社会各界所认识并认可。

第一，贵州省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显著特点之一，是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和高度关注下，组织了专门的队伍进行规范和科学的专题研究。贵州省委、遵义市委都各自先后组织了课题组，开始了从精神文化层面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工作，从此，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工作观点鲜明、方向明确，走上了正轨。几任省委书记钱运录、石宗源、栗战书、赵克志等领导同志，都大力倡导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栗战书、赵克志同志非常重视并明确指示要加强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在这期间，党委领导下的各级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在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工作中始终坚持并发挥了主流与主力军的作用。特别是2013年12月，在近几十年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成果基础上，由贵州省委申报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课题，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正式批准立项，预示着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将迎来更大的突破与创新。

第二，研究者从基础的问题入手，出现了阐述遵义会议精神的概念、论述遵义会议精神具体内涵、探讨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文章。这些文章有较强的针对性，在明确研究的方向、回答人们疑惑、辨析易混淆观点的同时，深化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并不断取得新成果，不断把研究推向新高度。其间既有综合的研究文章，也有的撰文就专门的实事求是精神、民主团结精神、独立自主精神等作分析论述。在综合性研究方面，省委课题组和遵义市委课题组先后提出了最初的研究成果。贵州省委课题组于2003年在《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的概括；[9]遵义市委课题组在《大力弘扬遵义会议的五种精神》[10]一文中提出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虽有不同看法，但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稍后，石仲泉同志的《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11]和《遵义会议精神刍议》[12]等文，在学界也有较大的影响。中央有关部门和中直机关科研部门这期间也关注到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人民日报网络中心于2009年联合举办《共和国从这里走来》大型党史视频节目，其中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张黔生承担的《转折之城——遵义》一集，对遵义会议从发扬党内民主和遵义会议三个阶段的初步划分，以及系列会议相互联系等新的角度，作了宣讲。2011年6月，中组部党建研究所经一年多的课题研究与筹备，组织编著出版了《中国共产党90年主要成就与经验》一书，其中遵义市委组织部课题组承担子课题“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对遵义会议的过程、意义和精神内涵作了较全面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于2013年第12期刊发了徐静同志的《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一文，把遵义会议精神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结合起来，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推向了精神思想和现实意义更高更深的层次。

第三，与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紧密相关的一些问题，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进展与突破。比如对遵义会议时空的界定，遵义会议与其他紧密相关的会议的关系等素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动态过程，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的标志和核心，遵义会议可分为酝酿、转折和延续完善三个阶段等。这些研究成果在原基础上从新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进一步的具体表述，这对于进一步准确、客观地研究、提炼和概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与依据。从而在深入理论探讨、发掘拓展遵义会议精神的丰富内涵和表述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

第四，这个时期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工作的飞跃与突破，莫过于该课题最终获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点）项目立项。该课题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中共遵义市委、贵州大学、遵义师范学院等部门及省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正式启动了课题研究工作。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欧阳淞同志欣然出任课题组顾问，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同志亲自过问，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廖国勋同志担任此项工作的具体领导。自此，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工作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的关注与大力支持下，终于站在国家课题的平台与高度，揭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