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形成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过去80多年。由于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转折意义，所以直至今天，它的作用和影响就一直存在着。这是因为它与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联系在一起，与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寻求独立解放道路的优秀儿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在一个传统落后的东方大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伟大事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更因为，它与这个伟大的民族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辉煌事业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世界都在好奇地探寻中国奇迹背后的原因，而国人在品味近百年中华民族峥嵘岁月和苦难辉煌历程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向那些在艰难困苦中放射出耀眼光芒的历史事件上——遵义会议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光芒，就是遵义会议精神。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遵义会议精神是在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系列会议和艰难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离不开鲜活生动的遵义会议历史事实。所以要研究遵义会议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遵义会议的基本史实。而今天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重要的历史文献。遵义会议文献是形成遵义会议精神的基础材料与依据，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形成遵义会议精神的文献的研究。
（一）遵义会议精神文献
首先必须先了解什么是遵义会议文献。
1.遵义会议文献
遵义会议文献资料是直接产生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原生物，它在历史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是对遵义会议客观历史事实的反映。
首先，是遵义会议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它是在当年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紧张局促的环境气氛中产生的。它蕴含、凝聚了当时真实、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信息，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遵义会议的最原始的记录和客观记载。我们今天对遵义会议的基本认识，都是通过这些原始资料的记述得来的。它们数量稀少，极为珍贵，而最直接、最具权威性也是唯一的文字资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其次，是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中革军委做出的与遵义会议紧密相关的文件、来往电文等，它们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相关会议、军事行动做出的决议、通知和作战部署等，是对遵义会议背景和相关人物、事件等的有力佐证与说明。
最后，是遵义会议亲历者事后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回忆、传达和著述。它们虽不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原始记录与反映，有的具有较明显的主观倾向，但由于是“三亲”资料，可信性与客观程度仍是相当高的。
以上珍贵文献是学习研究遵义会议的客观依据，也为今天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史料基础。遵义会议文献本身并没有直接反映遵义会议精神，但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首先离不开对遵义会议这一基本事实的发生发展过程的了解，离不开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与环境的认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认真学习研究遵义会议文献，是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基础与前提。离开了这个基础与前提，一切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遵义会议精神文献
遵义会议精神文献主要是指事后为满足或适应某种需要，产生的有关讨论、总结遵义会议形成的观点并做出了结论的文件、文章。这类文献一般具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但关键在于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史实，尊重历史客观性，论从史出，逻辑严谨，客观科学地回答和澄清了遵义会议基本或重大的历史问题。有的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遵义会议包含的精神要素，为后人学习、了解、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重要参考。实际上这类文献本身就是在遵义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形成的。
遵义会议精神文献资料首推中共中央先后做出的关于党的历史若干问题的两个决议。其中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遵义会议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并最早对遵义会议作出了研究结论和历史评价。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提到遵义会议并作了评价与结论。两个决议从宏观的历史视角科学地回答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它们对遵义会议的认识、论述和评价，原则上都是一致的。两个历史决议出台的背景，都是党和革命事业处在重大历史发展转折关头，党中央组织精干力量，通过回顾历史，理清思路，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凝聚力量，迎接新的更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向全党提供了强大的历史智慧与精神力量。
再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要节庆日、纪念大会或重要活动时，关于遵义会议的讲话、题词，以及同时党报党刊等主要报刊媒体对遵义会议及其精神意义所做的重要论述。所以，这类文献包含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比较丰富，为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提供了重要元素。
3.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相关情况
遵义会议文献有关情况。中央红军自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后，12月15日攻占黎平，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做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即黎平会议决议），改变了中共中央原定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2]。
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附近宋家湾召开的猴场会议，批评博古、李德不过乌江，仍要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研究了强渡乌江和渡江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以“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特别强调，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3]。
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3日，党中央向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代表刘少奇发出的电报，《关于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致李卓然、刘少奇电》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份通知参加遵义会议的电文，是确定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主要根据。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领导问题。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共分14段。前3段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未能粉碎的原因，主要是中央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错误。第4段分析了“左”倾领导人战略上实行单纯防御，战术上实行短促突击、分兵把守的错误。第5段全面阐述了单纯防御为什么是错误的。第6段讲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问题。第7段阐述运动战的原则。第8段论述战略与战术是谁决定谁的问题，指出“左”倾领导人只从战术上去计算战斗结果，反对运动战，认识不到战略是决定战术的。第9段列举广昌战斗失利，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的冒险主义，而后保守主义的错误。第10段讲与国民党十九路军统一战线的问题。第11段批评“左”倾领导人在战略退却与突围问题上严重错误。第12段、13段点名指出共产国际代表华夫（李德）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和工作作风的严重错误。第14段提出要在川、黔、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决议对于纠正“左”倾错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全文共12000余字，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文献之一。
决议是遵义会议决定委托张闻天起草的。1935年2月7日，中央领导人进驻云南扎西大河滩后，张闻天写的决议草稿交由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开会通过。草稿的题目是“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副题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据罗开富著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记述：“周恩来看后，没有谈什么，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标题后提出：作为文件，可指名道姓，但如果向下传达似应将名字隐去，用×××同志为宜。陈云看后说：这样虽好，但李德的名字隐不隐去，应斟酌。毛泽东听了后表示：李德的大名应留着，他是代表人物，不然没有一个针对性。题目就这么定了下来。”[4]以后印行的决议，不仅去掉了副题，决议正文中多处提到的有关人名，除李德（华夫）的名字保留外，其余所有提到的名字均用×××隐去。
决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后，交红军总政治部秘书处文印科刻印成本。由于是油印版，印数很有限。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编印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收录了决议，题目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据在延安保管过中共中央材料，又参与《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编辑工作的原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裴同说，括号中的“遵义会议”四字是毛泽东那时加写的。
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审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为了在更大范围内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由中央书记处拟定了该决议大纲，并于2月8日颁布，发到团以上政治机关。决议大纲简要地概括了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未能粉碎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决议大纲还尖锐地指出了“左”倾领导人在国民党十九路军事变、战略转移问题上所犯的原则性错误，严厉地批评了华夫（即李德）恶劣的领导方式，同时也认为，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在紧急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对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与战争的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决议大纲最后指出，目前党和红军所处的环境，仍然有利于创造新的苏区，只要正确地灵活地运用好战略战术，我们必然会取得胜利。2月28日，中央又把决议大纲从文字上进行了精减，用电文形式向川鄂西的红二、六军团，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及江西的中央军区作了传达。
1935年2月10日，《红星报》第十期第二版登载的《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是遵义会议之后，军委纵队召开党的干部会议后做出的决议案，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5]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正式向军委纵队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的报道。
1982年，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遵义会议进行专题调查研究，中央档案馆提供了馆藏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3年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内部发表；1985年1月，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中全文公开发表。发表时编者均注明是陈云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手稿。手稿约4000字，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其中对遵义会议酝酿过程，会议主要内容，尤其是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记载。他写道：“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6]从而帮助党史学界弄清楚了遵义会议的许多关键问题。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时，全国省级以上报纸几乎都全部转载了该文献的全文。该文献的公开发表，对解决遵义会议长期以来有争论的问题，对准确宣传和深入研究遵义会议，起到了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自该文献发表后，有研究者通过对该文献内容的研究和与遵义会议决议及大纲比较后，对该文献形成的时间和作为传达提纲提出了质疑，认为形成的时间和内容都需要进一步考证。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群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近来，党史界有的学者对陈云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质疑，认为从手稿内容来分析，有的地方不像是‘传达提纲’，更像是‘汇报提纲’。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尚缺乏更有力的证据。随着第一手文献资料的不断挖掘，相信这一问题终将得到圆满解决。”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原主编石仲泉在《长征行》中写道：“……对将这份文献（指《（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文——引者）认定为‘传达提纲’提出疑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再将那份文献与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发表的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相比较，从内容和用语来看，似乎更像同一时期，在同一地域写的文献。因此，这是不是向共产国际的一个‘汇报提纲’呢？《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加的，并非报告原题。它实际上没有将两者并重地来讲述问题，关于遵义会议情况讲得较少。而被认定为‘传达提纲’的那份文献，却将遵义会议内容作了较多介绍。如果将它认定为‘汇报提纲’，上述几个疑问都不存在了。”[7]从陈群、石仲泉的文章看来，“传达提纲”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如果是“汇报提纲”，何时、何地、何人向谁汇报的，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份文献原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室。1957年2月，苏共中央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工作活动中形成的一批档案移交给中央档案馆，共14箱，该文献就夹带其中。不论该文献是“传达提纲”，还是“汇报提纲”，但终究是当年留存下来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原始文献。
以上遵义会议文献，均为遵义会议前后留存下来的，是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最可靠的第一手基础材料。
中共中央、党史权威部门的有关文献中对遵义会议的论述，有1945年4月20日中共第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第一次被党的决议所肯定。36年后，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肯定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作用和意义。同时，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近年来编著的党史著作中有关遵义会议部分；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部分领导人《年谱》中的有关部分等，这些都是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最权威的依据。还有遵义会议参加者对这次会议的论述和回忆（出席遵义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彭德怀、朱德、刘少奇等20人中，只有邓发、李富春、林彪3人未查到有关材料）。由于他们都是当事人，这些论述和回忆材料，除了史实外，有的本身就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反映，对于研究遵义会议精神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是十分重要和珍贵的。
（二）遵义会议精神成果文献
遵义会议精神成果文献又是指的什么呢？
遵义会议精神成果文献是指党和红军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宣传思想工作，以及伴随系列会议的召开，红军所到之处散发和公布的大量文告、标语与宣传品等，反映了党和红军在遵义期间所开展的政治思想和对群众的思想文化工作，彰显了党的政策、遵义会议和革命文化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积极而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的伟大力量。它们本身就是遵义会议精神成果的反映。
革命文化和思想宣传工作的意义在于，它冲破了当年旧的思想观念对遵义人民的束缚，使百姓认识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人民大开了眼界，看到了希望，从最初的疑虑、不解转而热烈地支持、拥护红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对于党和红军扎根群众立于不败之地并实现战略方针、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对于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下面介绍与遵义会议精神密切相关的宣传思想工作情况。
1.红军在遵义地区宣传工作概述
中央红军主力从1934年12月30日进入遵义地区，到1935年3月31日南渡乌江离开遵义境，在遵义境内共驻扎92天。在这期间红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很好地宣传、组织和武装了群众。遵义人民在红军的动员下，纷纷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对官僚和地主的压迫，不少群众加入红军队伍中来。遵义人民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战略计划的实现。
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一度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由于军事战略上的保密性，广大指战员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长征途中盲目前行、掉队，甚至逃亡现象时有发生。黎平会议后，中央做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策，在接下来的长征路途中，红军开展了各式活动，红军中各种宣传团体也纷纷活跃起来，在紧张的战斗之余振奋了广大指战员的情绪，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同时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红军所经之处，大多是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主，红军每到一处，都制定了符合当地实情的民族政策，关心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争取他们的支持。
（1）鼓舞士气，保证战斗力
红军在极端困难的战斗中，仍然加强了自身的宣传工作。一是注重宣传机构的建设。红军的各级机构设立政治部负责宣传，同时深入一线，为广大指战员宣讲党的宗旨、性质，让每一名红军战士都清楚为何而战。二是重视宣传队的建设，他们展开了深入的宣传工作，战斗间隙、行军途中，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珍惜每分每秒，书写标语，表演文艺节目，把战斗中的英雄事迹、行军中的好人好事等编成歌曲等文艺形式进行宣传，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2）对敌宣传，瓦解敌军
红军历来重视对敌军的瓦解工作，争取敌军官兵加入红军、壮大革命的力量是红军长征中的宣传目的之一。红军设置专门的宣传机构，加强对外的宣传工作，红军战士也不顾生命危险，在战斗中向敌军发动政治攻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便发出了《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揭露了国民党军阀对白军士兵的野蛮压迫，得到了白军士兵的响应，不少敌军弃暗投明。红军也创作了《劝郎回头》《瓦解敌军歌》等歌曲，对瓦解敌军，争取他们的起义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红军也非常重视对敌军俘虏的感化工作，敌军俘虏是红军力量扩充的一个来源之一。红军一贯优待俘虏，抓到俘虏，首先是平复他们的情绪，然后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同时红军队伍官兵平等友爱的鲜活的例子也能从心底打动敌军俘虏。
（3）宣传教育群众，争取群众支持
群众的支持是我们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长征途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使得红军所经区域内的老百姓最初对红军抱有恐惧甚至是敌视的态度，加之有些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民之间的固有矛盾。因此红军对沿途群众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在广大的区域内播撒了革命的火种。红军以群众的实际利益为着眼点，用“通俗的语言”吸引群众的注意力。红军的文告和标语都采用十分贴近群众生活的语言形式，向群众展示了党的阶级属性和红军的宗旨。群众大会也是红军常用的宣传方式。红军占领遵义后，便召开了群众代表会议，会上，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同志向群众宣讲了党的政策，号召群众起来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在遵义期间，红军经常组织群众大会，其中很多都是党的军队的高级领导同志亲自主持，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还在各个级别的大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用通俗、简单、清楚的语言向群众传达了革命的真理。通过这种生动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了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积极响应红军的号召，配合红军的行动。
2.红军在遵义地区宣传方式概述
（1）文告类
红军到达遵义后，总政治部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文告，安定了民心、组织了群众、扩大了影响。这些文告都有其针对性，如《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中分析了贵州军阀部队的特点，同时提出了该如何宣传和瓦解贵州的白军。《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号召“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认清这一现实，“拖枪过来当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通令》《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等文告中规定红军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同时要注意军容。《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向群众说明“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红军“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则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号召“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及“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和苏联”。
这些文告很好地进行了政治宣传，扩大了政治影响，不仅涉及党的主张、纲领、方针，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和政治性，而且明确地告诉遵义人民，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与军阀的部队截然不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就是要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消灭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建立穷人自己的政权。
（2）标语类
标语是一种口号，其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便于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理念，是红军采取的最简单快捷的宣传形式。红军非常重视标语的宣传，总政治部专门下达了标语书写的命令，要求能读会写的干部战士每天至少书写一条标语，党的领导干部也参与其中。红军所到之处，城墙、房门、碉楼、牌坊等，标语随处可见。在黔北地区，红军留下了大量的标语。红军标语的内容主要有这样几类：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抗日的；宣传红军游击战、运动战的；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瓦解敌军的等。
今天所见的红军在长征途中的标语宣传不论是形式还是数量上都是很罕见的，红军战士不拘泥于宣传的载体，制作标语的材料种类多样，语言通俗易懂。标语写作切合当地实际，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的口号，在贵州则着重提出打倒军阀王家烈。这些口号切合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拥护。特别是红军在遵义县花苗田（今花茂村）留下的一幅漫画上写的一条标语“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直接宣传了遵义会议关于红军战略战术的坚持与恢复，喻示了对当时脱离实际的阵地战、正规战等教条主义军事指挥的摒弃。
（3）歌谣类
红军在长征路上也留下了大量的红军歌谣，通过这种口头语言表达形式来向沿途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理念，当地百姓也用这种形式来纪念红军。遵义地区的红军歌谣主要分为这样几类：记录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记录红军打败白军的；记录红军与当地百姓鱼水情的等。
3.红军文化对遵义本地文化的影响
关于红军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曾告诉我们，红色必将铺满整个世界，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红色乃生命力的象征，乃积极无畏的象征，红军乃正义的象征，是人民的军队。红军文化则是指在那种特定的时空环境下，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趋势大发展，为了人民利益、人类文明进步进行浴血奋斗而形成的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遵义，这种红军文化则表现为各种宣传标语、红军壁画、红军组织机构、红军民间故事、伟人诗词，等等。要谈红军文化对遵义本地文化的影响，首要的前提是了解红军文化在遵义文化中的语境。
（1）红军文化在遵义文化中的语境解析
要分析红军文化在遵义文化中的语境，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清楚什么是红军文化及红军文化背后的含义。那么在此之前，首先我们就要了解红军的由来。关于中国红军名称的来源，理论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红军来源于黄安县著名书法家吴兰阶所题的一副对联：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该对联高度评价了黄忠汝所带领的农民自卫军（也称“起义军”）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随后“红军”称号开始使用，全国各地的革命武装统称为“红军”。另一种观点认为，红军来源于苏联红军，因苏联当时的国旗为红色，其革命军被称为苏联红军，而当时在井冈山的不少共产党领导人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所以我们的革命军也统称为“红军”。随后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我们先后经历了国共合作、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红军这样一支军队并未改变，但其名称有所改变，比如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等，红军存在的意义——“红军之魂”并未改变。红色乃血色，是生命的颜色，是革命的象征。由此可见，红军并不单单指命名为红军的军队，而应该是指能够带领人民走向解放、走向自由的军队。结合中国的国情，红军是指以对抗各种反动势力、侵略势力，为着人类自由、解放而不懈奋斗的革命武装。
其次，关于文化。我们必须先了解其内涵。横贯古今，文化的含义，先古时有“以化成天下”，后有“先文德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强调文化对于社会的正向功能，即人文教化，可“以德服人”。发展到现代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的交流愈加密切，文化的内涵除了传统文化所讲的教化、德育功能之外，还包括了更丰富、更具体的含义。其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将自然科学改造社会的成果以及由此而对生活产生的不同结果也称之为文化，比如：以科技发展推动“农耕文化”，以科技带动交通设施进而促进形成的“旅游文化”，以现代化信息化为环境而形成的各种“饮食文化”，等等。因此，文化是指人类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进行生产生活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及与之相关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综上所述，红军文化是指以对抗各种反动势力、侵略势力，为着人类自由、解放而不懈奋斗的革命过程而形成的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最后，红军文化是因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红军在遵义的时候，因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一系列在遵义的战斗形成了红军文化。这种活动及活动而形成的理论、思想、体系、习俗等文化有着遵义本地文化的内容，同时，遵义为红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人文物质条件。这种红军文化的发生基于一定的时空条件，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对于文明的崇尚，对于自由和平的向往，使得这种红军文化在遵义撒下了红色的种子并随之开花结果，形成了遵义的红军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说，红军文化是遵义文化的一部分，而遵义文化也是红军文化的孕育环境之一。
（2）红军文化在遵义文化中的表现
从红军成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都非常注重宣传文化的工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笔杆子能控制一个政权的灵魂。所以有人说，欲灭一国，必先灭其文化。我们的红军不管什么时候都非常注重文化的宣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谱写了许多壮丽的诗词。在任何时候我们的红军都是思想与实践并行，既改造社会也改造人本身。而红军文化在遵义的表现主要是指因革命需要而进行的各种改造物质要素并形成的文化传承，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遵义形成的各种实体的遗存物、纪念物、成立的组织、事件遗址、纪念场所、纪念物以及文学艺术作品等。
遗存物包括壁画、标语、摄影照片等。比如，黄镇同志关于长征的速写《遵义大捷》《川滇边干之人家》，朱德住址的标语“保卫书籍不要乱拿”等。纪念物包括坟墓、石碑。比如，遵义的红军山上面的遵义红军烈士墓园、邓萍烈士墓园、赤水市大石碑等。其成立的组织有青年组织“红军之友社”。遗址有遵义会议遗址、娄山关战斗遗址、四渡赤水战斗遗址等。其纪念场与纪念物有红军山、红军帽、红军枪等。其文学艺术作品有诗词、小说、故事等，比如，《忆秦娥·娄山关》《西江月·遵义大捷》《沁园春·长沙》等精品。
这些红军文化都蕴含了为着争取人类解放、为了人民利益不懈奋斗的不屈精神、革命精神以及爱国精神，具有传承性和激励性，对遵义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加速了遵义文明的进步，有利于遵义人民长远利益的发展。
（3）红军文化对遵义文化的影响
首先，红军文化丰富了遵义本地文化。红军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自由、解放而形成的战争文化，同时也是人民群众不断改造自身过程的文化，这种改造的结果往往会伴随新的文化元素的产生。那么，在遵义这座特定的历史转折之城，这种红军文化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对当地的人们、当地的文化赋予新的内容。在遵义，这种红军文化对遵义本地文化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比如遵义的花灯文化、遵义的红色旅游文化这两个最突出的文化元素表现最为明显。就花灯而言，道光《遵义府志》载：“上元时，乡人以扮灯为乐，用姣童，作时世装，随月逐家，双双踏歌，和以音乐，艳以灯火，抑扬俯仰，极态增妍。”乾隆《开阳县志》载：“花灯则纸扎作四方、六方、八方等形，或作鱼形，虾形者。”可见花灯本身是用于传统节日的庆贺，生动展现人们愉悦、喜庆生活的艺术形式。花灯多见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在贵州尤以独山、遵义为最。遵义花灯的发展，在红军来到遵义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目前，遵义花灯甚至还有一个通俗的称谓“红军灯”，因其以表现重大革命题材为主。比如，《盘灯》《说唐二》《玩灯》《红军送我一把壶》《唱红军》等，其内容都是围绕红军战斗，打倒反动统治，带领人民走向幸福而展开。就遵义的旅游而言，因为遵义是红军到达之后的转折之城，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保留下来的遵义会议遗址、毛主席故居等都是遵义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遵义的旅游除了自然山水、古迹之外，还有红军文化遗址，并且遵义的红色旅游占其旅游收入的大部分。由此可见，红军文化极大地丰富了遵义文化的内涵，为后世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题材。
其次，红军文化加强了遵义文化的教化作用，促进了遵义当地人文素质的发展。红军文化是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红军奋斗的历史是我们勤学奋进、爱国爱家的重要标榜，同时红军最终获得胜利的结果是我们梦想希望的起航。这种榜样示范的激励、梦想希望的成功是我们笔杆子宣传以及文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红军文化在遵义的体现大多是以人们喜乐闻见的方式出现，其内容通俗易懂，其形式丰富多样，这样就更能使这种红军文化所体现出的灵魂为群众所接受。这种普及接受的效果远比书本的教育、课堂的灌输来得更加强劲，效果更为突出。因此，利用好红军文化，提高遵义人文修养无疑是一条可取、有效的实践途径。
最后，红军文化推动遵义文化由封闭落后走向先进文明。遵义位于贵州省北部，为贵州第二大城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为梁州之域。“遵义”之名出自《尚书》“无偏无跛，遵王之义”。其地理位置北依娄山，南临乌江，是古时兵家必争之咽喉，且遵义群山环绕，地势险峻，由此而形成的黔北文化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主。由于山多、地险，交通不便，遵义的人口大多分散居住并夹杂少数民族。在此基础上，遵义的文化更多的是出于内部自发形成或受其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而形成。这种文化在小农经济的社会条件之下形成的是一种相对封闭、封建的农耕文化，且云贵川都属偏远地区，其总体文化落后。但是，自从红军来到遵义之后，解放、自由、平等、革命等新思潮迎来了其在遵义的流播发展，遵义的人们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其文化也得风气之先，开始走向红色的先进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