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初诉讼中的“异姓争继”案

龙泉司法档案中有一件“宣统二年至民国八年叶发开与叶必暹、叶刘氏立继案”，可以作为民国初年地方诉讼中异姓争嗣案的典型。案中被告叶必暹有两个兄弟必椿、必煜。据判词：

必暹元配不育，典质王枝祥之妻刘氏为妾，并将王枝祥之子王发成携养叶家，越四载，必暹亲生一子，名发喜（盛）（即小毛郎）。必椿、必煜均身故乏嗣。……必椿无子，生前曾领养长房枝顺之孙发开，欲立为嗣。后必椿夫妇病故，书未写立。迄今必暹之妻刘氏及养子王发成串出至戚李昌慎，勒逼叶发新、叶发松列名立约，拟将必椿遗产及应轮众业，概归亲子及其带子发成为业。

争继的叶发开攻击叶刘氏和儿子王发成：“非我族类，谋我嗣产，非但族议不依，而且法律亦所不许。”叶发开曾经得到族长们的支持，宣统二年（1910）叶枝文等呈状支持叶发开承继：“耆等公议发新之弟发开承继，以续祖祀。盍因必暹欲将王姓带来枝祥之子，现在景邑粗砻，焉能承管叶姓之产。况发开人甚灵敏，必椿夫妇在日，已欲择立为嗣，奈被必暹阻行。迄今必椿夫妇俱故无后，继延未立。必煜已故，又无亲生，乃例无悬嗣之文，必择昭穆相当之后，此一定之理也。耆等秉公酌议必椿名下之嗣，择定发开承继，昭穆相当，分所应承。无如必暹犹将异姓之子以为争霸，反耸弟媳妇项氏捏情诬告，似此违例违议，势必争控无止。”他们也指责叶必暹和叶刘氏“执迷不悟，不思异姓不准乱宗”。

但叶刘氏、王发成也争取到另一些族人的支持，他们于民国五年旧历五月廿四日立约，由发盛（即发喜）兼祧必椿，这份契约还在两处强调了发成的地位：

现由本族长出而协议，枝信长子必暹既育发成为长子，业经合族公认。又复生有发盛，公同择立，佥以本房发盛昭穆相当，自应兼承必椿名下为嗣，所有必椿财产，凡关于田山屋宇，暨清明神会杂业等件，概归与发盛同兄发成管业，自由处分。并议另由发盛同兄发成将必椿名下田租抽出九石，助与上代时炎公清明，以作各房轮流祭田。从此必椿继嗣已经公同择定，自后各房子孙均应恪守本议，永不得借端争继，滋生事由。至发成族内，亦宜视同一脉，准予入祠，事欲有凭，立议约永远为据。

不仅如此，也许是因为叶刘氏、王发成多次捐助宗祠的行为，族尊长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民国五年七月，署名族长叶时科、房长叶枝滔、房长叶枝文的呈状支持发盛兼祧：

现必暹既有亲生之子发盛，现年九龄，公议兼祧必椿名下为嗣。揆之同父周亲之义，核与大清律例及现在民律草案均属相符。亲房有子，远房人叶发开何得置喙。……至叶发开所称，叶发成系属外姓带来，控以异姓乱宗，此属另一问题，盖本族以外姓抱养子为子孙，向有此例，载在宗谱，不可胜计，若以此为攻讦，彼此兴讼，则本族讼祸无了，殊为叶姓之大不幸也。

这份署名为族尊长的呈状，特别强调了“本族以外姓抱养子为子孙，向有此例，载在宗谱，不可胜计”，也就是说，抱子承嗣是本族的惯例。但龙泉县的判决显然并没有理会这个“惯例”，而是坚持了“禁立异姓子为嗣”的法律：

据叶刘氏之意，欲将必暹亲子发喜承续必椿，王发成承续必暹。必暹既有亲子，绝无舍血统而承异姓之理，殊于理法不合。如果以王发成承继必椿，查必椿之同祖周亲又不乏人，亦决无舍亲就异之道。按之法理，必暹既有亲子□□血统，必椿既有亲等最近卑属，亦不应以异姓承继。查叶发开既亲等最近、昭穆相当，应责令本房房长邀众议立，毋乱宗支，讼费各自负担，此判。县知事张绍轩，承审员沈宝。民国五年八月十五日。

此后叶发开等人迅速订立了《立议承继约》，并报知县，请求附卷，知县照准。叶刘氏不服，控告至浙江省第一高等审判分厅。叶刘氏的上诉状中，没有再提及养子王发成的承继问题，而是专论亲子发盛兼祧，状词引用并分析了律例中关于兼祧的条款，论证发盛兼祧符合律例的所有规定。浙江省高等审判分厅于民国五年十月判决驳回叶刘氏的上诉。高等分厅的判决指责叶必暹以及叶刘氏心存立继王发成之心，是绝对不被允许的。“控告人确有以发成入继必椿不法事实，并无以发盛兼祧必椿之真实意思，已可证明。惟自知异姓乱宗，律所不许，故抹去前案必暹再生子为条件……”叶刘氏捐资入祠，并以发成画押、立议约等行为，均被认为是她立意以异姓乱宗的证据。判决还斥责了叶枝文等族尊长前后悖谬的态度，判决由叶发开承继叶必椿。

龙泉档案中同类案例不少，“民国八年洪大支、洪大田与洪大珍互争祭田案”也是一例，但该案的判决却和前案完全不同。洪大支状告洪大珍为“异姓抱子，违法争继”，诉状中说：“况律载明异姓收养之子，无论为所后之亲喜悦与否，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此异姓乱宗，故为现行法律严禁。大珍更不得违背现行法规，与民胞弟大田混争继承财产，及民太祖国洋公祭租等业。”原告的依据是被大理院作为强行法的禁止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被告洪大珍的辩诉理由，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自己已经载入宗谱，以往并无族人有异议，“切民年仅四龄，已抱与洪姓父士芬为子，我父爱如亲生。为民娶妻传宗，纪载宗谱，连育三男一女……”；二是在洪姓宗族中，异姓养子入继为嗣的情况非常多，且都记载于宗谱之中：

洪姓族上历有抱子承继之先例，并无异姓抱子不得承继之谱规，以故于民上四代之抱子，有应武公，上三代抱子有国铨公，上二代之抱子有廷和公、廷饶、廷枝公，上一代有士铭、士福，同行辈之抱子有大盛、大连等八人。历代以来，继继绳绳，传枝接统，载在宗谱，足为本案之铁证。绝未闻先代之房族有会议立约，不许应盛等抱子传宗之异议。

洪大珍的这种说法，在洪姓宗族的另一件争夺洪姓元房（长房）祭田轮值权的纠纷案中也有证明。洪姓元房的唯一继承人洪士学没有亲子，同样抱养叶姓小儿为养子。在洪士学去世后，该养子归宗叶姓，导致元房绝嗣，各房争夺洪士学仅有的遗产——祭田。虽然，在该案中叶姓抱子在归宗后，放弃了承嗣洪姓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在洪姓各房的诉词和证词中都一再强调，“洪姓族谱内有抱子入继为嗣”。

在现有的卷宗中，没有找到洪大支、洪大珍互争祭田案的判决书，但是根据洪大珍“呈请照判执行事”的诉讼状可知，该案初审判决被告抱子洪大珍获得作为洪士芬嗣子的合法身份。再据洪大田的一份上告状可知，此案后又经二审，洪大田甚至请求申送大理院更判。这两份档案中所见初审和二审判决均依据大理院的解释例，即“异姓子孙依该族惯例，既已取得权利，族人非得其同意，自不能率以剥夺”。

这两个案例显示，在民国初年有关异姓承嗣的诉讼中，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族房长）的呈状和口供，都说异姓入谱、异姓承嗣在本族多有先例，或者已经是俗例，而且这些“例”都已经记载在族谱中。与沈家本等法律专家一样，他们也以习俗、先例作为异姓可得承嗣的理由。而诉讼中相对的另一方，则以现行法律中仍有“异姓乱宗”之禁作为反驳。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这两种诉讼的“策略”即便不是对当时法律的积极利用，也都可以从中找到对应的条文，倒是地方司法机关在判决中援引不同的法条，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