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羊学的要义及其在清代的复兴

“公羊学”源自《春秋公羊传》, 《公羊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一度也是聚讼纷纭，但通常认为其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相传公羊高为孔子高徒子夏的弟子，为了解释孔子所著《春秋》，并揭示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图，从而作《公羊传》。《公羊传》起初只是口耳相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与胡毋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武帝之后，《公羊传》作为传《春秋》经典之作而得列入官学，并成为今文经学最重要的经典。本文谈论公羊学，实际上相当于在谈今文经学。

西汉尊今文经学，《公羊传》因此也成为解释《春秋》之义的不二权威。加上武帝时大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推衍发挥，着力阐发孔子的微言大义，于是围绕着《春秋公羊传》，逐渐形成一门学问。东汉虽尊古文，但围绕着《公羊传》依旧传下了有力学说，最为著名者为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此书除了回应公羊子之“辞”之“义”，更是归纳了孔子作《春秋》时确立的若干“例”。这个“例”可看作孔子在写作《春秋》过程中，通过所选择的用词和写作的语气所透露出来的为人处世乃至治国理政的准则。清代公羊学家如孔广森、刘逢禄辈高度评价何休的设例之说，当然在此基础上又有新解。总之，到了何休那里，公羊学才真正成为一种有条理有系统的经学学说。但在当时的两汉今古文之争中，何休发展出的公羊学实不占优势。

而随着东汉的覆灭，原先的今古文之争也告一段落。诚如梁启超所云：“南北朝以降，经说学派，只争郑（玄）王（肃），今古文之争遂熄。”后来的正统经学回避这一问题，而是由政府统一确定各门经典，到唐时《五经正义》出，杂糅今古文说，而宋更是废汉唐故训，这种情况延续至清初。公羊学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式微的境地，中间虽有宋代的孙复、胡安国，明代赵汸、郝敬攻击古文经学，试图振衰起弊，重塑公羊学的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有成。但是不管公羊学在这么多年中的遭际如何，学者间评判公羊传中所谈《春秋》之“旨”和“例”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亦可见清代公羊学之所以中兴，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已经有相当积淀的前人研究基础之上的。当然，公羊学本身的开放性以及丰富的内涵，也保证了这门学问可以常研常新。

因为公羊学内涵实在太过丰富，笔者不可能在此详细论述，且公羊学中各命题各家解释差别甚大，故笔者也无力归纳公羊大义之全部。只能采用一个粗糙的办法，合并同类项，将公羊学通说要义简单胪列，这些应该属于通识，治公羊者基本上都是在同意这些观念的前提下而各成其说的。

第一，孔子为受天命之素王，代行天子之事，作《春秋》为后世立法。

第二，六经为孔子手定，用以推行其政教，而其中最为关键者，在于《春秋》一书。《春秋》为礼义之大宗。

第三，《春秋》本质上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一部改制之作，孔子通过贯穿于书中的“微言大义”（“旨”）以及写作的“笔削褒贬”（“例”），来表达其对社会的看法、对人事的评价和对理想制度的追求。

后来各公羊家的差异，集中在对“旨”和“例”的探究上。《公羊传》本身已经揭示出了《春秋》的某些要旨，诸如“大一统”“别夷狄”“异内外”“讥世卿”“三世异辞”“九世复仇”“拨乱反正”等等，后来董仲舒又加以发挥，形成“张三世”“通三统”“新周、故宋、王鲁”等命题。至何休，则更为系统，形成所谓的“公羊家法”，即“春秋大一统”之义和“三科九旨”之说。后来的公羊家都是对此大一统之义和三科九旨之说“接着说”（冯友兰语）。

至于清代中后期公羊学为何会复兴，成为一融政治与学术于一体的大流派，乃至在清末大放异彩，历来研究者往往会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矛盾、中外关系等角度进行诠释，陆宝千先生在《清代思想史》中的一段话，堪为其典型：

其有不愿返诸宋学者，复由东汉而上溯西汉，遂及公羊之学，是学也，亦为汉学，而无训诂之琐碎，亦言义理，而无理学之空疏。适中清儒厌钻故纸而不忍遽弃故纸，菲薄宋儒而又思求义理之心情。偶有一二嗜奇者嗜之，公羊之学遂茁春萌。芽蘖既透，清运亦衰，匪乱夷患，纷至沓来。由是而平章朝政，由是而试议改革，皆据圣经贤传以立论，而又莫便于公羊。于是公羊之学披靡一时也。

清代中后期公羊学的复兴，首先是学术本身的发展使然。乾嘉之时，正是“汉学”如日中天之际。“汉学”本是为纠正宋明理学之弊端发展而来，汉学家认为，汉代去六经纂成不远，汉诸经师所作传注较之于后来宋明诸子所作章句，当更能得圣人本意，所以希望通过辑佚汉人传注，并加以文字音义训诂，先“识字”后“通经”，最终真正理解经典。于是吴、皖两派相继兴起，诸子对于经典的整理和考异，成果斐然。但物极必反，吴派最后陷入“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泥古一途，而皖派陷入“凡经必考，凡古必疑”的琐碎境地，而皖派的影响尤为深刻。既然东汉诸训诂都不能定黑白是非于一尊，那么再往上追溯到西汉，就是非常自然的学术逻辑了。而西汉最为强劲的学术思潮中，公羊学赫然在列。于是公羊学的新起，乃是汉学发展的必然。因此，汉学（皖派）强调识字为通经，通经在致用，表面上是考证，而里子则隐含了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实际拉开了类似“重估一切价值”思潮的序幕，而公羊学正好可资重估价值之用。

当然，这不是汉学家希冀看到的结果，事实上，后来今古文两派长期缠斗也于此重启，汉学引发公羊学复兴，颇有点“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晋书·列传三十九》）的味道，只不过是从反面而言的。就主观上说，公羊学的复兴，乃是一部分饱学之士，厌恶汉学之琐碎，见木不见林，力图冲出汉学壁垒而做的思想上的反动。由乾隆时期的礼部官员、侍读学士武进人庄存与启其端，最后形成常州学派，公羊学遂蔚为大观。

而公羊学的真正兴盛，还在于其对国家形势和社会生活的回应，所以虽然乾隆中后期庄存与已经开始公羊学的研究，但是真正形成气候，还要等到40多年之后其外孙辈的刘逢禄那里。如同上引陆宝千先生所述那样，乾隆中后期，因天下承平日久，百弊渐生；文法益密，治法益疏；贿赂公行，歌舞升平。在表面的繁荣背后，已经隐藏着很大的危机。原本完备的体制，至此已经出现某种“老化”现象。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论：

可知时间的进展可以使事物与制度的正面功能老化而成为负性功能，也可使社会关系由特定的畏威与功利的形态转变为稳定的名分关系。各种事物与制度的老化速度不属同步，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也未必同时转变。变化步调的参差遂可以造成大体系中原本已经适调的各个部分之间，发生抗拒或推移，以求获得新的均衡与适应。

这不是说是乾隆皇帝或者嘉庆皇帝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铁律。如果制度不因时而变，则此前再好的制度也会走向其本身的负面。乾隆时期，虽然尚在“盛世”，但是已经出现了某种由盛转衰的迹象，并不明显，其后至嘉庆、道光年间，则国势衰颓，政治上出现巨大的危机，所谓“匪乱夷患，纷至沓来”。在这种情形下，有识之士更难以稳坐书斋，而思以所学“经世”。“经世致用”的命题再次在时代危机中被重新揭橥，此时西学思潮尚未汹涌东来，故思想家治国之道只能从原来的知识结构中去寻找。《春秋》本衰世求太平之理想之书，又是孔门不刊之经典，而《公羊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本身即具有传《春秋》的正统性，又蕴涵改革求治之道，最关键者，《春秋公羊传》本身具有“无达诂”的理论开放性，便利于解释者假托经典发挥己义，于是公羊学在这种境遇之下就开始了复兴之路。事实上，我们回头再看，晚清公羊学，正是沿着“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轨迹一步步发展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