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内生型合作：独特意义的安徽小岗

一般认为，发源于小岗的“大包干”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其体制化结果。从集体行动的层面看，“大包干”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集体行动，是内生型合作。起初小岗采取的是包产到组的承包形式，各组成员如下：一组成员为严立富、严立华（兄弟俩）；二组成员为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三组成员为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关为严家的女婿）；四组成员为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仨）；五组成员为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六组成员为严家琪、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七组成员为韩国云、严学昌（邻居）；八组成员为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以上八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然而时过不久，内讧开始出现。如五组是“兄弟组”：严宏昌户，共6口人，2个劳动力；严宏昌的胞弟严付昌户，共8口人，4个劳动力。哥哥提出采用生产队记工分的办法，分配时采取“劳三人七”方法，即工分占3成、人口占7成。弟弟因为劳力多，这样分配自然吃亏，提出分配时凭工分不凭人头。双方话不投机，在一起干了三天活就互不理睬了。又如六组是“父子组”，共3户：父亲严家琪带着小儿子共3口，2个劳动力；大儿子严俊昌全家9口，2个劳动力（其中两个小孩算一个劳动力）；二儿子严美昌全家4口，2个劳动力。三家劳动力相等，故不计工分。但是时间不长，三家各自都认为吃亏了，也闹着要分开。面对如此的僵局，他们决定各自家庭“单干”。

夏玉润《小岗村与大包干》记载，1978年12月，严宏昌来到村中年龄最长的关廷珠家，请教他如何才能把生产搞好。关廷珠说：“1962年搞的‘责任田’很管经（有用），要想不吵不闹，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就怕政府不准干，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敢干。”严宏昌随后与他小哥严俊昌、会计严立学碰头，而且他俩也分别询问过其他农户，也是提出一家一户地干。于是当月的一个晚上，18户聚在村西头严立华家讨论具体单干事宜，严宏昌提议签个合约，这就是后来载入史册的18户人家“按红手印”冲破国家制度障碍创造的“大包干”，其核心内容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带来大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农业生产。“大包干”一年后的1979年，全生产队粮食产量66185公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之和。全年粮食超征购任务1400公斤，小岗人不仅不再吃返销粮，而且向国家交售粮食12497.5公斤，超额7倍多；油料总产17600公斤，卖给国家花生、芝麻共12466.5公斤，超过任务80多倍。

上述数据足以证明“大包干”的好处。但是，随着“大包干”由体制外自发创新转变为体制内制度设置——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其缺点也渐渐开始显现：首先，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出现小块分割，有的村落土地犬牙交错，东分西割，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其次，单门独户的农民难以承担第二、三产业的组织和生产任务，农村的组织化也被削弱；再次，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缺位。

1983年中期，安戈对中国香港28位来自中国内地移民的访谈研究也证实了上述问题。据他的记述，1979年，安徽和四川分别采取了激烈的去集体化改革。首先是包产到户，每个家庭在生产队的监督下，分配到一块土地并负责生产，生产队为其提供生产工具、种子和化肥，在收割时节，农户把所有的庄稼转交给生产队，后者根据产量的多少付给农户工分。农户在日常劳动中可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但是不能决定生产的种类和销售自己的粮食。其次是包干到户或称“大包干”，在这种改革中，单个农户可以自行决定种植的谷物，只要他们达到生产队对国家的上缴额即可，剩下的粮食他们可以自行处理，可以卖给国家粮站，也可以在市场出售。这样的大包干实际上绕过了集体，社员成为独立的农业生产者。安戈的一个访谈对象告诉他：“（当‘大包干’实施时），我们觉得自己就像飞出笼中的鸟儿。”1980年后，各地官员开始大力推进去集体化：土地、生产工具，从扁担到扬谷的簸箕等集体资产开始分配（通常都是免费的）给农户，畜力、拖拉机、果园开始通过抓阄或拍卖方式转让给农户，工厂也开始租赁给农民企业家。到1983～1984年，集体资产基本分光了。去集体化以后，农民合作行为更是寥若晨星。安戈调查的4个样本村庄只发现两例合作（指合作者常年共同生产）：一个是来自同一家族的三个兄弟，“在过去，他们一直（因为单名小姓）受到歧视”；另一个是来自五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堂兄弟。安戈同时指出了由于村民拒绝合作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比如重新分配后的耕地犬牙交错，无法实行机械化耕作问题，农民租借耕牛等畜力的困难，老人、妇女、孩子、疾病等家庭的生活维续问题以及村庄灌溉问题。如此导致农民温饱有余，发展乏力。

“大包干”30年后，小岗的发展现状似乎印证了安戈的分析。“大包干”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增量改革，其效益来自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激发。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强调“分”的意识，将置农户于原子化境地，难以应对市场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生存问题，更是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