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化过程中的努力

钢琴是舶来品，西方钢琴教学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中国人要学好钢琴，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中国的钢琴教育必须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基本准则，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的钢琴教育要民族化。

何谓民族化？《辞海》的解释是“指作曲家、艺术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本民族的独特的艺术思维方式、艺术形式、艺术手法来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使文艺作品具有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成熟的标志之一”。中国钢琴教育的民族化是指在钢琴教育过程中，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西方钢琴教育的先进经验，以形成有别于西方钢琴教育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钢琴教育学派。事实上，不少国家已形成了属于本国的钢琴学派，如德国学派、法国学派、波兰学派、俄国学派等，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都以能弹奏本国的钢琴作品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其实，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德国贝多芬、奥地利莫扎特、波兰肖邦、法国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就不难看出他们的作品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这正是他们能够享誉世界的精髓所在。所以，中国钢琴要走向世界，必须得朝民族化的道路行进。

中国过去的钢琴创作已经在民族化方面做出过努力。在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的初期，一些致力于民族化发展事业的音乐家就已开始创作属于本民族自己的钢琴作品，也包括一些钢琴伴奏曲。例如，赵元任1914年创作的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就标志着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萌芽；黄自的钢琴伴奏曲《春思》，虽以欧洲古典和声为基础，但表现出东方色彩的和声美感，这都成为中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的探索性标志。

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作为第一个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正式建立。随后，全国一些大城市的大专院校纷纷设立音乐专科，开设钢琴课程，中国的钢琴教育得到初步发展，中国钢琴民族化音乐探索也取得新的进展。在这一时期，中国钢琴史上发生一件意义重大的事。1934年，美籍俄罗斯著名钢琴家、作曲家亚历山大·车列浦宁（20世纪30年代游历中国，为中国的传统艺术所打动，拜中国京剧艺术家齐如山为师，并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齐尔品）出资，向萧友梅校长倡议，举行“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的活动，要求作者必须是中国人，评委是萧友梅、黄自、查哈罗夫、阿克萨可夫及齐尔品本人。这是中国钢琴史上第一次钢琴创作作品的比赛，为中国作曲家如何在钢琴音乐“洋为中用”的创作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当时共收到11人的20件作品。评议结果：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一等奖；俞便民的《C调变奏曲》、老志诚的《牧童之乐》、陈田鹤的《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获二等奖。首屈一指的《牧童短笛》，描写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风光，远处的山、近处的田、弯曲的池塘边柳枝飘动，两个穿背心短裤的小牧童坐在牛背上，悠闲自得地吹着竹笛。这首乐曲没有用中国任何一首民间音调的乐曲做素材，完全是创作者植根于中国民间，由心底自然流出的一支充满中国泥土芳香、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乐曲。它采用欧洲对比复调技术和我国民族支声复调相结合的手法，使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作曲理论相结合，开创了中国民族化钢琴作品的先河。在齐尔品的倡导和影响之下，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更具有中国风格，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萧友梅的《哀悼引》和《新霓裳羽衣舞》、刘雪庵的《中国组曲》、江文也的《十六首断章作品》和《五首素描》，以及桑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较早称键盘系）分别于1950年、1956年正式建立，地方性的音乐学院如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院校钢琴系也相继建立，钢琴专业、钢琴主科教学逐步完善，教材的编写正规化，理论性也较强，尤其是具有民族特点的钢琴教材，融入了许多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和钢琴练习曲。如《民歌钢琴小曲五十首》（1956）、《中学钢琴初步教程（上、下册）》（1959）、《中国民歌钢琴小曲集》（1952）、《中国钢琴曲选》、《成年人钢琴初步教程》（1960）、《五声音调钢琴指法练习》（1966）等。许多钢琴家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艺术指导方针，创作了不少富有民族特色的钢琴教材，如黎英海的《民歌钢琴小曲五十首》、《中国钢琴曲选》、《五声调式钢琴练习曲》等。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正式出版的中国钢琴作品超过235首。“文革”时期中国钢琴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尽管如此，钢琴艺术工作者仍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依托中国优秀音乐曲目的旋律和调式大胆进行探索，结合先进的西方音乐作曲技法和钢琴这一乐器的独特音色，充分挖掘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和声语汇，创作出了具有十足中国味的钢琴作品，钢琴改编曲成为“文革”时期中国艺术舞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刘诗昆的《公社社员喜洋洋》（1966）；崔世光的《松花江上》（1967）、《夫妻识字》（1976）；殷承宗的钢琴伴唱曲《红灯记》（1976）；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刘庄等的钢琴协奏曲《黄河》（1970）、《十面埋伏》、《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北风吹》（1976）；王建中的《赤胆忠心》、《大路歌》（1972）、《浏阳河》（1972）、《陕北民歌四首》、《百鸟朝凤》、《梅花三弄》（1973）、《彩云追月》（1975）；储望华的《二泉映月》（1972）；杜鸣心的《红色娘子军组曲》（1975）；陈培勋的《平湖秋月》（1975）、《流水》（1976）；周广仁的《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1976）；等等。这些改编的钢琴作品虽然受特殊的政治气候影响在创作技法上谨小慎微，没有新的突破，但在利用钢琴表现、模仿民族器乐音响方面做了新的尝试，创作出了不少出色的作品。如黎英海在他的改编曲《夕阳箫鼓》中利用同音反复、装饰音、震音、颤音模仿琵琶、古筝、笙、箫、鼓等民族乐器的音响效果，不仅展示了中国化式的境界，也使钢琴更好地表现出了中国民族音乐的神韵，深受广大听众喜爱。总之，这一时期钢琴曲丰满而又能与中国民族音乐旋律融为一体的多声化手法，在借鉴西方曲式结构的同时，重视中国传统音乐曲体结构的运用，把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与现代的新音乐思维糅合在一起，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为钢琴音乐的民族化探索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改革开放之后，各专业音乐学院制定出了主科教学各阶段应有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标准，并专门列出中国钢琴作品的考察曲目，将中国钢琴作品的演奏教学首次提高到重要地位。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批钢琴家力图在保持中国传统的前提下寻求技法与音乐色彩的突破，使作品更具民族风格，在调式上多采用民族五声性调式，或运用无调式和十二音体系等现代技法创作追求民族神韵。这一时期，出现了如黄威虎、崔世光、倪洪进、陈铭志、权吉浩、赵晓生、林华、彭志敏、蒋祖磐等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钢琴作曲家。

近十五年来，随着中国钢琴音乐的日渐推广，中国钢琴作品的数量在国内不同层次的钢琴教学和大型钢琴比赛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甚至在国际钢琴比赛中中国钢琴作品也作为比赛的必弹曲目。如在2000年的梅西安国际钢琴比赛上，我国著名的旅法作曲家陈其钢运用现代技法创作的具有京剧唱腔和节奏的作品《京剧瞬间》（Instants D'un Opera de Pekin）被作为本次比赛的必弹曲目，陈其钢本人也作为评委参加了比赛。这是由我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成为国际钢琴比赛必弹曲目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