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文献回顾与评析

第一节 软权力理论研究文献评析

从本项目设计之初就力图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在本书中，笔者将欧盟的扩大解释为是其依赖软权力的影响而实现了和平扩大。那么，关于欧盟软权力研究的文献，就必然涉及对软权力理论的应用和对欧盟自身的分析两个方面。但是经过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后，笔者发现，目前学术界软权力研究基本集中在理论研究领域，而关于欧盟问题的分析基本集中在现实问题研究领域，而缺少将这两大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的文献资料。为了更透彻地从理论上解释欧盟在历次扩大中的吸引与吸纳行为，笔者既重视对欧盟扩大的史实研究，也重视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应用价值和具体操作。因此笔者以如何深化欧盟软权力研究为本章的问题线索，对相关文献展开回顾与评论，首先从梳理软权力理论研究的现状开始。

1 软权力研究的国内概况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并持续论述软权力（soft power）理论[26]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探讨的兴趣。2008年前后出现的不少文献对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传入中国之后至2008年的软权力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并带有强烈反思色彩的总结和评述[27]，因此笔者对相关文献梳理的重点放在2008年以来的分析上。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来以西方学者的研究为主导。尽管软权力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并以持续论述的方式向外界推广，然而该学说在很长时期之内，被看作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理论。从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期刊可以看出，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并未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讨论和认同。[28]除了约瑟夫·奈教授本人外，其他西方知名学者还很少专门撰文从理论上对软权力进行深入探讨。[29]试举一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被誉为“著名学者”“曾任赖尔森大学教授”的马修·弗雷泽先生，据说是软权力学说的热情追随者，这位加拿大《国民邮报》的总编辑，对美国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和快餐统治全球的信念之坚决，或许还高于约瑟夫·奈教授本人，但是从他的“软实力”系列论述[30]中，笔者并没有发现一个西方“著名学者”对于软权力理论学术探索的应有兴趣和深度。

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软权力研究与讨论风靡全球的现象[31]，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实际上并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应用[32]。故不难理解的是，尽管奈的软权力概念提出已有近30年之久，但是面对各种批评和争议，无论是奈本人还是其他西方学者并没有做出多少精彩和有效的回应。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软权力理论还处于发展阶段，远未达到成熟与完备的程度。换言之，笔者认为，软权力理论没有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与应用的原因，与该理论本身具有的明显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笔者不认可，软权力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仅仅是学术界推崇与媒体炒作的结果[33]。因为笔者注意到，2008年以后国内软权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这是国内学术界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理论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已经明显超越了约瑟夫·奈教授将软权力研究主要局限于政策导向的范畴。

如果以研究方法的明显改进为标准，国内的软权力研究以2008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1993[34]～2007年为第一阶段；2008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根据相关文献，可以将第一阶段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soft power”的汉译问题[35]；国别软权力研究是主流；文化途径与政治手段的关系曾经成为争论的热点[36]；在研究方法上普遍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的结论大多建立在直觉推理或简单的描述分析之上，少量定量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有待提高[37]。

与国外软权力研究相对零散的状态相比，2008年以后国内软权力研究的热情未减，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除了常见的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外，还有以超国家行为体——欧盟为研究对象的著述[38]，跨越国际问题研究范畴以国内区域、城市、企业和行业为研究对象的新著作继续涌现[39]。正是在这样热烈的探讨氛围中，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2008年以后国内软权力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开始取得明显进步，其标志是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创立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证研究成果的出现。

有资料证明，国内学者对于软权力理论系统性与规范性进步的期盼，确实比国外同行更为强烈。曾有学者感叹，“时至2008年年终，还很少有国内学者将‘软实力’作为一个专门的主题来进行理论探索，更多的人只是对这一概念偶发言论，不成体系”[40]。其实从2008年开始，国内学者将软权力理论体系化努力的成果正在形成，一系列反映中国学者系统研究软权力理论的专著开始出版。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软权力的系统分析》及《软实力：中国视角》等。这批论著从不同角度对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有的还提出了与约瑟夫·奈教授观点相左但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新见解。

其中，《软实力：中国视角》一书，对约瑟夫·奈教授没有完全论述清楚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既看到了“硬实力”可以为“软实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并提升“软实力”，“软实力”资源是“硬实力”发展的前提等，也论述了软硬“实力”之间存在的独立性和矛盾性。[41]《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一书把军事、经济等物质性资源纳入了“软实力”资源的分析框架，从而对约瑟夫·奈教授前期著述中的“软实力”资源进行了扩展，并对“软实力”发挥作用的层次、方式、过程和制约因素等进行了充分论述。[42]《软权力的系统分析》一书，主要的创新在于把约瑟夫·奈教授笼统和含糊的软权力理论阐述进一步提炼、概括为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三个维度[43]，作者对这三种不同含义、特征与作用的软权力理论做出的区分，可以反映国内软权力理论研究向系统化和规范化发展的趋势。

这几部专著虽然不可能就软权力理论涉及的所有观点都达成一致，但是初步实现了两个跨越，即从孤立、抽象地谈论软权力资源向软权力资源在何等条件下转变为软权力行为的跨越，从对软权力的零散议论开始向建立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的跨越。而从研究方法上明显减少感性争论，将软权力研究推进到比较严谨的实证研究水平的有两个明显成果：《中美软实力比较》[44]一文在定量分析方法上更加规范；《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一书代表了软权力在定性分析方法上的较大进步。

2 完善软权力理论的学术价值

软权力理论向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从而有助于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既然国内软权力研究的热情不减，在近几年又取得了一定的学术进步，这种经过修正与发展的软权力理论，其学术价值如何体现，笔者试举例说明。

有了理论上的突破或方法上的改进，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强调硬权力作用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理论，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这一政治事件，既没有事前做出预测，也没有在事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创立了软权力理论就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到反映现实新变化的答案。但是软权力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也与该理论完善的程度有很大关系。即使采用软权力理论分析同一问题，由于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明显缺陷与不足，如果不加以辨析就直接引用，不同学者就可能做出有差别的解释，这种细微的歧见只有用比较系统化和规范化的软权力理论才能加以化解。

例如，一种观点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东欧政治板块的崩溃，并非美国‘硬实力’强大的原因，而是美国‘软实力’起了主导作用”，美国利用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等载体，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最终主导了对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4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究其原因，苏联主要并不是败在硬实力上，即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的竞争上，而主要是败在了软实力的竞争上，是国内的民族、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46]。

这两种解释使用的都是软权力理论，共同点都是说苏联失败在软权力的竞争上，细微的分歧仅在于软权力发挥作用的具体渠道上。两位学者都采用了软权力理论，但是依据约瑟夫·奈教授对于软权力阐述曾经出现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此处的分歧一时竟难分高下。因为约瑟夫·奈教授一方面批评外界将好莱坞、可口可乐等大众文化等同于他的软权力概念是对其理论的曲解和误用[47]，另一方面又把包括影带、音乐、卫星电视等在内的美国大众文化在其他国家传播的例子当作美国软权力发挥吸引作用的证据来使用[48]。

而根据国内学者对软权力理论研究做出的新发展，这个争议倒是不难解决。根据龚铁鹰博士的研究，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主要是指一种“同化性”的权力[49]，孟亮以吸引力大小与稳定程度为依据，将同化性权力的吸引范畴界定在中间层次。根据这种新发展的软权力层次分析理论，可知以器物技财类为代表的软权力资源一般只能产生边缘层的吸引效果，如果作为中间层软权力资源代表的制度规范等没有发挥吸引作用，边缘层权力的吸引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直接达到观念精神等核心层软权力的吸引效果。[50]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等显然属于器物技财类软权力资源，而且验证这类资源吸引效果的证据也不难找到。例如，美国大片、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在中国的存在数量不见得比在苏东国家少，但是没有主导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走向。

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曾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杜马议员等职务的盖达尔先生，通过解读1985～1991年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档案，驳斥了在俄罗斯占据主流地位的说法——强大的苏联是被异族敌人所葬送，他认为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苏联的解体是国内各种问题与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他“比许多人了解得更为清楚”。是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主导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吗？他认为尽管在俄罗斯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恶魔般无所不能的观念广为流传，俄罗斯素来也有将自身的问题归结为外国阴谋诡计的传统，但是华盛顿对中央情报局主流的看法却是：中央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苏联以及其后的俄罗斯事态发展各方面都显示出了十足的浅薄无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由于未能发现苏联即将发生危机和崩溃的征兆，而被批评它的人看作最大的工作失误。[51]

根据这些发展了的软权力理论和相关实证材料对这些理论的支持，笔者倾向于认为关于苏东阵营失败原因的后一种解释更有说服力。

以上分析说明，经过修正与发展的软权力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在不断增强。这也启示着后续研究：软权力理论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第二节 欧盟软权力研究文献评析

由于软权力理论的种种缺陷，以及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相结合存在一定难度，再加上欧盟研究本身的复杂与独特，目前学术界对欧盟软权力的研究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尽管在软权力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成就，但是没有很好地落实到对欧盟实际问题的分析上；第二种倾向是，对欧盟研究颇有建树但是上升到软权力理论解释的层面还有待加强。欧盟软权力研究总体的情况是，理论与事实研究相得益彰的著述非常欠缺。

国外的软权力研究，以约瑟夫·奈教授为代表，由于时事分析与政策主张往往充当研究的主体，对概念的精确与逻辑的严谨没有严格把关，这种学术氛围影响了国外欧盟软权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的欧盟软权力研究，关注欧盟成员国软权力的研究相对较少，而研究欧盟整体力量与行为的文献较多。尽管研究欧盟的诸多专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颇有建树，但是总体而言对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1 国外欧盟软权力研究概述

约瑟夫·奈教授提出软权力概念的初衷是分析美国的权力结构，体现美国在文化与制度等方面的权力优势。对于欧盟这样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独特机构而言，如何将软权力理论应用于对其分析，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研究任务。

约瑟夫·奈教授对于欧盟软权力的阐述有三个特点[52]：一是重在现实分析，多以欧美软权力在行为上的对比，来劝谏美国政府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理论的专门探索和建构并不是重点；二是对欧盟和欧洲国家的软权力没有做专门区分，而是相互混淆；三是作者所说的欧洲文化的概念并不是建构主义者所认同的“共有观念”的定义，作者对于欧洲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分析，只局限在欧洲的艺术、文学、音乐、时装、美食和语言等方面。

从书名上看，《硬权力、软权力与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Hard Pow⁃er, Soft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一书，好像包含了欧盟软权力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实，书中集中论述软权力的内容，只有约瑟夫·奈教授撰写的《软权力与欧美关系》一章而已，而且写作风格与基本观点，与作者讨论软权力的其他文献并无太大差异。在《软权力与欧美关系》一章里，约瑟夫·奈教授对欧洲软权力的分析篇幅很短，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用来批评美国的专断行为，劝谏美国政府应该发现对外合作的重要性，要以合作而非专断的方式来解决大西洋两岸共同面临的威胁与挑战。[53]另外，作者将欧洲国家的软权力与欧盟的软权力相互混淆的叙述方式，反映出约瑟夫·奈教授对欧盟的了解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尼尔·纽金特在其所著的《欧盟的治理与政治》一书中将欧盟的几次扩大看作西欧国家一体化的过程；在其编著的《欧盟扩大》一书中，对欧盟几轮扩大的解释仍然没有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54]。《欧盟扩大：一个历史比较的观点》对于1973～1995年申请入盟的每个欧洲国家分别做了政策历史演进的分析，但是也没有涉及软权力理论的论证问题[55]。《欧盟扩大的政治：从理论的视角看》，涉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以及扩大与深化的一体化理论，但没有提及与约瑟夫·奈教授相关的理论[56]。《构建东扩之路：欧盟身份对政策的不寻常影响》，涉及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关于欧盟扩大的理论争辩，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推动欧盟扩大过程中的非物质利益的实际影响，已经非常接近软权力所说的无形权力资源的吸引问题了，但是与欧洲其他学者的研究一样，此书并没有按照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框架进行推演[57]。尽管国外学者对于欧洲国家和欧盟的研究更加精细、规范，所使用的支撑材料更为丰富，但是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是着眼于欧盟本身的历史与政策分析。

通常情况下，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比写政策评论文章成本更高、难度更大。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软权力研究理论分析少、策论文献多的原因。所以说，总体而言国外的欧盟软权力研究，重点是对欧盟本身的政策探讨。

2 国内欧盟软权力研究概况

国内的欧盟软权力研究，关注欧盟整体的力量与行为的文献要比关注欧盟成员国软权力的文献比重更大。一般而论，欧盟软权力研究既需要从宏观上整体把握，也需要在微观层面进行细化和补充。但欧盟并不是一个联邦国家，欧盟的力量并不是各成员国力量的简单加总，某成员国的对外政策未必能代表欧盟的对外政策。目前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还处于政府间合作阶段，欧洲问题研究在学术界也往往特指对欧盟和对欧洲一体化相关的研究[58]。根据这两点，笔者认为欧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即使具有很明显的软权力特征，在大多数情况它们代表的仍旧是欧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层次的欧盟软权力研究更能代表欧盟实际的对外政策与行为，因此笔者的梳理和评述以宏观层次的欧盟软权力研究为重点。

宏观层次的欧盟软权力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体现在两本书里，一本是《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59]，另一本是《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60]。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前者的研究团队代表了对欧盟的各种力量分门别类进行细致分析的研究，后者的研究团队代表了以欧盟的起源、运作和发展为案例进行理论分析的研究。

《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一书，对构成欧盟权力基础的经济、军事、法制、观念和民事等力量进行了全面分析。在这本书中里可以看到，欧盟的权力资源既包括了有形的物质性资源，也涵盖了无形的非物质性的资源，正是这两大类不同性质资源的结合构成了欧盟发挥世界影响力的基础。但是该书避开了对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探讨，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欧盟权力资源的分析上。以这种研究模式探讨欧盟软权力的文献还有《欧洲认同研究》、《欧盟治理模式》和《欧盟软力量探析——欧盟治理模式的效应评价》等。《欧洲认同研究》一书，将多层面的欧洲认同问题置于欧洲历史的变迁、欧盟成员国的文化政策、欧盟建设的思想争论中以及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中，从这些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61]《欧盟治理模式》一书，讨论了以欧盟制度和政策为资源的“软力量”对于欧盟发挥世界影响的作用和意义。[62]《欧盟软力量探析——欧盟治理模式的效应评价》一文，将欧盟的“软力量”界定在其成功的区域共同治理模式对外部世界的辐射效应和示范效应上。[63]但是这些以欧盟研究为重点的著述，都没有对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其中最接近软权力理论探讨的也只是仅仅使用了“软力量”或“软实力”等词句，而把研究范围严格限制在了对欧洲认同观念、欧盟制度和对外政策等事实分析的层面。由于欧盟在更多的时候是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来动用这些资源实现其政策目标的[64]，从这层意义上讲，笔者将这些著述看作对欧盟软权力资源研究的文献。

绕开对软权力理论的探讨，可以避免关于软权力理论诸多争论的纠缠，而将研究精力集中在对欧盟实际情况的探讨上，这种研究设计有利于客观揭示欧盟的独特性，也有利于完整展现欧盟的复杂特征。但是避免与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直接对话，不利于欧盟软权力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分析，绕开对软权力理论的探讨，不能构成完整的欧盟软权力研究。现代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果没有理论的突破、发展和进步，其科研的进步和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但笔者并不盲目夸大理论的作用，认为应用软权力理论，也要努力解决好理论应用于现实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软实力：中国视角》一书在软权力理论的研究上做出了一定贡献，但该书对欧盟软权力的分析，无论是作者所倡导的理论的系统化，还是理论本身应该具有的深度等，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该书引用约瑟夫·奈教授的观点来谈论欧洲文化，或许是因为大众文化不能像建构主义所推崇的共有观念那样能够与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建立学术联系，所以类似这样的文化定义在秦亚青等人看来只是“一种非学术性的常识性定义”[65]；另外该书对欧洲价值观和欧盟内外政策的阐述也都比较简单[66]，理论深度有待提升。这个例子说明不仅理论的系统化需要研究者的艰辛努力，而且理论系统化的应用研究也是需要研究者继续攻克的一大难题。

应用理论是深化理论研究的途径。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软权力理论的操作性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秦亚青等研究者发现，以观念、制度和政策等软权力资源为基础，以更多非强制性手段发挥世界影响的欧盟，对其软权力的综合分析在国内外学术界还是一个空白。因此，他们的研究方向指向了软权力理论与欧盟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难题，力图实现用软权力理论对欧盟的综合分析，积累关于欧盟软权力的实际知识。该书以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为思考起点，在诸多关于软权力理论的争议中提炼出关于软权力资源的“共识”[67]——共有观念、国际制度和内外政策，并利用修正后的软权力概念和测量指标体系，分析了欧盟的软权力资源。从理论与现实研究相结合的角度看，此书是一本完整意义上的欧盟软权力研究专著。笔者将该书的创新概括为三方面：一是将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提炼成一个相对便于操作的分析框架，而实现理论的可操作化代表着理论研究的深化；二是将软权力的行使效果纳入分析框架，实现了向软权力行为分析的初步跨越；三是以比较规范的定性分析展现了实证研究在软权力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价值，有利于纠正唯有定量分析才是实证研究的偏见。

一般而言，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比纯粹描述事实有着明显的学术分析优势。但是也要看到，引入软权力理论分析并不必然促进软权力研究质量的提高，除了理论本身的科学、严谨程度外，理论的操作水平也影响着研究的质量。理论分析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与分析框架的完备程度有很大关系。

《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一书，将欧盟的软权力资源界定在理念[68]、制度与政策三个层面，认为这三者构成了软权力定性衡量的可操作基础。作者指出这三种资源是相互联系的：理念是制度的基础，也是软权力资源的核心；制度是理念的载体；政策是理念和制度的实践和外化。为了评估欧盟软权力的实际效果，该书把欧盟软权力的三大资源分解为三个二级指标，即共采用了9个二级指标来分析欧盟的软权力资源。

学术界探讨欧洲观念、分析欧盟制度与政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乏佼佼者。但是大多数的研究成果缺乏将观念、制度与政策用一条逻辑线索贯穿起来的理论视野，对这三者互动关系的理论探讨也不多见。该书的贡献在于，将欧洲观念、欧盟制度和内外政策的研究，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有助于从宏观层面解释欧盟的行为。在学术界“认为21世纪的世界软权力比以往会发挥更大的作用[69]”且缺乏对软权力研究体系设计的背景下，秦亚青教授等对欧盟软权力的探索展现了相当强的理论功底，这种研究设计丰富了对欧盟影响力的理论解释。

由此可见，国内欧盟软权力的研究现状是，宏观层面研究更有利于对欧盟的实际行为做出解释；欧盟软权力研究存在的不足是，有理论特长的研究文献对欧盟具体问题的研究有待深入，而欧盟具体问题研究专著对软权力理论的应用也有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科学研究的进步，都是建立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的。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后续研究的改进提供有价值的思考线索和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第三节 深化欧盟软权力研究的思考

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笔者发现以约瑟夫·奈教授为代表的国外的软权力理论研究在系统性和规范性方面有明显的缺陷，2008年以后国内的软权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学术界对软权力理论普遍存在“偶发议论”的大背景下，《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一书为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的结合做出了学术探索。不过该书存在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从某种程度上显现出欧洲问题研究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例如，从欧洲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分析，该书有些章节认为欧洲的和平意识、合作思想和欧洲观念等都是战后欧洲∙∙∙∙一体化实践的产物，这些观点可能是需要再斟酌的。另外，该书对欧洲一体化史实的解读也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判断。

笔者认为，应当用软权力理论来研究欧盟。虽然理论研究不能把握一个多层面和不断变化着的研究对象的全部细节，但是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更重要的事实。缺乏理论支撑的研究成果很难从研究对象的表面深入研究对象的本质，一般只能回答“是什么”而不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因为事实本身是不能进行自我解释的，而理论能够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能够区分重要的事实和细枝末节的事实。[70]

但是理论研究本身难度较大，而欧洲问题研究又是国际问题研究中难度较大的领域之一。李少军研究员曾经指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直存在搞理论的不大联系实际，而进行现实分析的又很少应用理论的现象。[71]由于欧盟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一般情况下并不能依靠常识简单推测，中国与欧盟的入世谈判曾经成为中国学者和官员重新认识欧洲问题重要性的例子。[72]意大利学者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中国的现实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了解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历史及其复杂性，了解共同体内部在共同对外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和矛盾等实际知识，都是有好处的。[73]200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的一般公众对欧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知之不详，相对而言欧洲研究专家对欧盟的了解更多一些，但即使长期从事欧洲研究的学者，也存在对欧盟基本知识知之不详的现象[74]。反映到欧盟软权力的研究上，笔者注意到，研究欧盟的学者一般很少专门研究除一体化理论以外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对国际关系理论有所建树的学者，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对欧盟本身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做仔细了解。这种现象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研究欧盟的论述往往缺少对软权力理论的深入分析，而对软权力理论分析深入的文献又为何缺乏对欧盟实际情况的深入研究。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擅长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如果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欧盟，就可以进一步提高欧盟软权力研究的水平。对于专业研究欧盟的学者而言，在多数学者根据约瑟夫·奈教授的传统说法而相信经济力量仅是硬权力资源的时候，如果能够证明“欧盟软实力的来源是其经济实力”[75]有其合理性，就能够弥补软权力理论固有的缺陷，从而增强欧盟软权力研究的理论解释力。

第四节 本章小结

由于欧盟的软权力涉及软权力的理论研究和欧盟自身两个方面，故笔者既重视对软权力理论研究的探讨，也重视对欧盟实际状况的了解。笔者认为，在吸收、借鉴软权力理论研究新近成果和欧洲一体化研究丰富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做好对欧盟扩大过程中软权力因素的学术分析。

本章已经揭示，国内的软权力研究和欧盟具体问题研究都有各自的学术优势，如果能够实现两者优势的互补，必将促进欧盟软权力研究的发展。虽然实现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的结合仍是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没有解决的一大难题[76]，但是欧洲一体化实践所催生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也不断丰富和检验着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77]。那么对于天生就具有较多软权力特征的欧盟来说，继续深化其软权力研究，不仅可以促进欧盟实际情况研究的继续发展，而且可能推进软权力理论研究迈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步伐。

无论是受到肯定还是批评，被众多学者议论纷纷的“软权力”究竟是什么？作者是怎样论述的，这个理论的优缺点是什么？笔者在第三章将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