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简短的讨论

2015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8%。这使投资驱动性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性增长的预期更为强烈。但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在全社会必须消费一定量的产品才能维持发展的要件约束下，在推动GDP增长的因素中，主要是投资和出口的相对萎缩使消费之占比有所上升。因此，通过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还需要继续奋力激励。消费升级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社会各个社会阶层改善生活质量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社会阶序化改善消费结构的过程中，通过对各个阶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以及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对于中低阶层而言，收入提升是消费升级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关键。从平均消费倾向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最具消费潜力——他们迫切需要通过消费以改善当前的生存性生活质量。但收入限制了这几个阶层的消费，在收入增速有限的情况下，对未来生活“安稳”或“保险”的预期值越高，将越有助于消费。但社会保障的“保险”功能还有待释放。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中，任何简单化的、口号性的提升下层阶层收入水平的建议，短期内在操作层面都难以落实。

对于农民阶层来说，在国际粮价低于国内粮价的大背景下，受人均种植面积较小的约束，农民阶层依靠粮食增产以提高自己收入的办法，已渐趋式微。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十分有限。通过转移支付建立的新农合和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红利也已经释放。城镇职工每年将养老金提高10%的政策已持续10年，但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的最低标准从每月55元提高到从2015年起的每月70元。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这种低保障、广覆盖的模式所起的“保险”作用越来越小。在经济下行影响了中央财政增速的可持续性后，农民阶层收入的提高，只能依赖农业现代化。农民阶层平均年龄的提升，正日益威胁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如何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通过有益的土地流转更大幅度地缩小农民阶层的规模以提高人均种植面积，就成为提升农民阶层收入的必由之路。

对于工人阶层来说，其收入在过去10年已有了长足的增长。整个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已经高出大学生的初职收入；技工的月平均收入，甚至高出大学生很多。农民工通过“用脚投票”并配以“弱者的反抗”，改变了20世纪末期的劳资关系格局，改善了自己的劳动环境。企业的技术升级过慢、劳动过程的工艺水平与自动化水平较低，限制了工人阶层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依靠“三方谈判”机制继续提升收入的可能性受到了影响。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就成为工人阶层收入持续性提高的前提条件。城市房价的居高不下，增加了工人阶层的按揭压力和租房压力，为银行打工成为整个社会普遍的抱怨。通货膨胀对收入较低阶层的消费约束力远远大于上层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控制衣食住行等生存性消费的成本，工人阶层发展性消费的开支能力就释放不出来，他们生活品质的改善就难以持续。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成为工人阶层提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主要举措。

对于老中产阶层来说，虽然其既有生存性消费的冲动，也有扩展发展性消费的希望，但主要从事服务业的老中产阶层，其收入增长的空间逐渐收缩，其经营的店面也在电商的冲击下门可罗雀。尽管想转变为高端服务业，但其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在低端服务业中的互相竞争也摊薄了利润。地方配置的鼓励创业的支持政策，也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虽然他们很想将企业做大做强，但残酷的市场竞争和经济的波动等，压缩了其发展的空间。他们不可能像市场转型初期那样赢得以小搏大的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其收入的提升，就既有赖于自身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也有赖于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质量提升。

第二，对于较高的阶层——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而言，其已经基本超越了对生存性消费的诉求，而开始追求发展性消费。他们的收入相对稳定，他们是技术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最先受益者，他们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也高于下层阶层。这两个阶层在衣食住行等消费上，会更加看重消费品的个性化符号价值。在发展性消费上，他们会更加追求高端服务业的品牌价值。他们在物质欲望的满足过程中，也会更看重消费对精神世界的满足程度，这会增加他们对文化产品的挑剔性。与高质量的、个性化的、凸显符号价值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消费品的短缺相一致，高质量的、有民族历史深度的、具有较高艺术展现力的文学艺术、绘画艺术、电影、电视、话剧等文化产品，也处于短缺状态。所以整个社会呈现的矛盾状况是：一方面是为中产阶层拒斥的粗制滥造的剧目的批量生产，但收视率与上座率低下；另一方面是进口大片的高票房。在这种消费结构供给格局中，要刺激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就得解决这两个阶层消费品位的提升与民族产品产能供给之差距的矛盾问题。另外，还需要创新与开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精神产品，以导引人们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过程中的世界观。如果物质供给的繁荣不能配以精神世界的丰富，则上层阶层就易于演化出物欲横流的消费观，在道德滑坡中享受醉生梦死，这会消解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价值。

第三，要区分生存性消费品和发展性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方式。因为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消费诉求，主要集中在生存性需要的满足方面，所以，生存性商品的生产，还可以继续延续类型化、批量式供给之路。毕竟，在收入较低阶层将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放在主要考量标准的情况下，生存性消费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还很强。但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消费，已经过渡到个性化、多样化、代际化、档次化阶段，这就需要将生产工艺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即将消费品的生产与互联网相结合，走私人化、定制化、特色化之路，使瞄准于新中产阶层的市场逐渐从批量生产阶段过渡到小批量定制阶段，再过渡到私人个性定制阶段。互联网、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够使消费者在线追踪商品信息，这已经为该类消费的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服务业方面，也需要创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供给，开发出类型多样的保健、教育、娱乐、旅游、养老、休闲、生态环境等产品，满足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的品位需求。从表1-3可以看出，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也存在着阶层的显著差异。对于业主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来说，大多数人偏好于“保护环境”之政策选择；但在老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那里，则有更多的人倾向于“发展经济”之政策选择。所以，阶层分化的现实，已经使消费与服务市场（环境可以作为公共消费品对待）都打上了深刻的阶层烙印。

表1-3 “发展经济比保护环境更重要”这句话是否符合您当前的想法

当然，生活质量的提升是全面的，而不仅仅体现在以货币方式支付的消费方面。比如，闲暇时间的长短、工作过程的疲劳程度、家庭关系的和谐指数、朋友之间的感情亲密性以及社会的安逸性等。但消费应该是生活质量提升的基础，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没有一定程度的消费支出，就不可能保障人们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