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同阶层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生活质量的提升，就是人们从生存性消费向发展性消费的转变。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将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花费在生存性消费上，则其在收入水平的约束下，就难以提升生活质量。如果人们在消费结构的转变中，逐步突破生存性消费的约束，而使发展性消费的额度与比重同时提升，则生活质量就会逐渐提高。因此，在这一维度，生活质量既具有自我主观评价意义，也具有他人主观评价意义，更具有客观评价意义。正因为如此，一个人的主观生活满意度可能很高，但其客观生活质量可能较低；相反，一个人的客观生活质量可能较高，但其主观生活满意度可能较低。为什么有些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但自我感知的幸福感比较高？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生活的预期诉求与现实水准之间的距离较小。主观预期越高，现实水准越低，其间的差距所形成的痛苦体验就越强。在这一意义上，生活质量的客观性才具有可比性。

在前文中，笔者将生存性消费定义为一个家庭人均花费在饮食、衣着、水电、房租、医疗、赡养及红白喜事等方面的费用，而将一个家庭人均花费在教育、旅游、娱乐、家用电器、通信和交通等方面的消费定义为发展性消费。生存性消费占比较高时人们处于生存性消费状态；发展性消费占比较高时人们处于发展性消费状态。显而易见，一个阶层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越强，其生活质量的提升意义就越大。

从表1-2可以看出，在生存性消费的扩展模型中，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强，分别达到了0.249、0.241、0.302，而新中产阶层在生存性消费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则只有0.168。但业主阶层在生存性消费支出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弱，只有0.002且不显著。由此可见，在当前中国社会，对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而言，其主要的消费需求，仍然集中在生存性消费需求的满足上。受收入的影响，这两个阶层会将更多的消费支出花费在衣、食、住以及日常的水电、医疗、对老人的赡养和红白喜事等方面。

表1-2 各个阶层生存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展模型）

注：在绝对收入假说的扩展模型中，控制了家庭居住区域、家庭人均存款债权、家庭人均受教育年数、家庭人均耐用消费品藏品等现值、家庭人均生产经营资产现值等变量。

需要解释的是，对于农村来说，红白喜事的开支是一个绕不开的必须投入的花销——在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维护、朋友之间的来往、亲缘网络之间的支持等，都需要通过固定的仪式性事件加以维护。农民可以减少当期消费的其他项目，但难以削减人情开支。在差序格局网络中，根据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和朋友关系的亲密程度，不同的人会为自己的亲友支出一个大体上“说得过去”的货币额。再加上“面子”的影响，农民阶层的人们不可能缩减这部分支出。所谓人情交换等也刺激了红白喜事等方面的支出。另外，伴随耕地价值的攀升与新农村建设速率的提升，农民在住房方面的投资也大幅度上升。从土木结构到砖石结构，再到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的变化，显示了社会整体的进步。对于那些贫困家庭来说，如果其院落与住房“跟不上形势而翻新”，就会在村落受到“对比性压力”。最近几年，各级政府配套的乡村道路硬化与危房改造费用，也对农村村落的整治和房屋的修建起了“诱致性”作用。花费在老人身上的医疗费与赡养费也是农民阶层的一个主要开支。尽管“新农合”已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农民使用医疗资源的能力，但能够为农民信得过的医院，却主要集中在县城与地方性中心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老人住院治疗，就得有好几个人随同轮流护理，于是就不得不发生一些药品之外的开销，比如，护理者需要居住在县城或中小城市的宾馆、需要购买一些食品、需要支付不能报销的检查费，如此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民阶层的负担，限制了其对发展性消费的需求。正因为如此，农民阶层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是较弱的，只有0.096。

工人阶层是一个正在提升生活水平的阶层。这个阶层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农民工，另外一个主要的构成是国有企业工人。对于国有企业工人而言，其收入是稳定的，而且会伴随当地物价水平的变化而享受到“调资”政策的保护。近期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每年都有10%的提升，提高了受惠企业工人阶层未来生活的“保险性”，工人阶层逐渐释放出了消费信心，推动了生活水平的提升，但国企工人的数量很有限。由农民工转化而来的产业工人，在市场波动中虽增加了收入——名义工资有了提升，但伴随城镇的生活成本——房租的上扬和食品价格的攀升，消费信心反而被消解了。青年农民工要结婚，如果在家乡的县城没有住房，就难以娶媳妇。丈母娘推动房价的结果，是男方掏空了家庭积蓄，降低了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消费能力。一个农民工甚或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全部劳动力，需要积攒多年的打工收入才能达到首付额度。而完成首付之后的按揭，则会长期挤压当期消费——因为生存性消费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标准，所以，用于改善生活质量的消费就很难提升。还需要强调的是，由农民工转化来的工人阶层，因为不能融入当地城市，故其消费需求很难完全释放——他们徘徊于城市之间，没有居留的确定性心理，犹豫与彷徨于未来的漂移不定。他们不得不关注生存性消费，而难以追求发展性消费。其家庭的留守性与分离性特征，也消解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而发生的消费动力。这体现在模型中，工人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虽强于农民阶层，但弱于老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仅为0.146。

老中产阶层，即以自雇方式维持生计的阶层，其中的绝大多数属于老年农民工，还有一部分属于近期自我创业的技术人员。由农民工转化而来的工人阶层，必须依靠自己的体力劳动和一定的技术水平来工作与生活。在这一意义上，受雇者的体力与技术——人力资本这一主要变量，会随时间的推移而贬值。所以，在歧视性市场环境中，逐渐变老的农民工越来越难以在制造业等领域觅职，进而先是被挤压到技术含量较低的建筑业，然后被挤压回农村。有些农民工为保住城市的工作岗位，生怕因为年老而失去工作，不得不染黑了自己的头发。但“变老的过程”迫使其不得不另觅职业。如果不愿回农村种地，就在城市或家乡的城镇开店创业。城镇或城市的老龄化过程为他们提供了就业空间。一部分征地农民也因获得了拆迁补偿而加入这类低端服务业之中。因为处于服务业的低端，也因为处于阶层内部的密集竞争状态，故其收入相对有限。但这个阶层的家庭成员可以团聚在一起，故其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强，其也具有发展性消费的冲动，比如，其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仅仅低于新中产阶层，达到了0.204。

新中产阶层是一个迅速提升自己生活水平的阶层。他们接受过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教育，在收入上高于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在工作上属于白领劳动者。这个阶层的新进入者，会因为刚刚毕业于大学而需在其就业的城市购置房屋而心存压力，但当其完成这一消费过程，则会逐渐突破生存性消费的约束。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其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弱，而发展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最强，达到了0.257。所以，中国当前的消费升级与消费的个性化趋势，更显著地体现在新中产阶层上。他们深明人力资本的含义，舍得在教育上投资，更愿意花钱供子女出国留学；他们重视商品的符号化含义，追求品牌的市场价值；他们在电器革命的过程中，已经更换过好几代家用电器；他们也是轿车消费的主力军，不仅使中国成为“轮子上”的国家，而且拉动了自驾游，活跃了旅游经济；他们也开启了周末的消费市场，成为城市宾馆餐饮的消费主力军。所以，其在发展性消费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达到了0.257，在所有阶层中弹性最大。

但意外的是，业主阶层既没有显示出生存性消费的显著性，也没有显示出发展性消费的显著性。为什么理论上比较富裕的阶层，在消费支出的弹性上，尤其是在控制了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等变量之后的边际消费倾向，会失去统计显著意义？原初的设想是：雇用了他人劳动的业主阶层，在平均意义上，收入居于社会的最上层，应该更多地追求发展性消费，由此也应该在模型中显示出较大的发展性消费弹性。但数据处理的结果有违假定。原因何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业主阶层的部分发展性消费被打入了企业的成本，这也是业主阶层惯常的做法，比如某些家用电器、汽车、以企业名义购买的改善型住房等，就可以计入企业固定资产；另一方面，业主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出国旅游费用、教育培训费用、娱乐费用、通信与交通费用等也可以变相地被计入企业日常经营性开支之中。对于某些家族化的小业主阶层来说，家庭生活成本本身就与企业经营成本混在一起。因此，数据显示的不显著并不预示这个阶层在发展性消费方面的保守。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结构的轴心——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消费市场的显著分化。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对生存性消费的边际弹性较大；老中产阶层既有较大的生存性消费弹性，也有较强的发展性消费冲动；新中产阶层已经将主要消费动力转移到发展性消费方面；业主阶层这个新富阶层的消费，可能已经超越了发展性消费阶段，而达到了较高的享乐型阶段。虽然媒体会经常报道这个阶层的炫富消费案例，但2013年CAS数据没有问及这方面的信息，故这里难以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这是令人遗憾的地方。

各个阶层在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消费刺激政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市场瞄准各个阶层当前改善生活质量的诉求现状，因此也具有极其强烈的政策性含义。

第一，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生存性消费的主要启动力量。老中产阶层既是生存性消费，也是发展性消费的主要动力。伴随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这两个阶层已经快速地提升了自己的消费水平，极大地改善了生活条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之所以能够提升到75岁左右，就是改革开放提升了全民的生活质量。但时代的进步，也将整个社会的贫困线与平均生活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能够吃饱、能够穿暖、能够看电视等，或者在农民阶层的家庭也装备了煤气等，这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赋予的基本生活条件。伴随土地流转与村落住房的楼阁化，农民阶层的生存性消费还会继续扩张。在2008年的“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之后，还可以引导农民阶层继续增加生存性消费。工人阶层在完成了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的消费革命之后，还可以在家庭装修方面启动新一轮的消费刺激。

当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还将使人们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向粮食和肉禽蛋奶菜等结合的消费转变；从依靠化肥和农药增产而生产食品向卫生环保安全的食品消费转变；从医疗服务较低的阶段向医疗服务较高的阶段转变。如果说城市中产阶层与业主阶层已经发生这样转变的话，那么，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始关心食品安全和食品营养。另外，从总体上来说，农民阶层、工人阶层、老中产阶层等在奶类和肉类的消费方面，还与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等存在差距。同时，在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的医疗护理需求等，也应该是生存性消费的重要领域，有关这方面的需求，不用刺激也极其广阔。现在，广播节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向老年人推销医疗保健产品，但真实有效的药物与保健产品还很有限。这个市场会产生很大的消费需求。

第二，对于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来说，他们应该是发展性消费的主力。不管是在特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他们都带动了城市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在新中产阶层与业主阶层迅速提高自己的发展性消费水平的过程中，因为市场供给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个性化，远远满足不了这两个阶层的需求，所以，外资产品才在中国大量销售。大到名牌轿车市场，小到非常个性化的手机与皮包市场，都基本被外资企业占领。这就是说，国内企业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新中产阶层崛起所产生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业主阶层扩张的消费欲望与发展性消费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从2015年的手机消费方面可以看出，尽管经济下行的趋势很明显，但苹果手机所开发的新产品——iPhone 6S和iPhone 6S Plus在几天内就被预订一空。在受使用价值退居其次以及符号价值、广告导引、市场话语霸权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消费市场都会在竞争中日趋激烈。另外，发展性消费中的养生、娱乐与旅游等市场，还开发得很不够。那些开发得比较好的地方，在交通的可及性方面还缺少支持。另外，如何加大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工作效率，缩短人们的工作时间，增加节假日与周末的“有闲供给”，也应该是启动消费升级的另外一个非常必要的政策投入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