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基础理论

解释社会企业产生和发展方面的理论有很多，比如提斯达尔（Teasdale）总结的四种理论：政府和市场失灵理论、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志愿失灵理论（Teasdale, 2011），还包括劳伦特·陈（Laurent Tran）的社会资本理论（Laurent, 2013），以及莫雷（Murray）等人提出的品牌理论（Murray&Hwang, 2011）等。本研究中主要运用的理论框架有三个：一是解释社会企业政策为什么会出台的政策多源流理论，用来描述我国社会企业政策出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解释社会企业政策设计过程的社会建构理论，用来描述我国社会企业政策设计的主要考量和后续完善的路径；三是解释社会企业政策体系构建的组织生态学理论，主要分析政府公共政策如何多措并举，形成组合拳，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企业发展。

（一）政策多源流理论

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约翰·W．金登（John. W. Kingdon）在借鉴Cohen、March和Olsen的垃圾桶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源流理论。该理论在1984年出版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一书中首先提出。多源流理论的出现引发了各界学者的关注，并被广泛应用于对医疗、教育、环境保护与财政等领域内政策的分析。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将多源流理论应用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政策的变迁（柏必成，2010），用于探讨出租车改革问题是如何借力网络平台推动政策议程，以及用于分析我国的社会管理政策（魏淑艳、孙峰，2016；邓剑伟，2013）。虽然多源流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仍面临着政策环境、政治生态、体制机制、决策模式的局限，但随着我国政策议程设置的日趋民主、开放和科学化，该理论对我国政策议程分析也同样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李建华、谢敏，2010）。同时，作为一种重要和主流的政策议程模型，多源流理论对政策议程具有强大的解释作用，是我们在研究政策议程问题时不能不予重视的。

约翰·W．金登认为，“一个项目被提上议程是由于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它们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金登，2004）。这种共同作用也就是多源流理论所讲的问题流（Problem Stream）、政策流（Policy Stream）和政治流（Political Stream）三者的交汇与融合。

问题流是指政府内部及其周围的人注意到的种种社会问题；政策流是指以特定领域的专业认知为基础，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政策主张与政策方案的过程；政治流是指国民情绪、公众舆论、权力分配格局、利益集团实力对比等因素（Birkland, 2004），这些因素反映着政治形势与政治背景等方面的状况。三条源流彼此独立，按照各自的运行规则流动。

当三条源流发展成熟（即问题界定清晰、政策方案准备充分、政治动力充足），并在“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打开时实现问题、政策备选方案与政治机会相互交叉与汇合，某一问题被提上政策议程的机会就会增加。不过，在政策窗口打开之时，还需要“政策企业家”（Policy Entrepreneurs）有效地利用这一机会，将漂浮在政府内外的政策建议与政策方案等充分结合，利用政治动力来提出问题及解决办法，三者的结合能够冲开政策之窗，从而使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大大提高。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多源流理论对政策议程的解释逻辑表示为图2-3。

图2-3 政策多源流模型

资料来源：金登（2004）。

（二）社会建构理论

20世纪90年代起，施耐德（Schneider A. L.）与英格拉姆（Ingram, H.）两位学者致力于推广社会建构的概念来倡导政策设计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与公共政策相互建构，此后十余年间他们专注于研究公共政策的标的人口对象，以了解、批判与讨论民主社会下政策标的人口对象的选择（Ingram & Schneider, 1991; Schneider & Ingram, 1993, 1997, 2005）。社会建构理论强调政府建构的性质，适合探索社会背景、政策变化和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该理论为分析社会企业的社会建构提供了一个工具性框架，可以用来分析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政府控制程度和公民参与的影响。

政策设计也通过政策的工具效果和修辞、象征性效果形塑制度和更广泛的文化。政策设计影响公众和精英意见、目标人口的社会建构、政治权力资源的分配以及各种知识系统的合法性。过去和现在的政策设计影响了整个社会语境，包含范围、深度和民主的真实性（Dryzek, 1993）。与此同时，社会语境的其他方面也受到影响，包括公民愿景、社会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及对公正的理解。政策制定过程包含了政策企业家、利益群体、社会运动、代理机构和官员，以及其他在决定未来政策设计中有直接作用角色的职员围绕政策设计进行分析。金登、米恩楚姆（Mintrom, M.）和诺曼（Norman, P.）都提及政策过程的研究中政策企业家起到催化剂的作用（Kingdon, 1995）。目标人口社会建构是指足以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团体和组织行为与福利的文化特性或普遍形象（Schneider & Ingram, 1993）。这些特性是规范且可评价的，通过象征性的语义、隐喻及故事等，对目标人口产生正面或负面的描述。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如果一项政策设计将使目标人口受益作为其目标，目标人口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增加其自主权（Chikoto, 2007），这样，政府可以选择使用社会企业作为服务社会需求或实现社会企业固有的其他基本价值（即合作和相互支持）的直接途径，这体现了政策的价值理性。如果政府试图利用目标人口作为实现另一个政策目标的手段，那么政府可能想要进行更多的控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企业只会被利用，因为它是实现另一个任务相对有效的工具，这体现了政策的工具理性。

在随后的政策设计过程中，社会建构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得到考量。不同的政策设计影响到参与机会和物质资源分配，并且发送关于政策导向的信息和目标群体的参与模式。这些政策设计通常再生产出流行的制度文化、权力关系和社会建构。总之，一个令人欣赏的社会建构将有利于价值再生产或创造改变（Ingram et al., 2007）。图2-4显示了社会建构理论框架。

图2-4 社会建构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Ingram et al.（2007）。

（三）组织生态学理论

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 Ecology）是一个运用生态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模型、理论和方法，来对组织结构及其所受环境影响进行研究的理论（Amburgey & Rao, 1996）。摩尔（Moore, J. F.）指出，从生态学的视角看待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往往能够自由地看到更多尚未被发现的东西（Moore, 1996）。组织生态学认为组织生态系统是由组织共同体及其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跨越传统产业的边界。这里的“组织”包括营利性的企业组织和非营利性的其他各类组织（胡斌，2006）。然而，关于生态系统的研究还集中于营利组织。目前对于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有关生态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组织生态学将组织设立理解为生态化过程和制度化过程两个基本方面，并认为这两个过程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其中，生态化过程主要分析组织种群密度、组织生态位与组织设立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制度化过程强调合法性、社会支持等因素对组织设立成功率的影响。一个生态系统可以被理解为围绕一个核心组织的内部关联的组织网络，内部整合了生产者和使用者，通过创新实现价值。一些组织已经发展出协作关系，包括经济交易和供给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制度安排。在一个不断增加的内部联系中，处于生态系统的组织能够创造其他单个组织难以创造的价值。生态系统视角不仅仅关注单个核心创新者的重要性，还关注核心创新者与其他供应者、顾客和提供辅助服务的组织的相互作用。

组织独立性和组织间协作是生态系统的典型特征。阿德纳（Adner, R.）指出，生态系统体现出一种协作性安排，每个组织都提供了自己的个体资源（Adner, 2006）。文森特（Wincent）等将战略网络聚焦于通过集体努力实现共同目标（Wencent et al., 2010）。加韦（Gawer, A.）和库舒曼诺（Cusumano, M. A.）强调一个平台型领导者（Platform leader）可以与其他企业一起协作，并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进而生成互益型创新生态系统（Gawer & Cusumano, 2008）。

有关生态系统的文献研究多来自于相关的概念，比如商业生态、价值网络和战略网络。此外，学者还使用企业家生态系统的视角。比如，扎特拉克斯（Zacharakis, A. L.）等就描述了特定区域内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知识基础设施、科技技能和财务支持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可能特别强调价值创造和创新（Zacharakis et al., 2003）。摩尔认为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体现了公司发起一项创新的进化能力，并最终产生下一轮创新（Moore, 1993）。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C. M.）和罗森布洛姆（Rosenbloom, R. S.）提出了“价值网络”的概念，主要描述企业识别和发展出创造价值的办法所处的背景（Christensen & Rosenbloom, 1995）。奥迪欧（Autio, E.）和托马斯（Thomas, L. D. W.）认为生态系统的潜在目的就是通过创新实现价值（Autio & Thoma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