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21年苏俄对外蒙古政策再探讨

谷继坤

提要 十月革命后，苏俄对外蒙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同库伦当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有助于打破自身在东方面临的孤立局面，但库伦方面并未理会苏俄的主张，为此，苏俄着力对外蒙古进行了“地下革命”渗透工作，并专门成立蒙古西藏处应对外蒙古事务。徐树铮力推取消外蒙古自治后，苏俄支持外蒙古革命者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蒙古人民党。蒙古人民党成立后便派遣代表团秘密前往苏俄寻求援助。苏俄对蒙古代表团起初只是采取了保持接触的谨慎态度，白卫军攻占库伦后，苏俄开始改变态度加速援助蒙古人民党。莫斯科在此过程中实施了消灭白卫军、扶植蒙古人民党驱离中国驻军并建立亲苏政权、促使中国政府与其谈判以打开对华关系的“三位一体”战略。最终，在苏俄直接武力介入和全面援助下，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而苏俄也成功地将自身影响力伸入外蒙古地区。

关键词 苏俄对蒙政策 恩琴白卫军 蒙古人民党

关于1918～1921年苏俄对外蒙古政策问题，苏联学者多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认为苏俄为“1921年蒙古革命”的成功提供了重要帮助，对蒙古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给予了极大支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在论及该问题时，着重从外交史的视角探讨，并注意将中国因素考虑在内，但多未摆脱苏俄为追剿白卫军进入外蒙古、苏俄对外蒙古“民族和国家独立”给予大量支持以及苏俄为推动东方乃至世界革命方才给予1921年蒙古独立以支持等旧有观点。中国学界对该问题则多从外蒙古独立角度进行研究，材料上多使用民国时期外交档案资料，观点上多从苏俄推动世界革命、以国家利益至上等方面立论，而对俄罗斯原始解密档案材料的发掘使用明显不足。

因此，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为基础，就苏俄对外蒙古政策问题进行具有中国学者视野的史学实证研究十分必要。本文即以笔者近年收集的俄罗斯解密档案为核心，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1918～1921年苏俄对外蒙古政策问题进行再探讨。本文认为，1918～1921年，苏俄将其扩张性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全神贯注寻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审慎地“创造”益于己方的有利条件，成功实施了消灭白卫军、扶植蒙古人民党驱离中国驻军并建立亲苏政权、促使中国政府与其谈判以打开对华关系的“三位一体”战略，在帮助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的同时，将自身实际影响控制力伸入外蒙古地区。

一 苏俄对外蒙古的早期渗透

十月革命后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内外困局，外有协约国武装干预，内有白卫军之乱。此时外蒙古正处于享有广泛“内部自治权”的自治政府时期。苏俄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日本军队大量驻扎于滨海边疆地区，另一方面是同白卫军的拉锯作战。总之，此时苏俄在外蒙古地区并无实际控制力。苏俄虽在外贝加尔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政权并不稳固，同外蒙古接壤的西伯利亚地区一时也成了苏俄红军和白卫军拉锯作战的前线。此种背景之下，苏俄政府一方面尝试用新的领事代表来取代沙俄在外蒙古旧的领事馆，以同外蒙古当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进而有助于苏俄从正面打破自身在东方的孤立局面。另一方面，苏俄同时采取了在外蒙古进行地下革命鼓动宣传、派遣人员前往外蒙古“考察”等手段，以暗中向外蒙古地区进行革命“渗透”。

1918年2月，莫斯科即向外蒙古自治政府发出通报称，苏俄废除过去沙俄时期一切旧条约，准备同蒙古方面建立平等关系。不久，苏俄任命早先在库伦电报局工作的报务员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为苏俄驻库伦领事。但是，博克多格根政府不允许瓦西里耶夫入境，并继续承认沙俄驻库伦的领事奥尔洛夫（Орлов）为俄国的正式代表。4月9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Чечерин Г. В.）向外蒙古自治政府发出通电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告，原俄国所有代表均被免职，会将他们送交革命法庭。希望蒙古政府断绝同这些罪犯人员的一切关系，所有支持这些人的行动都将被看作对苏俄内政的干涉。”1919年7月26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Карахан Л. М.）签发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外蒙古自治政府和人民关于放弃沙俄同中国与日本签署的针对蒙古的条约并建议同苏俄建立外交关系的宣言》。宣言指出，苏俄政府郑重声明，苏俄人民放弃同日本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一切针对蒙古的条约，蒙古是自由的国家，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无权干涉蒙古内政。蒙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有权在没有来自北京和彼得格勒方面监督下同所有其他友好人民进行直接接洽。为此，苏俄政府建议蒙古政府立刻同俄国人民建立外交关系。

苏俄对外蒙古的宣言目的是宣布废止沙俄时代的外交关系，进而与外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有助于打破苏俄在东方面临的孤立状态。不过，博克多格根政府并未对苏俄的上述外交努力做出积极回应。

1918年苏俄国内战争开始时，苏俄在西伯利亚地区力量薄弱。同年3月苏俄成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的主要任务即是领导在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占领下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境内的地下革命运动。随着西伯利亚战事发展，从1918年春天开始，许多沙俄时代的资本家、地主、白卫军军官等纷纷逃往同西伯利亚接壤的外蒙古地区，而苏俄很多地下革命者也裹挟其间，趁机进入外蒙古地区从事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成立后不久制定了关于在蒙古组织革命工作的训令，在训令中指示布尔什维克宣传人员利用蒙古王公特权阶层之间的矛盾，在蒙古群众和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中进行革命宣传，以“在蒙古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威信”。苏俄在外蒙古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快收到了成效，当时在库伦有俄国侨民3000多人，既有白卫军的支持者，也有苏维埃的支持者。1918年4月，在库伦的侨民区中出现了俄国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进行了杜马选举并选出了执行机构——管理理事会，而且管理理事会和整个杜马都掌握在了革命的支持者手中，该地下革命组织对后来苏赫巴托（Сухэ -БаторД.）等外蒙古革命党人的早期革命活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为进一步了解外蒙古地区情况，1919年春天，莫斯科中央供需联合会派遣“考察队”对外蒙古进行了考察。考察队首要目的是了解外蒙古地区的市场份额、原料和活牲畜数量以及外蒙古地区需要交换商品的种类等，其次是弄清俄国人和中国人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最后是调查外蒙古可资利用的整体资源状况。显然，在其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不占优势的情况下，苏俄对外蒙古只是保持关注，通过积极的革命渗透来传播自身影响，同时尽可能掌握关于外蒙古的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资料。

进入1919年下半年，苏俄在西伯利亚展开攻势并逐步站稳了脚跟。当年11月，苏俄红军占领西伯利亚地区重镇——鄂木斯克（Омск），并将此地作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和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驻地。与此同时，外蒙古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19年夏秋，北京政府在徐树铮建议下逐步增加了在外蒙古的军事力量，11月，在徐树铮力促下外蒙古取消了“自治”。

在此背景下，1920年4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杨松（Янсон Я. Д.）给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Смирнов И. Н.）发送了一份关于蒙古政治军事局势的评估报告。杨松在报告中指出，根据最近从蒙古收集的情报来看，蒙古地区局势正变得日益严重，白卫军残余部队正重新组织起来，仅在恰克图—买卖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就有8000人。杨松强调，由于局势恶化，苏俄在库伦派驻代表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此，应当改变对蒙政策，加强对蒙古革命工作，给予蒙古当地人更多支持，但“此种活动不应当具有公开性质”，为此，要通过布里亚特的活动家广泛地开展工作，并且“绝对不要依靠精明能干的中国人”。如杨松所言，苏俄同外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官方外交关系的计划因外蒙古“自治”的取消已完全“落空”。与此同时，在苏俄看来，受日本支持的安福系代表徐树铮携军队进至外蒙古，被击溃的高尔察克残部也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外蒙古边境地区重新编组成新的白卫军部队，所有这些情况引起了苏俄方面的严重关切。

正面寻求同外蒙古当局建立“外交”关系计划无望的情况下，苏俄转而进一步加强对外蒙古的地下渗透和暗中鼓动工作，尤其是对外蒙古地下革命党人的支持。于是，苏俄应对外蒙古事务的专门机构——蒙古西藏处便应运而生了。

1920年7月26日，根据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成立领导远东邻近地区所有公开和地下革命工作的专门机构”的决定，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在伊尔库茨克成立了东方民族部，下设蒙古西藏处、中国处、日本处和朝鲜处，实际负责外蒙古事务的为加蓬（Гапон Ф. И.）。27日，东方民族部召开了第一次组织会议，会议决定，部门全称为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由西伯利亚局提供人员和经费。

苏俄政府对蒙古西藏处的工作细则和工作内容有着明确要求和规定。蒙古西藏处的工作人员主要进行组织宣传工作和情报收集工作以及与蒙古境内业已存在的革命中心建立联系。宣传工作内容为，在蒙古境内口头宣传蒙古民族革命的思想和苏俄世界革命的任务以及苏俄对待弱小民族的态度，编印派发用蒙古语刊印的革命宣传资料。组织工作方面应帮助蒙古人民党制订行动计划、建立完善蒙古人民党的组织网络和基层组织，扩大人民党在蒙古整个地区包括最偏远地区的影响，并在这些地区建立蒙古人民党的侦查机关。除此之外，应特别注意在蒙古革命运动过程中发现优秀党员干部并派遣他们赴苏俄受训。情报工作方面，要周期性报告并且力求准确，报告内容应当尽可能地包括蒙古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情报收集方面，特别注重蒙古政治形势的特点、力量变动情况，考察蒙古政治集团派别的内部关系及其对苏俄、中国、日本等国态度，关注中国方面在蒙古政治、军事机构情况，留意在中国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的可能性，调查蒙古的经济比例和贸易市场情况，注意派遣谍报人员进入蒙古大型居民聚集点和地区并建立特别中转联络站点。一周两次不间断汇报关于上述事务的进展情况。

可以看出，蒙古西藏处被赋予了在外蒙古地区集革命宣传、情报收集、组织动员等各种职能于一体的角色。事实上，蒙古西藏处为苏俄对外蒙古早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大量情报和参考资料，而蒙古西藏处成立后不久，便参与处理了外蒙古事务的重大事件——接待蒙古人民党“七人代表团”的秘密来访。

二 苏俄谨慎对待蒙古人民党的援助请求

1919年秋，外蒙古地下革命党人在库伦成立了两个秘密革命团体，即苏赫巴托领导的革命小组，成员主要有丹赞（Данзан С.）、道格索木（Догсом Д.）等人；乔巴山（Чойбалсан Х.）领导的革命小组，成员包括鲍道（Бодо Д.）、劳索勒（Лосол Д.）、查格达尔扎布（Чагдаржав Д.）、扎米扬（Жамьян О.）等人。

1919年11月，在徐树铮力促下外蒙古“自治”取消，而且徐本人也确实在外蒙古实施了一些过激举措，外蒙古地下革命党人明显加快了活动步伐。1920年2月，苏赫巴托和丹赞第一次尝试秘密前往苏俄，但未获成功。同年5月，苏俄秘密派遣了以鲍里索夫（Борисов С. С.）为首的党务工作小组抵达库伦，6月，在苏俄工作人员参与下，苏赫巴托和乔巴山两人领导的革命团体举行了联合会议并决定成立统一的组织——蒙古人民党。

联合会议后不久，新成立的蒙古人民党决定派遣代表团前往苏俄寻求援助。为此，组织了由鲍道、丹赞、道格索木、劳索勒、苏赫巴托、查格达尔扎布、乔巴山等人组成的“七人代表团”。

1920年6月28日至8月7日，在苏俄方面接应下，“七人代表团”以商人等身份为掩护，采用化名方法分三批秘密越过边界。8月9日，代表团乘船抵达上乌金斯克，16日抵达伊尔库茨克。8月17日，加蓬以共产国际驻西伯利亚和远东副全权代表的身份接待了代表团。加蓬在17日当晚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提到，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是蒙古人，蒙古代表团最关心的问题是恢复外蒙古自治同时寄希望于苏俄援助。

8月17日会谈后，蒙古人民党代表团向苏俄方面提交了一份文件，详述了蒙古人民党的援助请求：

一、蒙古人民党请求苏俄帮助恢复1915年俄中蒙三方恰克图条约基础上的外蒙古自治，并在某些程度上扩大外蒙古自治的范围，同时消除俄国和中国对外蒙古的双重保护。

二、为完成上述任务，蒙古人民党计划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紧密联系并同时向苏俄政府请求援助。

三、蒙古人民党希望得到苏俄三方面的具体援助。1．通过向中国政府施加外交影响以和平方式满足人民党的要求。2．请求苏俄政府拨付足以装备两个骑兵师的整套武器装备并派遣相应军事指导员。3．请求苏俄政府给予蒙古人民党600万～700万美元借款的财政援助。

四、如果能以和平方式解决恢复外蒙古自治的问题，中国应当将以前侵占的蒙古政府资产归还，包括从取消蒙古自治那天开始到恢复蒙古自治之日期间中国人在蒙古境内获得的所有金钱以及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各种收入，并将电报局等新旧建筑设施以及从蒙古军队和军械库收缴的所有武器转交给新政府。对于这点，蒙古人民党寄希望于苏俄政府的全力支持。

五、蒙古人民党很关注苏俄政府对包括乌梁海、内蒙古在内整个蒙古联合问题的态度。蒙古人民党强调“整个蒙古的联合问题”是指将蒙古人民党的影响扩展到整个蒙古范围内并在将来建立一个（由外蒙古主导）的“大蒙古国”。

对于蒙古人民党的上述请求，苏俄方面始终未明确表态，而是含糊地表示“我们主张全人类的解放并且我们只给予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援助”。

1920年8月26日，加蓬给斯米尔诺夫发送了一份总结报告，汇报了同蒙古代表团几次会谈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加蓬在报告中指出，不能毫无保留地满足蒙古代表团的愿望，应当十分小心谨慎地给予蒙古代表团“折中的援助”，以排除引起中国人注意的可能性，并在蒙古人民党向苏俄寻求援助问题上向莫斯科表示，“惊动中国人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危险的，这应该是我们在确定对蒙古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伊尔库茨克会谈后，蒙古代表团分成三组：丹赞、劳索勒、查格达尔扎布经由鄂木斯克前往莫斯科，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留在伊尔库茨克进行军事政治业务的学习，鲍道和道格索木返回蒙古。丹赞和查格达尔扎布（劳索勒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返回伊尔库茨克）在鄂木斯克并未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在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丹赞、查格达尔扎布在莫斯科同俄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直到9月末，莫斯科的苏俄领导人同西伯利亚的地方领导人一样，都只是表示原则上支持外蒙古的革命运动，而对于具体的援助同样持谨慎态度。

其实，加蓬在给斯米尔诺夫的报告中提到的“应当十分小心谨慎地给予他们（蒙古人民党人）折中的援助”的建议，典型反映了此阶段苏俄领导人谨慎对待蒙古人民党人援助请求的主张。苏俄领导人持谨慎态度的原因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外蒙古此时尚在中国驻军控制之下，苏俄方面收集的情报显示，中国此时在外蒙古驻军人数为12000～15000人，苏俄显然不会冒着同中国驻军发生冲突的危险给予蒙古人民党人直接援助。二是如同加蓬所言，对于蒙古人民党人的支持应避免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这点是处理同蒙古关系的“主导思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时苏俄正致力于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以打破苏俄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苏俄政府已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但并未收到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1920年9月27日，也就是丹赞和查格达尔扎布在莫斯科期间，苏俄已经决定了“第二次对华宣言”的内容并准备交由同样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陆军中将张斯麟带回中国。显然，苏俄政府此时会顾及如此全面地援助蒙古人民党将会“惊动”中国各方而不利于苏俄政府。因此，在莫斯科看来，此时还不是直接干预外蒙古局势的最佳时机。

总之，从1920年8月17日到9月底近一个半月的时间，苏俄政府完全了解了蒙古人民党的要求和主张，也从未停止对蒙古人民党的暗中支持，对于蒙古人民党的“一揽子”援助请求始终持谨慎态度。10月，苏俄的谨慎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因为导致外蒙古局势发生彻底变化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白卫军恩琴所部进入了外蒙古。

三 苏俄帮助蒙古人民党夺取政权

1920年10月初，恩琴（Унгерн-Штериберг Р. Ф.）指挥其嫡系部队“亚洲师”进入外蒙古。1921年2月初，恩琴攻占库伦，中国驻军撤往同苏俄接壤的北部边境恰克图—买卖城一线，这促使苏俄方面加快了行动的步伐。

1921年2月3日，苏俄红军第5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委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Шумяцкий Б. З.）向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去了关于请求限期完成向蒙古人民党提供武器装备并派遣军事教官和指导员的电报，指出“为我们在蒙古工作的长远计”应限期完成对蒙古人民党人的援助工作，援助内容不仅是指财政援助，还应包括武器装备以及派遣军事指导员，如果不尽快完成这些工作，“就无疑会将蒙古民族革命组织推向恩琴的怀抱”。

很快，苏俄方面运来了蒙古人民党渴望已久的武器装备。1921年3月5日，斯米尔诺夫收到了加拉罕的电报。电报指出，经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总司令加米涅夫同意，加拉罕已向远东共和国下达了拨付给蒙古人民党武器和军事物资的命令，由远东共和国调拨给蒙古人民党“3000支日式步枪、1万枚手榴弹、200万发子弹、5挺柯尔特式或马克沁式重机枪、150把左轮手枪”，这些武器“应当集中于伊尔库茨克的第5军司令部，在东方民族部主席舒米亚茨基和副主席加蓬监督下移交给蒙古人民党”。

与此同时，蒙古人民党中央和临时政府的筹备组建工作也在紧张进行。1921年3月1日至3日，在苏俄帮助下，蒙古人民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蒙古人民党党纲，选举了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蒙古人民党临时政府。1921年3月，蒙古人民党在买卖城西部已经成功组建了600人的游击队。3月中旬，根据蒙古人民党中央和蒙古临时政府的决定，蒙古游击队被改编成4个骑兵团，蒙古人民军正式组建。

蒙古临时政府的成立和蒙古人民军的组建对苏俄实现将自身影响力伸入外蒙古的目标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苏俄直接参与了蒙古游击队和临时政府的组建，并在此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苏俄“烙印”。至此，对苏俄来说，余下的工作只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外蒙古了。

事实上，对于消灭恩琴白卫军的军事行动，一直存在两种方案。早在1920年12月，舒米亚茨基就提出了吸引恩琴主动进攻，在苏蒙边界地区消灭恩琴白卫军的行动方案。而在远东共和国领导人看来，恩琴的军事力量并不是非常强，主张派军队直接远征库伦。舒米亚茨基行动方案的主要思路在于，“直接向蒙古进军”会使“我们同蒙古的关系遭到利用和挑拨”，对苏俄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政治后果和危险，而且苏俄的骑兵部队并不占优势，因此，对于恩琴应使用“猫捉老鼠”的游戏，即不应对库伦劳师远征，而应将恩琴白卫军引诱到苏蒙边界地区聚而歼之。在舒米亚茨基看来，库伦对苏俄来说只不过是“普通的地理地点”，并且没有特殊价值，如果将恩琴白卫军吸引至边界地区，就会“使恩琴饱尝让蒙古人民承担战争动员和其他苛捐杂税等负担的后果”。为实现这个计划，须使用“通过红色蒙古人在边界积极活动”等手段。

舒米亚茨基所提到的“巨大的政治后果和危险”，显然是指如果主动直接进军库伦会引起蒙古人民党方面的“猜疑”和中国政府方面的外交压力。舒米亚茨基的行动方案考虑得非常周全，第一，将恩琴白卫军吸引至北部边界，苏俄红军以逸待劳，在军事上有利，在边界地区将恩琴主力歼灭后，苏俄红军便可以追剿白卫军残余为名进入外蒙古，进而扶植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并最终将自身的影响力伸入外蒙古。第二，恩琴为主动进攻则会加紧对蒙古民众的“盘剥征购”，蒙古民众因不堪重负肯定会对恩琴怨声载道，进而恩琴进入外蒙古的真实目的就暴露无遗，即恩琴只是为了寻找一个就食之地，将外蒙古作为进攻苏俄的“跳板”，而不是外蒙古所谓的“解放者”，相反表明了苏俄红军才是外蒙古真正的“解放者”，有利于宣传苏俄在外蒙古民众中的“形象”。第三，如果恩琴主动进攻，那么苏俄出兵进入外蒙古就顺理成章，有利于打消蒙古人民党的“疑虑”。第四，也有利于打开对华关系。恩琴主动进攻就等于为苏俄出兵外蒙古提供了绝佳借口，苏俄可以向中国解释称苏俄不是主动出兵外蒙古，是受到白卫军进攻而“被迫还击”，是为了剿灭白卫军。恩琴本身的军事实力显然不是苏俄红军的对手，一旦恩琴被消灭，苏俄红军保持在外蒙古的军事存在，再加上受苏俄支持的蒙古人民党掌握外蒙古政权，北京当局就不会对外蒙古的局势变化坐视不管，会要求苏俄撤兵等，进而就会同苏俄进行正面接触和谈判。而一旦正面接触和谈判，那么苏俄打开对华关系的进程显然会大大加快，因为苏俄掌握着外蒙古问题的主动权。如此，消灭恩琴白卫军、进军外蒙古扶持蒙古人民党建立亲苏政权进而将自身影响力伸入外蒙古、迫使中国积极回应苏俄对华宣言同苏俄接触进而打开对华关系，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三位一体”战略。最终，莫斯科采取了舒米亚茨基的行动方案。

1921年3月16日，蒙古临时政府正式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出请求，请求苏俄立刻给予蒙古临时政府军事援助以消灭蒙古境内的白卫军。3月18日，蒙古人民军在苏俄红军支持下经过一天激战攻占了买卖城，中国驻军败退至苏俄境内，在陈毅带领下取道远东共和国返回了满洲里，不久蒙古人民党中央和临时政府迁入买卖城。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均是由苏俄人一手“导演”完成的。舒米亚茨基在3月17日写给列宁和契切林等人的秘密报告里提到，“我已经给蒙古人民党下达了指示，令其加紧占领买卖城，发表告蒙古人民宣言和正式向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出使蒙古领土免遭白匪蹂躏的请求……我要求蒙古领导人占领买卖城……以使我们摆脱虚伪的地位和获得行动的自由”。

如此，按照舒米亚茨基的行动方案，余下问题就是如何吸引恩琴主动北上进攻苏俄边境了。为此，苏俄方面重点加强了对恩琴所部的宣传攻势和内部瓦解工作。1921年3月26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向莫斯科发送了“尽速出版向恩琴部队中的巴什基尔人和鞑靼人呼吁的宣传文献，宣布对他们进行特赦并确保他们返回祖国”，以瓦解恩琴白卫军。31日，俄共（布）中央做出决议，决定由巴什基尔和鞑靼州委员会签署针对恩琴白卫军部队中鞑靼人的呼吁书，“答应赦免他们并且支持他们返回祖国”，将这些呼吁书在外蒙古地区大量散发，以瓦解恩琴白卫军。同时，莫斯科指示蒙古人民党人积极活动，一方面向受恩琴指挥的蒙古部队宣传“停止作战，反对蒙古人相互残杀”，另一方面积极扩大蒙古人民党的“影响范围”，在各地成立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积极团结“奉公守法的封建主”。最后，莫斯科积极调整部署，在苏俄同外蒙古边界地区集结大量兵力，引而不发，保持对恩琴的高压态势。

苏俄上述举措对恩琴产生了很大的压迫性，一方面苏俄进行的旨在瓦解恩琴白卫军的鼓动宣传使恩琴部队军心不稳，另一方面苏俄在北部边境集结了重兵，此外，蒙古人民党成立了临时政府并且在苏俄的支持下正逐步扩大影响和活动范围，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动摇恩琴在外蒙古的统治基础。恩琴最终选择了主动进攻，而这正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1921年5月21日，恩琴发布了向苏俄进军以“反对红军和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命令。恩琴投入进攻的兵力超过1万人，从东西两路向苏蒙边界地区进军。如前文所述，苏俄军队和蒙古人民军此时已严阵以待，因此，恩琴向北部进军的结果毫无悬念。截至6月14日，从东部地区进攻的恩琴主力在恰克图一线被远东共和国的部队击溃，从西部突入西伯利亚地区的恩琴部队也被第5军第35师击败。恩琴部队撤回外蒙古。自此，苏俄方面针对恩琴的军事行动开始转入第二阶段，即追剿恩琴白卫军的阶段。显然，第二阶段追剿白卫军的行动也意味着苏俄全面深入地向外蒙古进军，此刻对于苏俄军队和蒙古人民军来说，通往库伦政权的道路已经完全被打开了。

以后同中国方面就外蒙古问题交涉时苏俄占据了主动。1921年6月15日和27日苏俄先后两次致电中国政府。苏俄政府6月15日电意在向北京通报苏俄红军为打击白卫军而“不得不经过蒙古边境”。27日电则向中方表示，莫斯科将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对蒙古人民党成立的政府予以承认，对于中国在蒙古的“特殊之权利”等相关问题，苏俄方面则主张由中俄蒙三方派员组成委员会进行讨论。由此，苏俄对外蒙古“三位一体”战略第三个方面完全显露出来，即以白卫军问题为借口出兵外蒙古，这样就可以保持其在外蒙古的军事存在，而中国方面就不能不正视外蒙古问题，要解决外蒙古问题，中国方面必须同苏俄方面进行接触谈判。因此，苏俄进而提出由中俄蒙三方组成委员会来讨论外蒙古问题，在苏俄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一旦进入谈判环节，苏俄就有机会恢复其渴求的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所以，这两封电报只不过是苏俄方面为完成其整体战略所实施的一个外交“手腕”，或是说，苏俄根本不需要中国方面的同意，因为苏俄已得到了蒙古人民党的“邀请”，而且中国在外蒙古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事实上莫斯科也并未等到北京的同意即派远征军团越过边界进入了外蒙古。

1921年6月16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正式批准了契切林关于派遣苏俄军队进入蒙古以反对恩琴的报告。在6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纪要中提到：恩琴入侵了西伯利亚，现在是对其进行歼灭性打击最有利时机。为此，命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远东共和国的军队完成向外蒙古的进军。鉴于恩琴部队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共和国的可能威胁，主张集中力量将其消灭。

1921年6月27日，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同意的情况下，早已准备好的苏俄远征军团（具体以远东共和国第5军第35步兵师和第5骑兵师为主，外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骑兵旅，总计兵力约为1万人）在蒙古人民军配合下越过边界，开始了进军外蒙古的军事行动。

苏俄军队在外蒙古的进军，表面上看是追剿恩琴白卫军残部，从深层次讲则是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和苏俄影响力伸入外蒙古的过程。苏俄军队可以说充当了“开路者”的角色，苏俄军队所到之处，即是蒙古人民党在当地组建政权之时，也是苏俄影响力伸入之地。因为，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的进程与苏俄影响力伸入外蒙古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1921年6月17日，苏俄决定向外蒙古派遣5～7名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全权代表，分驻蒙古人民军各部。这些代表的首要任务是协调“红色蒙古人”同苏俄军队之间的关系，避免蒙古民众反对苏俄军队情况的发生，并且“在占领蒙古领土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红色蒙古人的意图”，即“随着我们军队的深入，帮助蒙古人民党在蒙古各地建立自己的政权”。

如前所述，此刻外蒙古已是完全“不设防”的区域——有组织的中国军队早已不复存在并且恩琴的部队已经被击溃。所以，苏俄军队在外蒙古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7月6日，苏俄军队和蒙古人民军的先头部队开进库伦，随后蒙古临时政府迁入。7月10日，旧的库伦政府被解散，组成了蒙古人民党主导的新政府，同时蒙古人民党中央决定以哲布尊丹巴为立宪君主。7月1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中央宫中即立宪君主皇帝位，仍以“共戴”为年号，外蒙古进入立宪人民政府时期，毫无疑问，哲布尊丹巴只是名义上的君主，政权掌握在蒙古人民党手中。

需要指出的是，蒙古人民党在库伦建政后不久即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的名义向莫斯科发出了请求，其中提到，蒙古政府尚未组织好新政权机构，为保卫蒙古境内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安全，请求苏俄政府在彻底消除来自所有方向敌人的威胁之前不要将苏俄红军撤出蒙古。1921年8月10日，加拉罕答复蒙古政府：“为消除蒙古人民解放事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所面临的威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决定对于蒙古政府的请求给予完全满足。”至此，伴随着蒙古人民党在库伦建立政权以及苏俄部分军队的留驻，苏俄实现了对外蒙古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目标，即扶植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的同时成功地将自身的影响力伸入外蒙古。

实际上，在苏俄影响力伸入外蒙古及其扶植的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也开始积极面对苏俄，同苏俄进行谈判，以解决苏俄在外蒙古驻军等问题。而苏俄由此也打开了其所渴求的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进程。

四 结语

通过梳理1918～1921年苏俄对外蒙古的政策演变，可以发现苏俄在介入外蒙古问题过程中进行了审慎的外交准备和周密的军事安排，体现在莫斯科对蒙古人民党的态度变化，对中国方面的“外交游戏”，以及对恩琴白卫军“猫捉老鼠”的策略等诸多方面。

当中国在外蒙古的影响力占明显优势且有相当军事存在时，苏俄对蒙古人民党的援助请求持谨慎态度，尽管蒙古人民党对援助一再催促，但莫斯科始终保持沉默，不予明确答复，或是答应给予援助，但迟迟不付诸实施。在恩琴白卫军进入外蒙古后，苏俄开始积极援助蒙古人民党，因为恩琴白卫军给了苏俄出兵外蒙古的绝佳借口，苏俄很大程度上也在利用恩琴白卫军抵消中国在外蒙古的军事实力，恩琴进入外蒙古之前，中国在外蒙古的军队有1万～1.5万人，恩琴攻占库伦之后，中国在外蒙古的军事力量被消灭殆尽。对恩琴白卫军，苏俄采取组合措施给予其强大压迫，促使其主动进攻，这样从军事上苏俄军队便可以逸待劳，从政治上而言，苏俄是出于反击恩琴白卫军而出兵外蒙古的。即使是在占如此优势的情况下，苏俄仍不忘在外交上占据主动，一方面一手“导演”了由蒙古临时政府向苏俄提出出兵外蒙古的请求，另一方面在出兵前向北京连发两封解释其“被迫出兵”的电报。通过梳理这些历史细节，会发现苏俄虽然是“蓄谋已久”地出兵外蒙古，但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外交上看苏俄都确实是“被邀请”和“被迫”进入外蒙古，这也正是苏俄对外蒙古政策的“精致”之所在。

长期以来，关于该段历史的很多研究成果大多从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及国家利益的角度而将苏俄对外蒙古政策的历史细节一笔带过。其实，很难说清苏俄此时期对外蒙古政策中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究竟哪方面的考虑更多。在笔者看来，苏俄“进入”外蒙古的过程是将其扩张性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寻求国家利益的主张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苏俄成功实施了对外蒙古政策的“三位一体”战略，即借恩琴白卫军抵消中国在外蒙古的军事实力，进而以消灭恩琴白卫军为契机派军队“进入”外蒙古；扶植蒙古人民党掌握政权的同时将自身影响力伸入外蒙古；通过保持在外蒙古的军事存在促使中国方面与其谈判，进而打开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局面。毫无疑问，苏俄是最大的“赢家”——通过扶植蒙古人民党掌握外蒙古政权，开始成功地将自身影响力伸入外蒙古，进而将外蒙古逐步改造成为自己的“卫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