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事件演进过程

（一）事件发生的潜在风险

1．散户养殖模式提高生猪死亡率

事件发生前，浙江嘉兴的生猪存栏总量为700多万头，总体生产规模大且分散，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猪肉供应基地，嘉兴每年向长三角地区供应生猪450多万头。按照嘉兴市畜牧兽医局的官方说法，嘉兴生猪的死亡率控制在3%左右的合理范围，按照450万头的出栏数量，嘉兴每年死猪要达到13万多头。而散户养猪和公司规模化养猪，在防疫层面有巨大差距，由于散户资金限制，与公司化养殖无法相提并论。

2．死猪回收加工链条断裂

在死猪事件逐渐明朗的同时，另一个疑问随之而生：死猪无害化处理跟不上养猪业步伐已有时日，在大量死猪被抛尸河中之前，处理不了的死猪去哪里了？2012年宣判的一宗案件或可揭开死猪事件最后一个谜底。该案涉及17名被告人，其中多人来自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2008年开始，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设立非法屠宰场，地点就在董国权家中。随后，董国权等三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据查，流入非法屠宰加工厂的死猪，很多来自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当年他们上门收死猪，很便宜，小猪一头几十块，大的也能卖百来块”，嘉兴凤桥镇三星村一位养猪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死猪平均的价格是1元/斤。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三个无期徒刑，震慑了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养猪户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死猪一天比一天多”，竹林村村民陈老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无害化处理池装满了，有人就把死猪放在池子旁边，池子旁边堆不下，有人就把死猪运到远处，抛到河里，任其顺流漂走。

3．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不到位

2011年，农业部专门出台文件规定，如果生猪养殖户的猪出现非正常死亡给予80元补贴，希望在经济上疏导农户按照正常途径处理死猪，但是在现实中许多养猪村民对80元的补贴并不知晓。申请补助手续繁多、补助金发放周期较长以及各地实施情况有别也导致许多养殖户并不能如数拿到这笔补贴。而浙江省下发的有关补助病死猪的文件规定，自行处理的按每头8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集中处理的补助经费拨付给营运单位，导致在现实当中补贴难以落实到村民头上。甚至有关部门认为80元补贴应进入无害化处理环节而不是直接发放给村民。而当记者就此事参访嘉兴市畜牧局副局长时，他只是含糊表示政策的落实需要过程。

4．死猪无害化处理不能满足需求

处理病死猪有两种无害化方法，深埋和焚烧。焚烧法比较复杂，实行存在一定困难。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严培实教授认为，所有动物都火化是不太现实的，哪个国家也做不起。而且焚烧后也还有环境污染问题，比如二英的排放。当前使用最多的还是深埋法，即挖一个2米左右深的坑，在坑底铺上一层至少1.6厘米厚的石灰或消毒药，把病死猪密封后放进坑内，再铺一层消毒药，最后用土盖严。只要农户按照规定，对病死猪进行深埋，就可以减少疫情发生。而死猪深埋非常费力和费时，多数养殖户不愿做。除此之外，焚烧所需的汽油和柴火都需养殖户准备，在养殖户看来，既费时又费钱，不如随手一扔简单迅速。

2011年浙江省环保系统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嘉兴市生猪饲养量已达770多万头，若按2% ～4%的死亡率估算，全年需处理的病死猪数量达15万～30万头。“如随意扔放，不仅会带来大量细菌和病毒污染，还会造成2万～3万吨化学需氧量的排放”，但死猪规范的无害化处理却迟迟未能建立。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曹桥街道副主任袁利强、元通街道副主任董跃忠等人承认，直到2011年，嘉兴市才开始大规模启动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的建设，但这远远不够。以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为例，村里拥有的处理池不过7个，第8个正在建造，一个处理池一般能处理三千到五千头死猪。而根据《嘉兴日报》此前报道，在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就已达到1.84万余头。其处理能力无疑捉襟见肘。“处理不掉的猪，就只能田间地头河道，随便扔。”村民们说。“病死猪乱扔在我市五县（市）两区都不同程度存在。”嘉兴市一份报告承认。以嘉兴最新统计的730万头生猪、3%的正常死亡率计算，即使不出现疫情，要正常处理的死猪，也是个庞大数字。而顺着水路纵横、河浜交错的江南河网而下，这些来历不明的死猪，成为黄浦江饮用水源的祸患。

5．养殖污染问题严重

养殖污染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①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不彻底，随意抛弃造成河流污染，严重的可能会滋生疫病；②动物排泄物收集处理困难；③养殖生产中附设物品造成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死猪问题以往还不严重，养殖污染更令人头痛”，平湖市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冰说。位于上海上游的平湖市与上海金山区接壤，威胁河网水质的正是来自上游南湖、海盐等地的养猪业污染。“嘉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畜禽养殖治理”。此前，浙江省环保厅副巡视员许履中在考察嘉兴时说。猪粪、沼液加上到处乱扔的死猪尸体，使清丽秀美的江南水乡，散发着阵阵猪臭。“13万多户农民养了700多万头猪，一头猪每天的排泄物相当于6～7个成人的排泄量”，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余鸿伟举例说。2012年浙江省环保厅对全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进行评价时，点名批评六地，嘉兴市和嘉兴市区就占据两席——二者的水质均是劣五类，成为来自黄浦江上游地区的污染威胁。

6．嘉兴河网复杂，河道管理政出多门，难以监管

“嘉兴的河网实在太复杂了，很难做到完全监控”，平湖市水利局副局长任伟良说，仅以平湖为例，在其境内，就有3458条河道，总长度超过2256公里。事实上，平湖的河道整治早已启动。从2007年开始，平湖在6年时间分两次启动了水环境综合保持整治计划。“我们设立了河道保洁所，到2009年，就已实现除航道外的全面覆盖。”但“小而散”的养殖方式增大了管理难度。平湖市曹桥街道副主任袁利强抱怨说，在他治下的村庄，实行的大多是房前屋后养殖方式，点多而分散。“有时真的难以完全管控到位。”河道管理政出多门的现状也正在反思之中。任伟良说，过去，河道管理有港航、城管、水利、环保等部门，“水上的管理人员，有时眼睁睁看着陆上的抛掷物，也无可奈何”。复旦大学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郑正说，按照现在监管模式，上下游间容易出现盲区。上海市对上游水域无力监管，“既没有执法依据，也没有处罚标准”。“很多跨流域的污染一出现，首先就是推诿。”郑正说，“最后就往往变成一笔糊涂账”。“建立分级的倒推溯源机制就能解决此问题。”郑正接着说，在河流界面全天候实时监控下，“只要发现上游过来，就是上游地方政府的责任。至于是哪一个机构，哪一个系统，你自己查去。”“这样的机制不应再像10年前嘉兴、苏州两地的纠纷一样，要闹到械斗边缘、惊动中央才建立。”陈振楼说，事实上，像太湖流域管理局之类的机构，本可承担协调功能，但“它现在更多是在发挥水资源调配的作用，对于水污染治理，目前并未太多涉及”。而此时，作为传统的水源地——黄浦江上游的水质早已严重恶化。“早在2004年，黄浦江上游其他支流水质就已经是V类或劣于V类”, 2013年1月10日，就在死猪事件发生的两个月前，一艘散装化学品船违规作业导致部分化学品泄入河道，迫使附近水厂不得不选择紧急停水。

7．禽畜养殖领域错误的保健方式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调研显示，由于我国许多制药厂商具备模仿生产高端抗生素能力，使得兽用抗生素的更新几乎与人类临床用抗生素同步，而且售价低廉。在兽药领域，抗生素快速更新换代已是不争的事实。10年间兽药抗生素已从最基本的青霉素、氯霉素、土霉素等变为恩诺沙星、氟苯尼考、磺胺类、头孢类、喹诺酮类等高端抗生素。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肖永红教授等专家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46.1%被用于畜牧养殖业。我国禽蛋和肉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随着集约化畜牧业的发展，家畜家禽的疾病日益复杂，兽药和抗生素饲料添加剂使用量逐年增加。业内人士透露，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目的很简单：预防细菌性疾病。给猪群喂抗生素的“保健方案”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欧美国家，在预防细菌性疾病方面，抗生素的确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近30年来，我国养猪集约化程度加强，养殖密度增大，疫病成为养猪成功与否的最大障碍。蓝耳病、猪高热病等疫情令养殖者色变，这更使得“加药保健”有了用武之地，添加抗生素被各个养殖场视为养殖成功法宝，经久不衰。而大部分中小养殖场普遍存在养殖环境差、密度高等问题，动物容易得病，只能靠大量使用抗生素防止动物死亡。但使用越多，动物免疫力越差，下次就得用更大剂量，或更高级的抗生素才有效。这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养殖户过度依赖抗生素药物，没能形成良好的健康养殖意识，抗生素药物长期大量使用，破坏了动物肠道微生物系统，造成动物机体免疫力、抵抗力下降，抗毒力和抗外界感染能力特别差，从而造成疾病继发频发，养殖效益最终也没法提升。我国著名畜牧学专家张子仪院士提出，对待禽畜疾病，要在“防重于治”基础上强调“养重于防”或“养防并举”，选用绿色安全的动保产品，修复和调节动物自身免疫系统，增加动物自身的抗疾病能力，在“养”字上狠下功夫，这才是真正减少抗生素使用、保障动物安全的真谛。

（二）事件演进

2013年3月8日晚上起，上海市水务局已要求各水厂通过强化常规水处理，加强消毒工作。相关部门还要求各水厂将6种常见猪病可能携带的病毒、5种细菌补充进下阶段水质监测指标，作为水厂消毒措施的主要针对指标。

11日上午，上海市绿化市容环卫部门已完成了位于泖港大桥水域附近的水生植物拦截库的架设，松江区正在抓紧完成横潦泾水域的水生植物拦截库架设，增强对上游地区流来死猪的拦截能力。金山区也加强打捞力度，打捞关口前移到省界，加强金山区水域死猪的打捞能力。

12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公开向媒体表示农业部已经牵头展开调查。

13日，农业部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监督做好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严格落实生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经费。

14日，网上开始流传在上海本地，松江地区的梅林、五里塘、张姚等养猪基地毗邻事发地附近，或是黄浦江抛猪事件的真正肇事者。15日，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就派了三组人马突袭上述三地。调查发现：五里塘养猪场的土地已经复耕；梅林食品公司主要从外地引进猪肉原料，自己并不养猪；唯一养猪的张姚猪场，已纳入浦东新区的无害化收集体系，每两天由统一收集人员上门收集，送至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

15日22时32分，浙江省嘉兴市深夜就“死猪”事件召开新闻通报会。嘉兴市副市长赵树梅表示，截至15日，“已收集乱弃死猪3601头，其中80%为小猪”。赵树梅强调，嘉兴市区水厂、各县（市）水质检测结果处在正常范围，江浙沪交接断面水质稳定。赵树梅表示，根据全面调查分析，造成死猪主要原因是：嘉兴市生猪总体养殖量大，规模小，密度高，小规模户饲养管理水平差，全程成活率低，正常死亡绝对量大，据悉，2012年嘉兴全市生猪饲养量734万头，生猪养殖户13万个，出栏规模50头以下的养殖户占89%。从数字看，小规模养殖户占大多数。

农业部派遣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率领督导组在嘉兴生猪养殖场进行实地考察。3月16日，于康震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气温变化大，仔猪抵抗力下降，圆环病毒感染和腹泻等常见病引起生猪死亡率较往年偏高。于康震说，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四次采集了黄浦江死猪的心、肝、脾、肺、肾、淋巴结、扁桃体等样品共20套，进行六种病原检测，包括猪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3种重大动物疫病，以及猪伪狂犬病、猪圆环病毒病、猪流行性腹泻等3种生猪常见疫病。检测结果显示，20份样品中，13份样品检出猪圆环病毒呈阳性（阳性率65%），所有样品其余病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也采集了嘉兴市36份死猪病料样进行检测，检出16份圆环病毒呈阳性，7份猪流行性腹泻病毒阳性，这两种病毒引起的都是猪常见病，未检出生猪疫病病源。3月19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公布的当日水质检测结果显示，相关区域水质稳定，松江、金山、闵行、奉贤等供水企业出厂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为“未检出”。

官方将大量生猪死亡原因归于“正常死”和“冻死”，但是这一结论并未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民间描述“嘉兴生猪死于喂砷”的说法流传较广。对于“生猪死于喂砷”，农业部20日发布消息称，上海市兽医饲料检测所采集了30份从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打捞的漂浮死猪组织样品进行砷检测，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砷。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砒霜”属于无机砷，是一种剧毒物质；有机胂是一类砷化三氢衍生物。无机砷和有机胂，“砷”和“胂”虽是一字之差，但两类物质却完全不同。饲料中加入的是有机胂制剂，而不是无机砷。

3月中旬起，3位上海居民分别向上海市松江区环保局、上海市水务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水源地水质信息、水源地保护措施等。这三位市民获得政府部门有限的回复。3月13日，上海律师李珺向上海市松江区环保局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黄浦江上游水域漂浮死猪事件中政府监管相关信息。3月28日，李珺收到松江区环保局一份编号为“2013-01”的《非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松江区环保局称，李珺递交的申请材料不符合《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要求，因此不适用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不过，松江区环保局指出，李珺申请的事项属于“咨询类”，并于3月19日电话邀请李珺前往松江环保局“面谈”。上海大学生小刀（化名）亦于3月中旬向上海市水务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小刀申请公开的信息包括：受黄浦江上游死猪漂浮事件影响的六个取水口位置和九家水厂名称，上述六个取水自3月1日至信息公开回复日的水质监测和各项指标数据，以及上述九家水厂自3月1日至信息公开回复日的原水、出厂水水质监测各项指标的具体数据。4月3日，上海市水务局就小刀的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答复。上海水务局对六个取水口位置和九家水厂名称，以及九家水厂水质监测指标进行了回复。上海市水务局同时公布了3月1～31日九项水质检测结果。检测结果显示，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耐热大肠杆菌、总大肠菌群、菌落总数、余氯、耗氧量、肉眼可见物、臭和味、色度、浑浊度9项指标全部符合新国标。不过，上海市水务局在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称，取水口和原水水质皆为水源地水质，根据《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这些信息属于市环保部门饮用水水源安全评估机制管理范围，因此九家水厂的原水和出水厂水质监测数据应该向环保局申请。《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上海市水务局有对公共供水全过程进行水质监测的职责，原水和出厂水质亦在其监测范围内。另一位上海市民“@小兰州”在其微博上公布了上海市水务局于3月26日对其信息公开申请的告知书。告知书指出，其申请公开的信息已在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市海洋局网站上主动公开，建议“上网查询获取”。告知书还指出，管网水4项指标每周更新一次，常规42项指标每月更新一次，非常规指标64项指标每半年更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