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历史上的海外华商

古往今来，凡在异国异族的接壤之地，商人往往络绎不绝，商业往往兴盛不已，主要原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生产技术水平各不相同，导致相互之间的交易需求相比本国或者本族内更为旺盛。从对外贸易产生之初，就有为经济贸易等活动“住蕃”的华人华侨——这便是我们现今所泛称的“海外华商”。在19世纪之前，东南亚贸易经商网络由海外华商所主导。到了19世纪的中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海外华商遭遇强烈的打击——西方的殖民经济体系渗透全球，海外华商生存空间遭到挤压，举步维艰，直至20世纪时期海外华商终于得以重新崛起，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宋之际，西夏国崛起，阻断了西域与中国之间交通，两方的贸易往来也随之搁浅，然而南方的海港经济贸易互动，却依旧不逊色于唐朝。欧洲人和西域人通常是从海路或陆路来华贸易的，商路上商人络绎不绝。宋代时期朝廷竭力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吸引蕃商，另一方面鼓励国内商人出海进行贸易活动。除此之外，宋代对于私商的贸易均采取公凭制。私商出海贸易，必须前往市舶司去申请公凭才能出海，公凭通常要有家境殷实的富裕人家做担保，并且需要预先说明出海的时间和地点，遵者必奖，违者必罚，奖惩分明，并且采用保家连坐制。“既积极鼓励商人们从事海外私人贸易，也竭力并严格地让私商的贸易往来受控于朝廷管理”的这一政策对推进商人出国起着重大作用。故彼时的海商足迹散布南洋、日本、印度洋等地，许许多多的华商也因不尽相同的原因而长期住蕃。

宋代的海上贸易制度到元代基本承袭下来。在法令政策上，元代对国人出海的禁令相较宋代似乎更为严苛，然而事实上元代的统治者重视获取贸易之利，并不实际追究民众的逃逸行为。元代时期的国际交通非常发达，大约有三条国际交通线路。海路以泉州为出口，可远航至马来、爪哇、锡兰、印度、君斯坦丁以及波斯等地。而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敦煌经由哈密和天山北麓的察合台汗国境，随后穿越钦察汗国，向西到达克里米亚半岛的诸港口；另一条是从敦煌经由天山南麓，沿途越葱岭，直到波斯的诸城。以上三条国际路线维系了中国至东西亚甚至欧洲的交通，盛况空前。

明朝初期，海外贸易依旧延续，直至洪武三年（1370）之际，明太祖朱元璋决心肃清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反明残留势力，颁布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明令“片甲不许下海”，仅允许政府和少数海外国家拥有官方贸易往来，一概禁止其他私人性质的海外贸易。此景一直维持到1403～1424年的永乐年间，社会矛盾逐渐得以缓解，显现“永乐之治”盛世之况。明成祖朱棣为开财源，将全面海禁政策调整为“官府独占海外贸易，禁民间私自出洋”。朱棣曾经多次派遣宦官前往异域，最为著名的当属郑和下西洋。郑和出使西洋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国人涌向海外寻求发展的浓烈兴趣。也因为郑和的出使，国人对于海外状况亦渐渐有所知晓，与此同时广东、福建的民众，纷纷移居南洋。即使到了明朝中期之后，移民南洋的国人依旧不绝。其中有的从事经商开矿等，为华侨的日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更有若干的冒险家，移居之后攻占了土地，并自立称王，罗兰芳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从事开矿，并建立兰芳公司，其存在时间达111年之长。

清代初期和中期，统治者仍旧实行海禁政策。顺治初年，郑芝龙与郑成功两父子的整个武装海商集团主要集中活跃在东南沿海地带，一边与清朝八旗军对抗，一边与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殖民者抗衡。清朝统治层为歼灭郑氏海商集团的顽劣反抗，自1647年执行海禁政策，到1655年全面推行海禁政策。1660年统治者颁布命令进行全面迁界，逼迫沿海地区的百姓内迁：“迁沿海三十里于界内，不许商船下海。”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第二年开始正式放开海禁政策，却依旧采取种种政令予以限制。虽然海禁政策在清朝严厉执行，但对外贸易之路一旦开启，华侨们便能各用其法盯准时机出国，也因此旅居南洋的华侨群体不断扩大，也带来了清朝统治层的恐慌与不安。

洋务运动的兴起促进了海外华商的发展，清朝后期至清朝末期，洋务派的官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和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工业运动——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持续约35年，自1861年开始，至1895年落下帷幕。洋务运动根据目标的差异可划分为前后期两阶段。历经两次对抗英法联军的失利与太平天国的起义之后，清朝统治层为解决内忧外患的窘境，划成了“守旧派”和“洋务派”两阵营，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人物的洋务派主张摹习西方列强的商业模式和工业技术，通过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模式提升国内的近代工业水平，从而为国库增加收入、获取优质军事装备、增强国力，以此维护清廷的长久统治。1860年前，中国被迫开辟共7个通商口岸，历经30多年的洋务运动，至1894年口岸已增长至34个，1864年的进口额为白银5100多万两，1894年高涨至1亿6千多万两。19世纪80年代前进口货物当中鸦片高居首位，80年代后虽居第二位，但规模一直不断攀升。80年代前出口货物以茶和丝为主，80年代后棉花与大豆的规模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进程加速，外国殖民者日渐将中国变为商品的销售市场与廉价原料的产地，这一过程也促进了海内外华商的兴起。

早期发达的工商业促进了海外华商的发展。以闽商为例，早期福建的农业、手工业经济的蓬勃发展，自然带动了闽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闽商也随即迅速发展起来。福建的手工业自宋代开始便十分发达，福建各项手工业在全国遥遥领先也得力于其先进的技术，其手工业涵盖制茶业、纺织业、造纸业、造船业、矿陶业等。宋代福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产地之一，泉州被视为“丝业中心”，与杭州并称；棉纺织业方面，兴化莆田一带的棉花作为福建境内重要的经济作物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动力。陶瓷业方面，福建以黑瓷、青瓷闻名，窑址以建窑、德化窑、泉州窑最为著名，吸引许多外商前来进货。闽商通过泉州港将陶瓷销往世界各地，如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制茶方面，福建以建茶闻名，每年的茶产量高达300万斤。造船业兴盛，尤其泉州的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为全国之首。除此之外，依托地处海疆得天独厚的优势，福建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而泉州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世界东方大港，彼时商旅络绎不绝，许多手工业甚至专门为海外生产，庞大的海外市场也让这些产业蒸蒸日上。

福建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福建经济作物十分丰富，其中水果、甘蔗、棉花、茶叶都是闻名全国的重要产品，而这些经济作物中绝大多数已不再是满足自己消费的自给自足的产品，而是为供应市场交易需要的商品。福建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纺织业、矿陶业、制茶业、造船业、造纸业、盐业等方面，其中对福建商业影响较大的是陶瓷业和造船业。宋代福建商品丰富，商业繁荣，是闽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此外，负山面海的地理环境使福建十分适合发展商业，但农业的发展十分受限。所以，自古以来从事商业就是福建人不可或缺的谋生手段。早期发达的工商业条件为闽商的后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闽商也很好地抓住此时机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