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97～2012年：应对外部冲击和有效扩大内需

这个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发生新变化，在15年间，除2003～2007年外，大部分时间表现为需求疲软，供给过剩，与上一阶段失衡的方向正好相反。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带来产能的迅猛扩张，而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强化了市场约束，相对于市场需求而言，产能出现过剩。与此同时，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凸显出来，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分别从1997年的9.2%回落到1999年的7.7%, 2007年的14.2%回落到2009年的9.4%（见图2）。如何应对外部冲击的影响，缓解内需不足的压力，进而稳定经济增长并保障就业目标实现，成为这一阶段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由长期实施的紧缩性政策转变为扩张性政策。自1998年下半年后的一个时期，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后的一个时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直至2012年底。

图2 1997～2012年GDP、固定资产投资和CPI增速变化

（一）20世纪90年代后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源于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支撑作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和人民币贬值后，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贸易平衡逐步转变为每年高达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顺差（见图3）。巨大的外部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使中国经济在1993年后采取紧缩政策的背景下，仍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速。亚洲金融危机初期，亚洲国家货币纷纷贬值，大部分货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超过10%，而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出口竞争力受到较大影响。从1997年8月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开始放慢，到1998年更加明显，比上年出口增速降低20.4个百分点，加之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和国内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

图3 1978～2002年中国净出口额变化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制定了扩大内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战略方针，决定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增加投资。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1998～2001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运输、发电设施以及大型水利工程，扭转了投资快速下滑的势头。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1997年的8.8%回升到13.9%。与此同时，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下调准备金率，并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给。采取措施促进外贸增长，多次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在完善宏观调控的同时，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特别是加快对石油、通信、铁路、电力等部门进行战略重组，推进公司化改制，实行政企职能分离和建立新的政府监管框架。同时，积极推动入世谈判，并于2001年顺利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出口随之大幅增加，使经济扭转了下滑态势，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期。

（二）2003～2007年：入世后的经济繁荣期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到二〇二〇年力争比二〇〇〇年翻两番”。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深化改革的目标，调动了地方政府加快发展的热情。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升温，尤以房地产投资为甚，加之入世后外贸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见图4），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央行被动购汇并不断释放基础货币，人民币流动性迅速增长，为扩大投资创造了条件，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 M2增长一度达到20%，推动经济增速回升到10%，到2006年和2007年，经济增速进一步上升到12.7%和14.2%。与此同时，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物价结构性上涨压力增大等问题显现出来。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1985年、1988年和1993年那样的经济全面过热局面，但汽车、钢铁、电解铝等部分产业领域重复建设较为突出，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较快，通过成本推动物价总水平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开始显现。

图4 1997～2007年中国外贸净出口额变化

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2004年底中央政府将实施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将长期建设国债规模从2002年的1500亿元缩减到2004年的1100亿元，2005年进一步缩减到800亿元。2007年中又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进一步将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举措，防止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

（三）2008～2012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中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外部冲击和内在条件变化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14.2%放缓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9.2%。针对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但物价涨幅仍在高位的情况，2008年初，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由“双防”，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到2008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对中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中国政府果断出台应对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并提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要求，宏观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一是提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计划两年增加约4万亿元投资，重点投向“三农”、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等基础设施、节能减排和社会事业等五个方面。二是启动轻工、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石化、有色、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遏制和扭转工业增速下滑。三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2008年9月后先后五次下调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四是着力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加大支农惠农力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通过实施一揽子经济计划，迅速扭转了经济快速下行态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复苏。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仅为6.2%，但在一揽子计划实施后经济增长实现V型反转，2009年第二、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回升到7.9%、8.9%和10.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复苏。产业振兴措施较快扭转了工业快速下行的压力，2009年第一、二、三、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5.1%、9.1%、12.4%和18%，形成强劲回升势头。经济迅速复苏稳定了就业，2009～2010年城镇就业人员分别增加了1219万人和1365万人，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大大提升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由中低收入国家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应对危机中过于倚重短期需求政策，对深化改革重视不够，结构性矛盾仍较为突出，大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回报率较低，加之要求地方资金配套，增加了地方债务积累；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过度扩张，风电、多晶硅等出现重复建设倾向，产能过剩开始从工业消费品领域逐渐深入到工业投资品领域；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2009年和2010年实际信贷规模达到18万亿元左右，带来了流动性过剩问题，增大了后期的资产价格上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