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民族民俗

五指山是海南少数民族聚集之地，这一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变迁深受民族民俗的影响，堪称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地理中心”。黎族和苗族组成了五指山少数民族的主体，他们同汉族一起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山区文化。

一 黎族和苗族

五指山的少数民族以黎族为主，黎族一般被认为是这里较早的居民（史前期人类遗存尚未见确切的考古证明）。传统认为五指山黎族主要分为两种，即生黎和熟黎，生黎居住在五指山腹地，熟黎则环居山脚。五指山也因此成为黎族划分的地域标志。

海南人口的最初来源有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最早的海南人来自海外移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海南人当来自大陆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前者主要是指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移民，因此有人认为，黎族并非这里的原住民，亦是从海外迁移而来。后者则是指百越族、壮族、瑶族、畲族等，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黎族是作为百越族的一支从雷州半岛迁徙至海南的。各种说法并没有定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是黎族属于百越族的一支，由两广迁来。黎族作为原住民的说法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是他们在海南生存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或更早时期。这些外来人口同黎族人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DNA检测、考古发掘以及语言习惯等相关证据证明，海南黎族同这些移民有着非常相近的血缘关系和生活传统。在社会组织方面，黎族有一个相当长的母系氏族时期，女性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在一些清代典籍中，如《黎岐纪闻》等，黎族女性的地位仍然较为崇高。

苗族则是后来迁徙至此的，有学者认为，苗族是在明代因中央政府征兵平黎而迁至海南的。唐宋以后，随着汉族的大批涌入，汉族与黎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渐增多，相应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有所扩大。历代王朝对黎族地区采取的多是羁縻之策，即尽可能安抚，以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但是，明代海南黎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却发展得较为尖锐，黎族与汉族之间的冲突次数最多、规模最大，中央政府为镇压黎族，从广西等地召集苗兵入琼对黎族进行征讨。苗兵及其家属成为苗族人的主要构成，此外，不排除还有部分苗族人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因逃荒避祸而迁入海南，继而向山区迁徙。

至今，苗族在五指山地区的人口数量仍旧保持在五千人左右，是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民族构成，他们的人数在五指山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但他们的文化习俗却是五指山社会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苗族与黎族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在文化上互相影响。

二 民族关系

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是海南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作为边疆省份，民族问题始终是历代王朝经略治理的重中之重。从海南全省的民族构成来看，五指山地区的民族结构是最为复杂的，又因为它地处山区，研究薄弱，许多历史问题都不可考，也成为研究五指山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障碍。

自南越王赵佗占据海南，汉人与黎人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始终是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无论是设郡、罢郡，还是历代王朝的治理，无一不牵涉汉族与黎族的关系。《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之《贾捐之传》记载：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崖。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崖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

海南的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央王朝最为头疼，也是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民族问题中，黎族与汉族的关系又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建制与罢郡等历史的变迁表明，海南民族和民族关系是海南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历朝历代中央和地方管理者首要解决的问题。

中央王朝最初在海南建制是为了管理当地民众，并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大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后来罢郡则是由当地民族冲突造成的，例如汉代儋耳郡的置罢，元代时“黎兵万户府”等建制的设立与废除等。地方官专横跋扈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冲突不断、难以管理是造成罢郡的主要原因。黎族土官的设立则是中央针对地方治理难题进行的重要尝试。因此，民族问题是五指山等黎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之一，从根本上影响该地区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风俗以及区域形成。

此外，黎族汉化和汉族黎化现象是五指山民族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黎族汉化主要是指黎族人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渐改变原有传统和生活习俗、接受并认同汉族文化的现象；汉族黎化则是指部分汉人因逃荒、避难而深入黎族地区，改变原有生活习惯，融入当地黎族文化圈的现象。这两种现象都表明，五指山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且历史悠久，是研究五指山历史的重要依据。

五指山的黎族人、汉人以及苗族人之间时常发生争端，但是，三个民族在交流与冲突之间不断寻求平衡。黎人与汉人的争端最为剧烈，汉人从踏上海南岛的第一天起便与当地黎族人交往并产生矛盾，先后有路博德、冼夫人等著名历史人物通过对海南各地的征伐与安抚，成为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尤其是冼夫人对黎族和汉族之间的交流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苗族移民最初是作为黎族的征讨者来到海南岛的，苗兵在山区同黎族进行了多次战争。今天的五指山苗族主要是苗兵及其家属的后裔。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定居下来的苗族与黎族的关系得到缓和，两个民族在五指山共同生活、共同经营开发，这也是中国民族关系上的独特现象。

三 宗教民俗

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该地区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五指山地区黎族的宗教信仰同海南其他地区的黎族信仰十分相近，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道教等宗教的综合体。五指山的黎人身处海南岛自然环境最原始、最神秘的地区，自然崇拜在黎族民间信仰中占据首要地位，山鬼、地鬼、雷公鬼以及动植物图腾都是崇拜对象，它们反映了黎族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祖先崇拜和道教在很多方面有所重叠，祖先崇拜较为原始，道教则进入得相对较晚。黎族原始宗教仪式内容大量借鉴道教宗仪，再经过当地文化的吸收和改变，形成了以道公、高公等元素为主体的祭祀仪式，祖先鬼则成为仪式的中心，驱邪、祈福全都围绕祖先鬼展开。

在黎族和苗族的民间传说、歌谣、史诗中，关于五指山的记述非常丰富。五指山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黎族和苗族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也成为他们精神财富的源泉。在黎族文化中，五指山是神圣而崇高的，它是自然力的象征，黎族人将五指山视为圣地。黎母山、五指山等地的三月三节，在黎族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黎族和苗族歌谣也是这一地区的特色，五指山的黎族山歌、情歌优美动听，内容不乏歌颂自然、祖先以及情人等。

五指山地区保留了较为丰富的海南原始文化遗迹，黎族和苗族的文化遗产是这一地区的重要文化内容。考古发现，五指山腹地保留了很多史前文化遗迹，这些遗迹证明五指山的开发可以上溯到很久远的历史时期，五指山地区的文化传承有厚重的历史支撑。

黎族社会习俗丰富，日积月累形成了复杂的文化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最能够证明这一地区社会风俗的多样性。五指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繁多，黎族“三月三”节、黎族民歌、干栏式建筑、黎族传统棉纺织工艺、黎族文身、黎族树皮布、黎族舂米舞以及苗族招龙舞等都是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项目在民俗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黎族的节庆、民歌、传统工艺是五指山社会习俗的主要方面。

干栏式建筑并非五指山地区独有的建筑类型，“屋如覆盆，上为栏以居人，下畜牛豕”。但是这里的干栏式建筑规模较大、相对集中，五指山市毛阳镇牙合村便被誉为“黎族干栏建筑生态自然村”。黎族的干栏式建筑也有其独特之处，这一建筑类型对五指山的经济文化发展非常重要，是黎族得以在五指山生存繁衍上千年的原因之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五指山地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指山受到自然气候的影响非常大，长年生活在五指山的人同自然之间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联。自然环境决定了这里的文化品质和社会习俗，也决定了五指山人的人文气息和生活情趣。

总之，五指山不单是一个边陲行政建制，还是一个具有深层文化内蕴的地区。对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而言，五指山充满神秘的魅力，它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文化，几乎是一个“活”的历史学、人类学和民俗学词典。五指山黎族的生活习惯几乎是海南黎族中最原始、最古老的，它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黎族，尤其不同于汉化黎族，为现代人类学者对海南古老历史进行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五指山的熟黎则是这一地区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的生活习俗是在山区和沿海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的习俗能够体现黎族传统和汉族文化之间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