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当前，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盛行。而在应用DSGE模型时，基础数据的质量会对DSGE模型的估计与预测产生重要影响。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可靠的资本集成和资本存量数据是比较缺乏的：1952年之前，资本集成的估计都比较少，更不必说资本存量的估计值了；1952年及以后，资本集成有了官方统计数据，但是许多学者在这些数据能否代表有效投资问题上，存在广泛的争议；由于资本存量没有官方统计数据，非常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估计，但是还没有哪一项研究可以统一研究人员的意见。

回顾近代宏观经济研究，我们发现，质量可靠的统计数据，如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十分缺乏。但是在分析近代经济的各项课题（如增长、波动以及结构变迁等）时，又无法离开这些核心数据。这些数据中以投资的估值最为基础。而近代中国资本集成的估计又以1933年最为可靠。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料，其他年份的估计是通过构造指数，再用1933年的估计值为基数估算。因此1933年估值的准确性，实际上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资本集成估计的可靠性，并进而影响到学界对于近代经济的认识。

考虑到1933年在近代资本集成估计中的核心地位，很多学者在比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后，对前人的估计进行了修正（巫宝三， 1947；吴承明，1946, 2002; Liu, 1946; Yeh & Liu, 1965）。本书主要修正了其中的外国投资的工厂部门和建筑业部门的资本品产出。

除了1933年的投资数据，中国1952年之前的投资数据也是相当匮乏的，已经掣肘了量化分析工具在近代中国的应用。本书借鉴Svennilson（1954）指数法，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投资估算方法，估算了1903～1951年中国的投资额。我们的主要目标包括两个：①增加1903～1936年中国投资量估计值的可靠性；②填补1937～1951年中国投资估计值的空白。

此外，由于投资额还区分为有效投资部分和其余部分，因而本书在第四章中对有效投资进行了估计。

以上工作完成了对1903年以来中国投资额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我们进入本书的核心内容，即对1952年以来的资本存量进行估计。鉴于既有文献在折旧的测量以及模型的选择方面存在广泛的争议，我们将在第五章着力解决这些问题。本书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角度一，以往的研究假定折旧率在时间维度上为常数，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折旧率存在加速趋势，这表明假定和现实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利用宏观数据中的会计资料，估计了时变的折旧率。角度二，以往的研究在利用永续盘存法（PIM）时，采用了其迭代公式，这会导致测量误差永久性地积累到资本存量估计中。笔者将尝试利用PIM基本原理以克服误差积累问题。本书还将进一步考察折旧加速和误差累积对资本存量估计的影响。

紧接着，本书利用资本存量的估值，并基于改进的方法，重新估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除此之外，本书基于DSGE模型，讨论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资本优化配置的演变，以求进一步加强本书内容的完整性。

本书的主要意义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估了1933年的资本集成。这不仅为整个近代资本集成估计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点，而且有助于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投资结构，以及二元经济的发展状态。

第二，重估了1903～1951年中国的投资。其意义在于：①增加1903～1936年中国投资量估计值的可靠性；②填补了1937～1951年中国投资估计值的空白。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本书对于1933年投资额的两种估计是相近的。

第三，重估了1952～2010年中国的资本存量。其意义在于：在初步解决了折旧加速和误差累积问题带来的困扰之后，新的资本存量估计结果将影响生产函数的估计、资本回报率推算以及技术进步率的测定等宏观经济中的核心研究。

第四，本书在后续章节估计资本回报率时发现，新的资本存量估计的确对资本回报率的估值造成了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