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川西北传统游牧的发展与式微

大约与中原文明的春秋战国同时，川西北地区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游牧活动和相应的游牧文明。由于受到高山大河等自然条件限制，这些活动及其文明大都被分割为许多零散的条块，而并未有过像蒙古草原那样大规模的游牧。正是这种特殊性，导致了川西北游牧活动单个存在又共同发展的历史现象。这种区域上的分割使“老死不相往来”和游牧活动上的同进，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7世纪后，随着藏传佛教格鲁系在该区的不断拓展，才逐步有了形式上的“总领”，但绝不是统一。藏传佛教的东传，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据说始于11世纪，至今已有八九百年的传播历史。大约15世纪上叶（或说1417年或1437年），康区西部昌都寺由噶举系改宗格鲁系，算是康区第一座格鲁寺庙。大约16世纪，三世达赖在康南理塘拓展了长青春科尔寺，后来成为康南最大格鲁寺庙。大约17世纪在蒙古固始汗和硕特部极力推动下，在康北建立了第一座格鲁寺庙——甘孜寺，后陆续建立了更多寺庙，最为核心有十三座，俗称“霍尔十三寺”。以这些寺庙为中心或骨干，格鲁系在川西北藏区不断发展壮大，迨清中后期，其势力在川西北藏区得到确立和巩固，形成了政教结合的地方统治体制。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

如果仅仅从上述历史文化中寻求解释，似乎不足以说明游牧活动及其文明发展延续的内在动力。这里需要结合城市或城镇文化发展，进一步考察游牧活动及其文明的内生性，方可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前述研究表明，游牧活动不是先于农耕或种植业存在，也不能脱离农耕及其产生的城镇作用而单独存在，不能脱离这些给游牧者提供游牧活动必要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大后方”。考察历史发现这样的现象，似乎成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无论区域性的游牧活动还是更大规模的游牧活动，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托着经济相对发达的农耕区及其城镇，并不断进行着交流交往活动。这种活动的方式可以是商品交换，也可以是掠夺式的战争或局部冲突。这些活动的规模大小与游牧活动规模的大小相一致。具有世界级规模的蒙古游牧活动，就以世界（至少是亚欧大陆）为其活动范围展开贸易或战争；规模稍小的女真部，以中原王朝为主要范围进行相应的贸易和战争；而川西北零碎的游牧活动只能通过与周边局部地区的交往而满足其游牧的需求了。为了贸易，茶马古道由此产生。仅仅考察茶马互易，就可以看出这种活动对城镇产品及其文化的需求的迫切与巨大。如果有人认为茶马贸易仅仅是两种产品的交换而产生的历史现象，那就太单纯了。事实上在没有茶叶传入牧区前，游牧已经存在，茶叶也并非高原游牧的特需品，那为什么产生了兴旺的茶马活动呢？那就是两种生产方式在经济和社会性上的互补作用，只有通过这样的互补，人类文明的完整性才能延续至今。这种规律是人为因素不可抗拒的。随着游牧活动的扩大和游牧文化的发展，游牧经济必然随之勃发，由内向内需而走向开放拓展。如果经济的方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诉诸最高形式——战争。有人将这种经济活动赋予民族性，称游牧群体为“游牧民族”，其实是不恰当的。游牧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当然也是社会行为方式，它与民族性没有必然内在联系，而是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社会发展又是依据区域自然和人文条件而进行的。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农耕文明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区域的农耕达到一定成熟阶段，必然产生与之相应的互动经济作为补充或替身，这也是农耕的内在矛盾决定的。这种内在矛盾就是人类通过植物来获取土地和阳光提供的养分和能量以获得生存发展，而自然规律的无限性相对于人类的认识和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达到最大需求，因而传统种植业与原始采摘业一样，并不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唯一活动方式。在农耕的基础上产生多个层次产业，在农村的范围内产生众多的星罗棋布的集镇和城市，并以这些集镇和城市为基础发展更多的产业就成为必然。同样，在游牧活动及其文明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考察游牧的缘起及其发展历程，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游牧作为城镇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外圈层，始终如同卫星绕着地球运行一样，周而复始，循环不绝。游牧文明似乎有血脉的脐带连着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它们一起搏动，无论潮涨潮落、沧海桑田，它们忽而共衰共荣、同悲同喜，忽而彼伏此起、轮回替代，将人类文明薪火相传。

一场浩大的社会生产活动从产生到终止，需要经过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孕育、发展、成熟与衰竭等各个阶段。游牧活动也是如此。如果说蒙古高原等地大规模的游牧活动是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在自然、社会等因素多重作用下寿终正寝的话，那么川西北的游牧活动似乎又可以用“先天不足”与“垂而不死”来概括。因为川西北历史上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游牧经济和游牧政权，更多是在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状态下不断受到外力作用中进行的，具有典型的弱质性和松散性特征。比如在格鲁系确立教权不过两三百年的时间里，竟然使这种生产活动演变成了一种宗教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其生产性和经济性受到削弱。而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后，其基础条件必然不能“承受新制度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