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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法嘛——其实和写新闻报道相去不远（顺便提一句，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社工作），大概也都是记述一些事业的成功之人及其成功之路。说一说该人是怎么落生的，怎么长大的，具有怎样出色的品质和智能，于是克服了什么和什么，就怎么样和怎么样了起来。所不同的是，常常兼而介绍一下海燕和雄鹰的生活习性。比方说，海燕喜欢划破阴沉的天空，雄鹰则更善于“击”——鹰击长空。还有联系一下松树风格的、黄金品质的、某一星座之光芒的，等等。也有侧重于气象及地理环境记载的，譬如：闪电，雷鸣，暴风雨震撼着这个小山村，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棚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相当不幸！上述诸条，詹牧师一条都不占。前面已经说过，詹牧师因为差一项“地阁方圆”，始终没能伟大得了；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也早已散失。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是否有过电闪和雷鸣；父母早逝，连生辰八字也是一笔糊涂账。并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伟人的路数，实在是因为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那时的户籍制度又很松懈。非要写一写他的出生情况不可的话，我只能说，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南飞的雁阵正经过一座小城的上空，教堂（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种侵略方式）的钟声悠长而凄惶地敲响，路旁的落叶堆中传出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一对贫苦却善良的老人经过这里，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弃婴，以致后来的七十多年内，世上有了詹牧师其人。不过我至今拿不准，这会不会也是依据了想象和杜撰。詹牧师常把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事物记得很牢，记得久了，便以为自己也不过如此。譬如就说这生日，他早年总是在各式的表格中填上十月十日（按他被善良的老人收养了的那天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出生于十月一日的红五类人士，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说是“这也不无阶级性”。詹牧师先是羡慕人家，继而慢慢回忆：自己在落叶堆中未必只是待了一天，而且生母在遗弃自己之前是不会不痛苦的，不会一生下来就拿去扔掉，想必是犹豫了一个多礼拜的，如此算来，自己的生日也应该是十月一日。为这事詹牧师跑了不少次派出所，申明了理由，要求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把生年也改成一九四九呢？“那样，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他儿子说。詹牧师无言以对。詹夫人一向的任务就是在父子间和稀泥，此刻为丈夫解围道：“你爸爸不是那种……”哪种呢？没有下文。其时，詹夫人边洗菜，边考虑应不应该告诉儿子，詹牧师小时候的名字叫“庆生”，虽然是为了庆贺于落叶堆中侥幸存活而起，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与十月十日连在一起想，总不见得会有好处。詹夫人抬头望望丈夫那一脸花白的胡茬、那一脸愁苦的皱纹，心里一阵阵发酸。那个和她一起戏水、撑船的少年庆生到哪儿去了呢？那个教她糊风筝、放风筝的快乐的庆生到哪儿去了呢？岁月如梦如烟，倏忽即逝哟！她于是只对儿子说：“你也会老哇——”儿子不耐烦地走出去。詹牧师蹲过来，帮着夫人洗菜。

“你不要往心里去。”詹夫人说。

“我没有。”

“他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

“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

詹牧师一个劲儿洗菜，不言语。

“别总瞎想。”

“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詹牧师说，洗菜的手有些发抖。

詹夫人呆愣了片刻，故意笑笑：“谁嫌谁呀，咱们俩都老喽！”

“可我要做的事，还都没做。”

他们默默地洗菜。

再有，写报告文学势必得懂些音乐。人家问你，《命运交响曲》是谁作的？你得会说：贝多芬。要是进而再能知道那是第五交响曲，“嘀嘀嘀噔——”乃是命运之神在叩门，那么你日后会发现这有很广泛的用途，写小说、写诗歌也都离不了的。美术也要懂一点儿，在恰当的段落里提一提毕加索和《亚威农的少女们》，会使你的作品显出高雅的气质。至于文学，那是本行知识，别人不会在这方面对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有什么怀疑；有机会，说一句“海明威盖了”或“卡夫卡真他妈厉害”也就足够。等等这些吧，我都不行，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联系到詹牧师身上去。詹牧师当年做牧师的时候会弹两下子管风琴，可等我认识了詹牧师的时节，这早已成了历史。教堂里的管风琴年久失修是一个原因，人家不再让他进教堂也是一个原因。唯一能把詹牧师和音乐联系起来的，是第九交响曲中的那支歌：“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阳光照大地……在你的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歌詹夫人爱唱，她年轻时懂一些贝多芬，嗓子又好，中学时代就是校合唱队的主力。詹牧师也就会唱，其实詹牧师还会唱很多歌，但可惜都与我主耶稣有关，后来没有机会再唱了。小时候在故乡，不知怎么一个机缘，詹牧师（那时是詹庆生）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可以想见，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眼睛还很明澈，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虔诚地唱：“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主所流宝血里面，我心能够洗净……”门边站着个小姑娘，听得入迷，痴痴盯着少年庆生。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姓白，名芷，听起来像一味中药。

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照例不该不写。然而，詹牧师对自己的罗曼史从来是讳莫如深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深问过他这方面的事，如今既然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便只好额外下了些工夫——向他的亲友们做了一些调查，片片段段汇总起来，所能写的也不过这么几条：

（一）詹牧师的老丈人是个开药铺的小老板，兼而也做做郎中，家里还有几亩好地，雇了人种。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这药铺做了学徒，起早恋晚地跟师父里里外外地忙，人很勤俭，懂得爱惜各种草药，脑子灵，算盘又打得好，很为小老板赏识。虽然出于某种规矩，学徒的生活照例清苦，但少女白芷对他明显的关照，小老板亦均认可。至于小老板膝下无儿，是否有意把少年庆生培养成继承人一节，现已无从考证。

（二）少年庆生绝非甘愿寄人篱下之辈，平生志愿也绝非仅一小老板耳。每晚侍候得师父洗了脚，师母也喝完了芦根水，他便到店堂里去读书。什么《医宗全鉴》《本草备要》《频湖脉诀》《雷公药性赋》早已不在话下；《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更是读到了烂熟的程度；连《玉匣记》《枕中书》《择偶论》乃至《麻衣相法》《阴阳八卦》，都读；甚至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批孔、孟、老、庄的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宏著……小老板见他是读书，也就不吝惜灯油。那时白芷已经上了初中，时常悄悄溜进店堂，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书：天文、地理、生物……乃至一些新文学的代表作。据说也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有胡适的文章。两小无猜，在灯下兼读、兼嚷、兼笑。老板娘虽看不上眼，小老板却开明而且羡慕。小老板逐渐明白，这徒弟是不会长久在此耽误前程了。

（三）青年庆生学识日深。凭着小老板的灯油，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靠了白芷的鼓励，他决定弃商就学。不料，机会却决定了人生。每逢礼拜日，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诗，听讲，竟被“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一类的骗局所惑，决心去学神学了。他对他的少女说：“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样的么？”两人都很高兴，觉得比小老板的“回春堂”要妙多了。“那你还能结婚吗？”白芷问。“能，当了牧师也能。”庆生回答。白芷放心了。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边走边想，边想边唱：“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故乡欢畅的小河载着阳光和花瓣，流过山脚，流过树林，流过“回春堂”，流过小石桥和小教堂。教堂的钟声飘得很远，小河流得很远，青年庆生也将走向很远的地方。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骗局，远方有没有深渊。

（四）青年庆生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课外帮助别人抄写文稿或出一些别的力气，工读自助。其间一直与他远方的姑娘通信。可惜这“两地书”均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烧毁，欲知二人之间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称呼的，有没有冠以“亲爱的”或者干脆是“dear”，都不可能了。单从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志上查到，庆生已于大学期间改名“鸿鹄”了——詹鸿鹄。

（五）小老板不久去世（据推测是癌症），引起过一场风波：老板娘为生活计，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大药铺的少掌柜的。女儿心里有着原来的小学徒，执意不肯，险些闹得出了人命。先是女儿要吞马钱子，幸亏是错吞了车前子。后是老板娘中风不语，好在“安宫牛黄丸”和“人参再造丸”都现成。最后还得感谢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故乡的生活日益艰难，不说哀鸿遍野吧，总也是民不聊生，小药铺终归倒闭，大药铺岌岌不可终日；正当詹鸿鹄翻译了几篇文稿，倾其所得寄予母女俩，老板娘方才涕泪俱下，深信小老板在世时的断言是不错的。

（六）詹鸿鹄拿下了神学硕士学位，在一所教堂里任职。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他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来进一步学习，于是白芷和母亲也就离开了故乡小城，到鸿鹄身边来。不久，詹鸿鹄与白芷在一所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一位洋牧师（詹鸿鹄的老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你愿意他做你的丈夫吗？”答曰：“愿意。”“你愿意她做你的妻子吗？”也说愿意。詹鸿鹄又开始攻读史学，白芷也考进了师范学校，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务，曾有一段很富诗意的生活。对教堂里的信约，鸿鹄夫妇恪守终生，二人如形如影，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后来虽然介入了第三者，但那是他们可爱的儿子。只是由洋牧师做了证婚人一节，倒惹得老夫妻于“文革”中参加了一回学习班，写过几份交代材料。这是后话。

（七）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查明，即：詹鸿鹄是否也跟白芷热烈地亲吻过？有一次，詹牧师曾对“现今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表示过不满，或可推断他绝没有过类似的过火行动，但由詹牧师也协助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方面想，又觉得证据不足。

我料定，要给詹牧师写报告文学，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方面，无疑是要有所损失了，只能写到干巴巴、味同嚼蜡为止。没有诗意。可以有一点儿趣味的是风筝。詹牧师家住在一个厂办专科学校里面（校方曾多次想把他们迁移出去，可又拿不出房来），学校里有两个篮球场，可以放风筝。傍晚，学生们打完了球，都回家了，校园里宽阔又安静。那年，詹夫人已经病重，裹着线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仰起头来看——詹牧师正认真地放风筝。糊得很好的一只沙燕儿，上面画了松枝和蝙蝠，晃悠悠升起，詹牧师撒出了一段线。飘悠，飘悠，风筝又急剧下栽，詹牧师又收回一段线。詹夫人喊：“留神电线，挂上！”忽忽，摇摇，风筝又升起来。“小心楼顶！”詹夫人说，攥紧拳头。詹牧师一下一下熟练地拽着线，风筝平稳地升高，飘向夕阳，飘向暮色浓重的天空。詹夫人松开了拳头。詹牧师把线轴揣在衣兜里，坐到夫人身边来。风筝在渐渐灰暗的天空中像一个彩色斑点，一动不动。两位老人也一动不动。四只眼睛也一动不动。

“有多少年不放了？”詹夫人说。

“十年还多了。”詹牧师说。

其时为一九七七年春。

“你放起来倒还没忘。”

“生疏多了。”

“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

“不至于。”

“在老家时放的那种‘双飞燕’我还是最喜欢。”

“一上一下，一下一上，那种确实好。”

“那是用绢做的。”

“最好是用绢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不再说话。

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把药吃了。

对面的楼房成了一座黑色的墙，风筝看不见了，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线，证明风筝还在天上。

天上朦朦胧胧地现出一个月亮。

詹牧师安慰老伴儿说：“让我想一想，也许还能做成那种‘双飞燕’。”

“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我们在家乡时也常放，像真的鹰在盘旋。”

“那叫纸鸢。”詹牧师纠正说。

“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那确实叫纸鸢。”

“你总是怕人提到鹰。”

“我没有。”

“做人不见得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

“这我知道。”

可是，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詹牧师的思绪还在天空中盘旋。

 

〔注一〕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说是两间小棚子，一点儿不过分。早在六十年代初，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挂过一块匾额：大鹏屋。取棚屋之谐音，抒远大之志向。几个朋友凑了一首打油诗，嘲笑他：“鸿鹄误入棚，大鸟错居屋，呜呀呜呜呀，鸦乌鸦鸦乌！”詹牧师看罢一笑，奋笔回敬道：“孔明居草庐，姜尚做渔翁，雄鹰一振翅，鸦雀寂无声。”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载，詹牧师依然住着“大鹏屋”，这倒没关系，问题是雄鹰何时能振翅高飞呢？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看见年老的白芷仍然撑着重病之身，在为他补衣服，悲酸之感油然而生。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他想，他对不起白芷。他又想，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些成就的，以报答他的夫人。

我本来想说：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但是，我又犹豫了：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他呢？我甚至怀疑，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虽然风风雨雨之中，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也有一些于祖国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内容，但够格为文学所报告的人，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记者的胶卷有限，报刊的版面有限，电视台的时间有限，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对了，得是人物。既不可单单是人，又不能仅仅是物，得是人物！这很要紧。分开说，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谁不是人呢？后者则要吃耳光。合在一起说效果就好。“人物”——你这样说谁，凭良心，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

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平摆浮搁着的人物均已被报告完毕，再想报告，就得多搭进些工夫去了。我盘算，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即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是有远见的，既避趋炎附势之嫌，又可望做一伯乐。还有一层，常言道：落难公子多情，登科状元寡义。倘一村姑，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痴，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檐之下，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一边避雨一边背外语单词。当然，根据需要，村姑可以换算成德貌齐备的现代化姑娘，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饼的。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因为詹牧师虽曾做过硕士，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而水暖工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凭了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我只是说，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趣：还是到猪圈里去寻千里马。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你报告了贱姓小名，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对方依旧一脸“你是谁？”的表情。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名不见经传”之苦呢。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真是“此物最相思”，单相思。不通世理到这般水准，也想写报告文学？！

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我至今笃信不疑。这与生死无关，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屡有发生，未必我就碰不上。

 

詹牧师被我发现的那年，一圈白发围着个亮闪闪的脑瓜顶，正是古稀之年。斗室之中，全是一摞摞发黄的笔记本和稿纸、一摞摞落满灰尘的书籍和一摞摞没有落满灰尘的书籍。临街的窗台上摆着一尊电话，为灰暗的小屋平添了许多气派。

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堆中抬起头来，摘掉一又二分之一镜片的老花镜。“办长途吗？本处代办国内长途电话。”他说。

“请问，詹小舟同志在吗？”

他稍事审度，慌忙起身，从一堆堆蔡伦的遗产中绕出来，满腹狐疑地伸给我一把骨头：“我就是。詹天佑的詹，小舟么，就是小船的意思。”

 

〔注二〕詹牧师于一九五三年自动退出教会，之后在一所私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一九五五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作。从最近的调查和采访中得知，就是在那时，他又改了名字，改“鸿鹄”为“小舟”了。据说，当时他的书桌前挂过一张条幅，写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名大约取意于此。

据当年与詹牧师在小学校共过事的人讲，鸿鹄与教务正主任常常意见相左，可能是促其退职的一个原因。据那位现已退休的主任讲，詹鸿鹄一直惦记着考取博士学位，对自己仅仅是个硕士老大不甘心，所以对教小学兴趣不大，深恐耽误了他的前程。由此再联想到苏轼词中的另一句：“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或对詹牧师二改其名的缘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我又走访了当年那所私立小学的校长。据校长回忆，詹鸿鹄确有郁郁不得其志的情绪，虽然对工作一向还是认真的。詹牧师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校长为他饯行，酒至半酣，他忽然捉笔狂书，什么“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什么“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最后是“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其情其景，令老校长也感慨万千，想少年壮志，看白发频添，不觉潸然泪下，于是赞成詹鸿鹄趁年富力强之日，回家专门去做学问了。

 

“您是？”詹牧师问我。

我坦然地报了姓名，又报了我们那个不大不小的报社的名字。

他的手却忽然在我手里变软，慢慢地抽回去，他又直着眼睛接连地咽唾沫，像是有个药丸卡在嗓子里。他的脖子很细，喉结很大。

“您这地方不好找。”我说。

“噢，请坐，请坐。”他让笑容在脸上挣扎，脸色却发白。

我坐在一只小木箱上。

他继续咽唾沫，挓挲着双手，站着。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

他的微笑愈显得艰苦了，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我的公事已经办完，准确地说——已经用不着进行了。

这么回事：我在报社负责“表扬与批评”专栏，我经常于来稿中见到詹小舟这个名字，他总是写表扬稿，譬如：某某中年人，十八年如一日地为大家扫厕所，不取分文；某某老头儿，常常留心邻居家是否中了煤气，果然救了三条人命；某某姑娘，坚持为邻居老太太取奶，倒垃圾；某某眼镜店的青年营业员，认真负责地为一个老学者配了眼镜，态度和蔼可亲。如是等等，两年多来总也有二十几篇。发表了一半左右。不料前两天发表的一则却惹来争议。公安局的同志来信认为，“这篇表扬稿很可能是伪造的。”（原文如此）“因为文中所说的‘艾珂寺外街一百号旁门的魏启明’现正在狱中服刑，根本不可能为邻居的高中生们义务辅导英语，请报社同志进一步核查，以正视听。”

詹牧师呆坐着，笑容残余在两个嘴角，其他部分的皱纹显得苍老、僵化。

门前火炉上的水壶，沙哑地喷出一缕缕白气。

有那么一忽儿我很担心，希望生命还在与他为伴。

先后有几个打电话的人站在窗外打电话，然后放了四分钱在窗台上，走了。

太阳西斜了，几点黄光落在詹牧师弯曲的脊背上。四周的光线开始变暗。

真不知道他在盘算什么。注意到他的嘴并没有歪向一边，鼻翼还在翕动，我觉得不如趁早悄悄溜掉。

詹牧师忽然自语道：“这么说，真有个艾珂寺外街。”

“真有。”我说。

“真有个叫魏启明的。”

“真有，在狱里。而且魏启明也不懂外语。”

“总没有杀人吧？”詹牧师急切地问，紧张地盯着我，双唇做好了发出“没”的形状，似乎深恐我不会发这个音，随时都愿意帮我一把。

“倒没杀人，”我说，“只是偷偷东西。”

“这就好。这就好。”他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这样就好了……”

“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我说。

詹牧师又不断地咽起唾沫来。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詹牧师退还的两元钱。我这个专栏的稿费一律是每篇两元。有人说，这老头很精明，如果胡编批评稿，稍有不慎，被批评者一定不会甘蒙不白之冤，闹得真相大白而致影响了两元收入是可能性极大的，表扬稿就很少这种危险性，这次实在是碰巧了。也有人说，这老人真可谓“千虑一失”，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也于情于理十分顺通。我心里却别扭，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很缺德。他在风风雨雨中要传多少电话，才能挣到两元钱呢？成千上万元地拿稿费的人，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见机胡编过。

随即又收到詹牧师的一封信。信中却对稿件的事只字不提。信的大意是，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得以与我相识，实乃三生有幸；我能亲临其寒舍，更使他坚信了命运是公平的。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什么“文王渭水访贤”“汉主三请诸葛”“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弄得我也踌躇满志起来。信的最后说：“老夫不才，如蒙不弃愿结永好。古今中外，忘年之交而助成大业者，不胜枚举。况你我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本当携手共济，于国于民有所贡献才是。”

我决计再去看他一趟了。信的文体既如此风雅，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可料绝非等闲之辈。再说又是头一遭有人这么看得起我。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略显怪异，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大凡能够印成铅字的人物，总都是与“疯疯癫癫”“木讷乖张”“不食人间烟火”一类的情趣有染。这情趣，在凡人是一种缺陷，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大智若愚者也！

再去的时候是晚上。詹牧师正伏案挥毫。工整的楷书，颜筋柳骨，一丝不苟。写的是两首七律，备忘于下：

 

其一

销声匿迹三十年，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凭窗深似海，空庭倚门淡如烟。

良宵独盏书为伴，恶浪孤舟纸作帆。

未破禅机空自娱，报国无径枉陶然。

 

其二

几度沧桑春似梦，箫声吹断古城秋。

时光易逝人易老，壮志难酬意难休。

弱冠已读千卷破，古稀犹冀四化谋。

伏枥老骥安自弃？沥胆披肝为国忧。

 

“好诗好诗。”我说，“好一个‘古稀犹冀四化谋！'”

“哪里哪里，信口胡诌，聊以自慰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此一番却颇凛然，像列宁。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沥胆披肝为国忧”吧。列宁在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我们握了很久的手。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但试了试，依然抽不出来，也就再次握紧，上下左右地摇。

电话铃响了。詹牧师抓起话筒，边问边记录。然后他对我说：“实在抱歉，我去去就来。”点头弯腰，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詹牧师探进头来：“受民之托，不能不尽力而……请稍候，稍候。”

我把门轻轻关上，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师又侧身进来：“一定不要走，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不不不，一言为定！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老弟？！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心里不由得惶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懒，还是一头马来貘。后来詹牧师告诉我：“是一匹小马驹，画得不算好。”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屋子里书很多。我随手一翻，已经肃然，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Schopenhauer（叔本华）、Dante（但丁）、Byron（拜伦）、Spinoza（斯宾诺莎）、Dewey（杜威）、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其余的全茫然。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有罗丹的《艺术论》，有黑格尔的《小逻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线装的《史记》和《离骚》；有精装的《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平装的《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影印的《东塾读书记》《西域番国志》《南疆逸史》《北词广正谱》；杂志有《哲学译丛》《音乐欣赏》《外国文学》《世界美术》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来，也能读懂。

 

〔注三〕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最富胆略的事（詹牧师的儿子语）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一九七八年，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既令夫人吃惊，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一九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 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Mo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做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儿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分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瞭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

“我们家老头儿要是也能来这么一句‘当然’就好了。他从来不明白，什么起源于什么。”

“可是他身边应该有个亲人。”

詹牧师的儿子不说话了，一连抽了两支烟。之后他看了看表，开始从书包里往桌上掏东西：麦乳精、蜂蜜、果汁、蛋糕和几瓶药。

“告诉我爹，这些药要坚持吃，对他的肾和血压都有好处。我还有事，得走了。”

“他大概就快回来了。”

“劳驾。再说我们老少二位一碰头，痛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他捡起来，看了看，哧哧地笑个不停。“你看看这个。”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

 

……论文的题目为《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与哲学》《信仰论》，等等。原计划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和《简明宗教史》等，均因题目较大，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又逢内战，生计艰难，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遂改变原来计划，转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搞通了思想，自动退出宗教团体，努力追求进步。不料，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我患了风湿病，不得不回家疗养。一病多年。养病期间，我仍坚持学习、研究。研究范围：1．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2．革命史传；3．心理学及教育学；4．文学艺术。（写过一些革命诗歌，手稿均于“文革”中烧毁。）

因我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做过牧师，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住过牛棚。后经内查外调，弄清了历史，确认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之后又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从事人防建设。学习班毕业后，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经街道居委会推荐，当了六年临时壮工。尽管工作繁忙，业余时间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读书看报、学习、钻研。“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我参加了庆祝游行，我背着一面大鼓，走了三十多里路。）我深深感到……

 

〔注五〕此处可能还有一页，已丢失。

 

……我的思想更为活跃，对“四化”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成竹在胸，切实可行。然则报国无径，献策无门，诚恐古稀将近，时日不待，一旦逝去，遗恨无穷。无奈毛遂自荐，为国为民，甘作犬马，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如蒙先生引路，得以有所作为，功成之日，死亦瞑目！

此颂

撰祺

詹小舟上

（年月日缺）

由“撰祺”二字推断，此信是写给某位操笔墨以为生涯者的，又由“先生”二字可见，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可是连我也被称为“老弟”“先生”云云，是否也盖出于谦逊，就又难说了。

信的空白处有许多稚拙的童体字，还有许多小小的油手印儿。我后来设想是这样：灯下，詹牧师哄着孙子，教孙子写字，写了歪歪扭扭的“风筝”，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春天来了”。孙子不听话，闹，詹牧师给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那么就是说，此信是在一九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詹夫人死后，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住过牛棚”，现今，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仿佛是一件难能可贵的行为。这倒无妨。可是，人住了牛棚，牛住在哪儿呢？二是詹牧师是自动退职的呢，（见〔注二〕）还是因患风湿病回家疗养的？

 

〔注六〕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他是自动退职的，但也确实有一点儿风湿病。”

只是当没有公职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他的风湿病，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而回家疗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您这是干吗呢？”他便有机会回答：“我的风湿病很厉害，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有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又去晒太阳，天很热，太阳又很毒，人都躲到屋里去了。詹牧师晒了许久，不见一个人来问，又心疼失去的时间，就此回去很不甘心，于是再晒，结果晒过了头，中了暑。儿子又说怪话。詹夫人又说詹牧师不是那种……

〔注七〕詹牧师的风湿病，初发于一九五四年在小学任教期间。那一年秋天，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天气已经很冷了，河泥上都结了冰碴，他挥舞着铁锹，站在刺骨的泥水里，拼命地干。有人让他上来歇一歇，他不。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亚赛黄忠，他干得更有兴趣，说自己改造得还不够。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他开始感到周身的骨节全疼，并且有些低烧。他鼓励自己：轻伤不下火线，想想红军两万五，等等。又干了几天，才得了风湿病。

 

詹牧师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钟了。他买了酒和肉，买了包子和好烟，从提兜里一一掏出，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买不到更好的东西招待我。无论我说多少遍“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他还是说：“吃吧，不要客气。”我只好坐下来。

我们的友谊开始于这天晚上。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