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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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序/

想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已经有很久了。——仅此一句,明眼的读者就已看出,我是在套用伟人的路数。事已至此,承认下来是上策。我选择上策。

原来我甚至想题名为“詹牧师×传”的,可眼下不时兴作传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正传”也不适宜。一来文体旧了,唯恐发散不出恰当的气息。二来有鲁迅先生,而且至今魅力犹存,只有常冒傻气的人才不懂:步伟人之后尘,只能愈显出自己的卑微和浅薄。由此也可见,我的套用绝非是想也做一名伟人,实在倒是冒了“卑微和浅薄”的风险呢!不宜作传的第三个原因是:天有不测风云。明白说,你摸得清谁的底细?换言之,你敢担保谁的历史就完全清白?倘若你要为之作传的人当过三五天特务,或出卖过一两分钟灵魂呢?尤其是从那动乱年月中活过来的人,谁敢拍拍胸脯说自己一向襟怀坦荡、彻底问心无愧呢?为了给别人立传,竟至过早地为自己竖起了墓碑的人又不是没有过,所以得“悠着点儿”。这两年情况变了,但一般来说,“悠着点儿”总没亏吃。所以我还是决定不作传,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有说“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的,没有说“为阶级敌人树碑立报告文学”的。想来,“报告”二字妙用无穷,无论什么事,报告了,总归没错儿,就算遇见的是个特务,不也是得报告么?

我要写报告文学,还因受了一个棋友的启发。那天我刚要吃掉他的老将儿,他忽然推说他还有些要紧的事得赶紧去办,这盘棋就先下到这儿。算我赢了。他说他预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关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也可以是关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或者是关于一位著名的别的什么的。

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师。

“牧师?”棋友极力笑出几个高音,把输棋的尴尬完全替补了下去。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后来他负责传呼电话。”

棋友的笑声更加响亮。等我把棋子码入棋盒,光从双方的表情判断,谁都会认为输棋的是我了。

“你还是自己去写那个传电话的牧师吧!”棋友说,“纸笔都现成,又不是生孩子,只有女人才会。”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话不无道理。

现今知道詹牧师做过主讲牧师的人不多了,知道他获得过神、史两项硕士学位的人就更少,多数人只记得,那个传电话的詹老头儿一向服务态度很好。这倒很像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一般报告文学都是从一个人的怀才不遇写起,写到其人终于蜚声某坛或成就了某项大事业止,顶不济也要写到被伯乐发现。可是,詹牧师末了还只是个传电话的。我相信这与他的面相有关:虽然天庭饱满,但下巴过于尖削,一直未能长到地阁方圆的程度。据说,年轻时,詹牧师为此曾很苦恼,查考过几本相书,也不使人乐观。而立之年一过,他转而愤懑,在一篇论文里曾写道:“基督精神本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接着他引申了马丁·路德的思想,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既然不在于遵行教会的规条,当然也不在于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后他写道:“耶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于是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连。不惑之年的詹牧师更加成熟,时值全国已经解放,国计民生蓬勃日上,他进而怀疑了有神论,并于无意中贬低了他的主。他说:“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一些人说他是“墙头草”(相当于后来所说的“风派”),甚至干脆说他是犹大。詹牧师处之泰然,说:“倘不是为了三十块银币,而是为了真理,主耶稣是会赞同的。”

棋友正一心一意地琢磨着,一篇报告文学的字数以多少为宜。

“五万两千七八百字,你看够不够?”棋友问。

“凑个整儿吧,十万字,够一台彩电。”

棋友频频点头。

就在那一刻,我决心写一篇报告文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