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二十年的老师
张兆林
一、一位青年教授
“预备！笔举起来，头抬起来，眼睛看着我……”
“做！快些做……”
这是一个炎夏的下午三点钟，在一片广大的草地上，盖着一座很大的芦席棚子，棚子里坐着一千二百几十个投考的青年，每个青年右手拿着笔，左手扪着卷子，眼睛全望着讲台上的一位青年教授，全场静肃到纸扇的声音也没有，只听到这位青年教授，解释试题和发着命令：
“中国是民主共和国，这句话是对的，那么在括弧里加‘+’号。地球是月亮的卫星，这句话是错的，那么在括弧里加‘-’号。……大家懂得做吗？……那么听我的命令，不可作假：预备！做！快些做！……”全场青年立即照着他的命令飞快地做着。这时候，全场只听到铅笔擦着纸面的声音，比一所大育蚕室里成千成万蚕吃桑叶的声音更清脆、更响亮。
约莫过了五分钟，站在讲台上的青年教授突然又发命令：
“停！笔放下来，卷子扪起来。再听我的解释……”
青年教授把第二种试题解释明白以后，接着又发命令：
“预备！做！”全场青年又依照着他的解释急速地做去，又过了五分钟，这位青年教授又发出“停！”的命令，接着第三种试题又开始，又经过一番解释，又发出：“预备！做！”的命令，全场青年又依照着命令做去。这样足足做了二小时，做了五种试题，助考员收去了试卷，全场青年从几个进出口依次出场。
这是二十年前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合并举行入学考试中智力测验的一课，是全部考试中最新奇而又最紧张的一课。
为着这样新奇的考试科目，每个投考者对于这位青年教授也就留下最深的印象。当时我对他的印象觉得很可敬爱：“皙白而红润的脸，留着短短的平顶发，短小而强壮的身材，轻快活泼的举动，不能大声呼喊的声音，斩钉截铁般的语调，态度虽然很严肃，但并不觉得可怕，也没有道貌岸然的矜持与做作……”
这位青年教授，就是当时南高和东大的教务长陈鹤琴先生。时光过得真快，算起来整整二十年了，当年的青年教授，现在已经是两鬓如霜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了。
二、从儿童队伍里认识的老师
在一所几千学生的大学里，教务长与新生的见面机会本来是不会多的，所以我在入学后的一年内，除了在公众场所听到陈先生讲演以外，简直没有机会认识这位教授，倘若不是因为后来在儿童队伍中认识他，或者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不过是教务长和新生的关系，也不过在智力测验课中所留下的一些印象。
第二学年开始，我选习了一门《儿童心理学》，这门功课可说是全校最特殊的功课。担任这门功课的教授就是陈鹤琴先生。但陈先生并不是这门功课的唯一教授，此外如陈师母、陈一鸣，和附小杜威院里的几位保姆和全体儿童都担任这门功课的一部分，严格地说，他们都是这门功课的教授，陈先生不过总其成罢了。这门功课所用教本主要的有三本：一本是美国人写的（Northworthy and Whittley，Psychology of Childhood），另外二本是讲义，一本是陈先生观察一鸣生后发育和行动的详细记录（该书即陈著《儿童心理学研究》），又一本是教育一鸣的经过（陈著《家庭教育》）。前一本在学理上和说明上都并不深奥，所以陈先生除每次上课时略略指导以外，和其他功课并没有多大分别。后二本是陈先生亲手工作的成绩，又是一般青年学生所最不易懂得的工作，所以不但在解释上颇费时间，并且为着学生容易领悟起见，陈先生又常常抱着一鸣到课堂上来。当时的一鸣是一个又白又胖的孩子，才能够学步，也才能够学语。他（一鸣）看到一群人对着他笑，他也不怕羞地大笑，有时逗着他说简单的话，又看他拿铅笔的姿势，走路的姿势，四肢和头部发音的比例等。一鸣对于这些举动，不过以为是一桩新的玩耍，哪知道他这样的一举一动已经给我们实际的知识，这些知识，我们虽然可以在各种儿童学的书上看到，但是绝没有如此亲切而又实际。我们十几个人（如葛承训、雷震清、唐慤、胡家健等）在这样逗着一鸣玩耍中与陈先生熟悉了，同时也在陈先生教育一鸣的行动中使我们更加敬爱了。家庭教育中各项例子，尽是实际行动，这样的教育行动，不但是艺术，同时也是科学，更是用科学的方法，改革中国封建社会中养育孩子的古法。“教养孩子，应该父亲和母亲同样负责，不应该是严父慈母，应该慈父慈母，也应该是严父严母。”“婴孩喂奶绝对不应该交给奶妈，非万不得已必须母亲亲自喂奶。”“婴孩、儿童都有自由，都有独立的精神，父母们必须尽量尊重儿童的自由与独立精神。”等教育原则，在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里真同神话，而陈先生大胆地开始试验，试验结果是成功的。二十年来，陈先生所提出的一百余条儿童教育原则，不但在一鸣、秀霞、秀瑛、一心等教育上成功，全国遵照《家庭教育》的指示而试验成功者更不知几万。这个贡献，又怎样计算呢？在家庭中的儿童教育上，陈先生的贡献，可说前无古人，至少在中国可以当得。
三、在保姆生活中的两年
一九二五年夏，我修完了大学功课，陈先生约我同去创办鼓楼幼稚园。“一个大学毕业的男子去做幼稚园保姆何等没出息！我看还是谢却吧。……”“……嘿！张某野心很大，打算做儿童教育专家呢！……”这些都是旁人讥笑之谈。我当时对这件事确也有些踌躇。还是去宁波办女子小学呢？还是留在母校做幼稚园保姆呢？陈先生的诚恳，毕竟感动了我，从那年夏天起，我便和陈先生同做鼓楼幼稚园的保姆了。
创办一件新事业比改革一件旧事业确实方便得多。陈先生创办鼓楼幼稚园立下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这三项计划，我们在半年之内都动手做，并且有几项做得相当有成绩。我们盖起矮矮的几间园舍，种了许多花木，置备许多简单的玩具，幼稚园的课程也从福氏、蒙氏和美国式中渐渐解放出来，就是用日常生活来拟定幼稚园的整个活动。我们计划在大自然中来教育幼稚生，所以每星期中至少有三次出外旅行，好在那时的南京城，旷野多于街道，尤其是鼓楼以西一带尽是小山坡。几千百亩的农场与旷野是我们几十个幼稚生的教室，也是我们幼稚园新课程的试验场。
当时我们的工作，白天是和孩子们一块儿游玩和工作，清晨和傍晚是整理试验成绩和搜集材料，但是这工作常常延长到夜半。每晚工作完了，我们也常常有短短的散步，在星月皎洁、树影扶疏的草地上散步，一面欣赏夜的静和美，一面还喁喁谈着各种工作，有时还辩论某项试验工作的准确性，某种玩具的改革，某个孩子的行动与进步等。倘若在冬夜，我们更有趣了，吃罢晚饭，常常邀几位爱好儿童教育的朋友，围炉长谈，每次必定谈到更深夜阑，炉火早熄，才各自回去。虽然那时候，门外寒风凛冽，冰雪满途，但是一个内心充满工作快慰的人，对此反而生出无穷的快慰。
一九二七年整个的中国起了一次变动，我们的保姆生活也暂时告了一个段落。一九三四年夏，陈先生去武昌出席中华儿童教育社年会，我恰恰在武昌教育学院任教务长。一天晚上，陪着先生游月湖，谈起八年前的往事来，颇以不能继续那时的保姆生活为惋惜。真的，当年的保姆生活太富有诗意了，研究的生活也太自由得可爱了。
四、二十年的老师
“八一三”后的第二年，陈先生由上海奔向自由中国的怀抱，呼吸自由空气去了。在自由中国的大怀抱里；多的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他们尽是二十年前的婴儿与幼稚生。据友人说：“陈先生在内地鼓励青年向前进，正如二十年前鼓励幼稚生勇敢地奔向大自然。”真的，中国确实因这次战事而壮健起来了，二十年前的婴儿，今日个个都是青年了。两鬓如霜的陈先生也是老当益壮了。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了，坐在广大的草地上，周围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静静地坐着，高高地举起了笔，听一位青年教授发着命令：
“预备！笔举起来，头抬起来，眼睛看着我……”
“做！快些做！”
一九四〇年七七前夜，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