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为国争光的“大脑”代表

关瑞梧

妇孺贩卖的问题，在远东各国，仍是极为严重，尤其是中国，无辜妇孺，被贩到南洋各地，为娼为妓，惨无人道。于是一九三七年，国际联盟会就发起禁贩妇孺会，召集各国代表，讨论妇孺禁贩问题，希望关系各国能讨论分工合作的办法，俾对这个问题有较切实的解决。于是有除了各国政府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以外，私立慈善团体对本问题有兴趣及服务的，全可派代表参与。中国的政府代表是驻爪哇总领事，因为会议是在爪哇举行，就地派外交人员参加，可以省去政府许多费用。私人慈善团体参加的有熊希龄先生代表世界红卍字会中国总会，毛彦文女士代表中国女界红卍字会，陈鹤琴先生代表中华慈幼协会，笔者代表北平香山慈幼院，于是我起始认识了这位闻名的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我们这一行代表是在一九三七年正月一齐离开上海乘芝沙路亚船赴爪哇。除了各人自己带了些所代表机关关于妇孺福利的工作报告以外，关于我国整个妇孺贩卖的情形及事实，全茫无头绪，以为这一方面的材料应由政府的代表负责，俟后大家又觉得我们应和政府代表共同负责。于是我们各人把所有的材料集齐，公推陈先生草拟报告。要把一些东鳞西爪散碎的事实，草成一篇《中国妇孺被贩卖》的文章，的确不是易事。船从香港到爪哇的十二日途程中，每日陈先生均在绞用脑汁、孜孜不倦地写报告。因为过于烦累的原故，船到爪哇的前二天，他的胃病复发，剧痛到不能起床。于是我就负起打字的责任，把全篇报告整理清楚。有时认不清字时，他总是忍着胃痛，耐烦地向我解释。这种精神实使我们这班后进，相形生愧。

到了爪哇，知道驻爪哇的中国总领事只得到政府的通知，命他代表政府出席国联妇孺禁贩会，并没有关于这问题的材料供他发言及报告之用。当时大会已经开幕，每天开会的议程，各国代表均须有报告，我们既代表中国，而且这又是关于中国的问题，将何以应付呢？于是陈先生毅然负起每日草拟报告的责任来。他就依着我们许多仅有的材料，推展申论，作成报告，供给我国政府代表正式发言人在会场发表。当时我们全叫他作“大脑”。因为没有他，简直不可想象了。

大会的程序，是上午正式会议，下午小组会议，分别专门讨论。正式会议的时候，是由各国政府代表为正式发言人，发表关于本国状况的报告，接着就是讨论我国的问题，除了政府代表报告了以后，讨论的部分，多半由陈先生发言，一者因报告的本身是他起草的，他对于整个问题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二者是他的英语和才干全是超卓过人，所以全靠他来答辩一切。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在远东设立国际妇孺禁贩局的议案，英属星加坡代表极力主张在星加坡设立，陈先生极力主张设在上海，因为中国的妇孺被贩卖的数目最多，上海是出口的渊薮，是杜绝此患的唯一门径，设在他处属地，无疑是使中国失了统制的能力，增加他国的便利，对本问题毫无补益。香港之成为妇孺被贩的要港，即可为例，经过陈先生的力争结果议决在上海设立。这真是我国参加此次会议的大胜利。

小组会议，是这次会议的主干。是由大会公推或主席指定专家组织成的，专门讨论和研究特殊的问题，或是大会不能解决的问题。陈先生每每被公选或指定作大会的小组专门委员，于是许多议案凡与中国有关的，全没有使我国失去应有的权利及保障，此点不能不归功于陈先生的计划周到，辩才宏畅而致。为要解决这些专门的问题，他每每研究到深夜不寝。这种苦干的精神，是任何一国的代表全没有的，同时国家的光荣，因而也得以增加了不少。

除了参加会议以外，在爪哇我们还无形中负了另一种使命，就是当地的华侨，全很热烈地欢迎我们并请我们去演讲。演讲的对象，是各种人全有的：商人、教员、小学生，种种不一。对他们讲的，也无非是一些唤起对于祖国认识的事实，我们代表团中，只有陈先生的演讲最动观听，像是一种至心之言，将祖国的美点，坦白地告诉那一班渴望知道祖国情形的人。笔者曾记得最末一次在巴达维亚城被当地教职员联合请去演讲，陈先生因为过劳，胃病复发，痛得不能起床，可是他仍是挣扎起来，把自己预备好的演讲稿，托人到会去念。他说：“得到在华侨中宣传的机会太不易了，做教育及社会福利事业的人，应该尽量去利用它。”

大会完毕后，我们离开爪哇，全觉得中国妇孺被贩卖的问题，大家应该从此负起研究及宣传的使命来。可是笔者个人除了关于本题多看些书以外，始终没做什么。熊先生是故去了。而陈先生则极努力地在上海立刻组织起研究会来。对此问题，欲唤起社会的认识，同时又把儿童保护会组织起来，以保护被拐贩的儿童。所以谈到国联妇孺禁贩会，总不能忘了陈先生。将来妇孺禁贩，及儿童福利的工作亦非先生莫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