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斑白的儿童
邱椿
儿童教育泰斗陈鹤琴先生今年满五十岁，恰等于他希望活一百岁的年龄之半数，所以名其五十自述一书为《我的半生》。上卷分七章，前二章述他的祖先和家庭，后五章述其童年、中学、大学，及留美时的生活。全卷十余万字，内容有趣，文笔生动，确是国内近十年来教育文艺上不可多得的一部杰作。
仿佛是在民国三年春季的一个星期日，笔者同几位朋友到清华园南约二里路的成府村蹓跶，猛然看见街头许多村民，男女老幼挤成一团，其中有个口齿清楚的小孩子，讲什么“雷声的起源”，博得如雷的掌声。仔细打听，才知道讲演者是成府小学的学生，而这个小学是陈鹤琴先生创办的。“陈先生将来必定是一个大教育家。”有个朋友这样说。
民国九年左右，鹤琴先生开始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论文，曾博得各方面的好评。民国十四年左右，他的《家庭教育》一书出版，风行全国，最为教育学术界所推重，于是陈先生果然成了一个大教育家，我的那位朋友的预言便完全应验了。
从前我知道陈先生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但却不知道他的成功之要素；我知道他有教育天才，但却不知道他有文学天才。自拜读了本书以后，我才深感觉他的成功实非偶然。他不仅是一个儿童教育家，而且是一个儿童文学家。
健康的身体，丰富的常识，仁爱的性格，服务的理想——这些是每一个成功的教育家所应具备的资格。陈先生得天独厚，童年时几乎不知道病的滋味。清华学校素以体育著名，在某年举行全校学生体力测验时，陈先生竟考了第一，驰名东亚的运动大将潘文炳先生也只得甘拜下风。在本书“卷头语”里，他自己说：“我虽年近五十，而精神饱满，自觉总如二十来岁的青年。”我们相信他能活一百二十岁，行年五十而称“半生”，尚是自谦的话。
在留学美国的最初两年，他的口号是：“凡百事物都要知道一些。”他虽然专习教育学，但他选课的范围却极广泛。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他曾选习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地质学、动物学等科；在康奈尔大学时，他又曾选修心理学、牛奶学、鸟学；在安姆赫斯特学院时，他又曾学过园艺、养蜂学、汽车学等科。从这些学科得来的丰富的常识，对于他后来办幼稚园和小学校的工作是极有裨益的。
但陈先生在美国大学的知识宝库中得来的东西，不仅是黄金，而且是点石成金的“仙人指”。他说：“一个留学生到外国去游学最重要的，不是许许多多死知识，乃是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精神。……方法是秘诀，方法是钥匙，得到了秘诀，得到了钥匙，你就可以任意去开知识的宝藏了。”
最使我们敬佩的是陈先生的仁爱坦白的性格。郑宗海先生称他“行年五十尚婴儿”，俞子夷先生称他为“永远微笑的儿童教育家”，我亦常尊他为“斑白的儿童”。原来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尝自称为“斑白的儿童”，因为他有儿童般的天真烂漫的性格。陈先生原有“中国的裴斯泰洛齐”的尊号，其仁爱的性格亦极相似，近来两鬓亦有几根白头发，所以称他为“斑白的儿童”，并非毫无理由。（参看拙著《幼师的纯爱》，《活教育》创刊号）因为陈先生有仁爱的儿童般的性格，所以儿童爱他，他也爱儿童。他说：“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只有爱儿童而又为儿童所爱的教师才是理想的儿童教育家，才配称为“中国的裴斯泰洛齐”。
服务的理想亦是陈先生成功的一个因素。他说：“我的人生观在这个时期和从前大不同了。从前我只知道显亲扬名，谋个人的福利。现在我有点像耶稣那种爱人的热诚、牺牲的精神。从前是为己，现在是为人了。我曾经在受浸礼做基督徒的那天，就是在蕙兰的第三年，把我的身体献给耶稣。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承认耶稣是我的模范。”这种服务精神亦酷似裴斯泰洛齐的精神。
健康的身体，丰富的常识，仁爱坦白的性格，服务牺牲的精神——这些就是陈先生在教育上成功的因素。
笔者对文学虽然是一个门外汉，但我确信陈先生是一个儿童文学家，因为儿童都欢喜读他的作品。他在《活教育》创刊号发表的《松林中新生的幼师》一文并非为儿童写的，但我的两个小孩（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都喜欢阅读，都能看得懂。这不能不佩服陈先生文笔的魔力。他从前著的《我的童年》，那两个小孩亦抢着看，后来他们的许多小朋友借去看，此书就不翼而飞了。我的小孩看《我的半生》都是一口气读完，不肯中途释卷的。儿童们喜欢读此书，是陈先生在教育文艺上成功的最好证据。
描写逼真是陈先生的文学作品的特征之一。如本卷有一段文说：
“父亲到了床边，先把拐杖安放好，再把竹梢拿在右手，左手捏住被角，‘呼’的一声，把被儿掀开。五六个小猪似的小孩子从甜梦中惊醒过来，看见怒气冲冲的父亲，提着一把亮晃晃的竹梢，就好像小鬼见了阎罗王似的，大喊道：‘爹爹！爹爹！不要打！不要打！’……”
这种有声有色的描述的刺激性是极强烈的。
他的文学作风的另一种特征是质朴而又美丽。本书有一段描写开船离祖国时的情形说：
“在船上的乘客拿了许多红绿纸圈，拼命地向码头上抛；在码头上送客的，也买了许多红绿圈向船上抛。船上的乘客拿着码头上送客的纸条，码头上送客拿着船上乘客的纸条。几百条红红绿绿的纸条把送客的乘船的热烈情绪暂时连系着、交流着。……轮船开动了，慢慢儿离岸了，乘客和送客还是把纸条儿紧紧地拉住。船离开愈远，纸条放得愈长，电流似的热情交流得愈快。船终于离得太开了，纸条儿不够长了，断了！……乘客和送客都拿出雪白的手巾来，互相挥着，几百条雪白的手巾好像几百面小国旗，在空中飞舞着，多么美丽！船愈离愈远了，人面模糊了，但是雪白的手巾还能看得见呢……”
这段文字何等质朴！何等美丽！
陈先生作风的另一种特征是“幽默”。有一段描写在海船上初吃西餐的情形说：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周校长只教我们吃饭的礼貌，而没有教我们吃什么菜，所以我们一到船上不知道吃什么好。每餐的菜单总是印得满满的外国菜名，有时候，菜名来得古怪，我们一点都不认识。我们只好从菜单天字第一号吃起，一直吃到点心为止。我们先吃清汤，吃了清汤，再吃混汤。吃鱼又吃虾。吃了猪排，又吃牛排。吃了家鸡，又吃野鸡。吃了蛋糕，又吃冰淇淋。吃了茶，又吃咖啡。……”
我看到这段文字，不禁拍案叫绝，仰天大笑！住在堂屋对面房里的几个小孩子吓了一跳，说：“爸爸干嘛那样呀！”
这部书确是近十年来国内教育文艺上不可多得的杰作。家长们不可不读此书，因为他们可得着教养儿童的许多宝贵经验。儿童们不可不读此书，因为他们可培养刻苦向上的精神。有志学教育者不可不读此书，因为他们知道应选修些什么学科。教育学者不可不读此书，因为书中有许多珍贵的教育史料。笔者借此机会祝贺陈先生教育文艺创作上的成功，并希望他火速写出下卷来。
“八一三”后的第二年，陈先生由上海奔向自由中国的怀抱，呼吸自由空气去了。在自由中国的大怀抱里，多的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他们尽是二十年前的婴儿与幼稚生。据友人说：“陈先生在内地鼓励青年向前进，正如二十年前鼓励幼稚生勇敢地奔向大自然去。”真的，中国确实因这次战事而壮健起来了，二十年前的婴儿，今日个个都是青年了。两鬓如霜的陈先生也是老当益壮了。写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了，坐在广大的草地上，周围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静静地坐着，高高地举起了笔，听一位青年教授发着命令：
“预备！笔举起来，头抬起来，眼睛看着我……”
“做！快些做！”
一九四〇年七七前夜，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