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汉代的文治武功

第一节 汉代的崇儒

自汉武崇儒，抑制百家，两千年来，儒家遂成唯我独尊，近人颇讥其垄断思想，实则汉初数十年的思想学术，多承先秦诸子的余绪，极其混杂，秦虽欲使法家成为定一尊的统治工具，但秦的国祚甚短，故汉初的实际思想政治，仍以黄老申韩为主，要想复古更化，非把孔子地位高抬不可，尊儒自然要抑百家，这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过去学者多以为抑黜百家，始自董仲舒的建议，那是不确切的。《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及传载《天人对策》之三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些都明指是发自董子的建议。但对策的建议发自何时？史书未有明确记载，因史书仅言“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并无明言在何年。汉初抑黜百家之举究竟始于何时？何人主动？其实汉初较早主张抑制百家思想的人是田蚡。田蚡入相时候在何年？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田蚡入相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六月，亦窦太后死后一月；及《史记·儒林传》提及“（及今上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等，都足以证明，汉代崇儒抑制百家思想，非发自董仲舒。《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到当年窦太后和田蚡的一次儒道大斗争的情况是：“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向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悦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

汉武初年的一场政治思想大斗争，可以说是儒家与黄老之争，而赵绾、王臧都是他们的代表，被田蚡所起用，欲以儒术取代黄老，结果开罪了窦太后而招致失败。到建元六年窦太后死，田蚡入相，自然要继续扶儒抑老。元光元年，正是田蚡当相的次年，五月，诏贤良，武帝纪在元光元年诏贤良之下，缀一句“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即是说，董仲舒与公孙弘，在此时才加入崇儒抑百家的运动。则千古以来，加罪于董仲舒的抑制百家思想者，岂非颠倒史实？

然而，何以武帝等必须如此急于崇儒？盖亦有其需要崇儒的原因。兹分析如下。

汉代崇儒原因的分析

自政治之需要言之，儒学用世，适合于君主专制。老、墨与法家，汉初各称盛一时。盖百家九流，唯此三家足与儒术并立而争胜。但老氏主张放任，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其说近于无政府主义，殊不利于专制政体。墨氏主张兼爱，非命非乐，节葬短丧，服役勤劳，选择贤能以为天子三公，使社会无阶级的压迫，与专制冲突。法家之术，虽有利于集权政治，然彼主“用君”而不“尊君”，以国家为前提而不以君主个人为前提，用法家之道，则利骤而显，危亦乘之，非君所能堪。唯儒家则教育等差，贵秩序，扶阳抑阴，尊君抑民，对于专制政治之驭民最为适合。汉兴七十余年，徘徊于道法，迄未能安，渴欲建立国家立政之本，而儒家之术，不独为当时君主所乐用，即人民亦爱其简而易安，迎受不暇，此为儒术被尊之一因。

自经济之需要言之，儒术出发于农村经济的正面意识，适合于当时需要。儒家之术，极合于农村经济组织，有以维持之而安定之。儒家的社会政策，孔子已主先富后教，又常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以期老者衣帛食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之喻。此可见儒家所认定的经济基础，唯在农村经济之安定。有此基础，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以完成其理想的农村社会。盖儒家之术，以农业经济为对象，不采干涉主义，以为国家职责，唯在勤恤民隐，而除其害。凡足以障碍人民生产力或足以破坏分配之平均者，则应由国家排除之、废止之，听人民之自为谋，彼等即自能乐其乐而利其利，此即儒家所主之“王道”。黄老思想及法家，俱以不合于社会经济基础，终难相胜，而唯儒术得尊。

自儒术本身言之，其范围甚广，利于应用而易于依附，故易发达。儒学以维持现社会为目的，取途极宽。对于既往，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典章制度、诗书礼乐，俱囊括而有之；对于未来，则学术史事、文物政治，复能随时引入，巨细不捐。犹之长江大河，发源既广，支流细水，所至归之。盖以其于社会为维持的，而非革命的，故能兼收并蓄，取拾即是。在先师虽有改制法后之精神，在后学可以因常袭故，与时推移，而儒服儒冠，抱残守缺，便得列于儒门，故其后言训诂者可以自附，言校勘者可以自附，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言心性理气者亦可以自附。其术虽重在农村经济的维持与安定，大有益于农民，然亦即农村经济时代统治阶级自存之道，上流社会皆乐附之。故自汉尊儒术，以之为立国大本，士大夫遂皆云从蚁附，扶持致治。迨以其术设教，以其术取士，遂有“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之势。

汉武帝崇儒的措施

一、置五经博士兴太学

废百家之说，而转立五经博士，为武帝时事，此为独尊儒术所必然之现象。《汉书·武帝纪》载，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所谓置五经博士者，是指对《诗》、《书》、《春秋》、《易》、《礼》各置博士主之而言。但置五经博士与立太学应该是同时的事。因为武帝时的博士虽也得预典礼政事之议，而其主要的职责却是传经讲学。这样的职责，是与太学之设有密切关系的。武帝刚即位不久，董仲舒就提出“兴太学”的建议。兴太学必然“置明师”，置明师也必然就是置经学博士，所以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一事，也就包含着同时设立太学一事。

二、行封禅之礼

古有“五岳”之说，而“泰岳”居首。相传“有德之王”，“功成治就”，必须登泰山，封土为坛，祭告“上帝”；而后再至梁父山（为泰山以南之小山），亦筑土为坛，祭告“后土”，合称之为封禅。据《史记·封禅书》所载，行封禅之礼，有“功”有“德”，以及“天见符瑞”还不够，必须结合着其他的条件，所以在秦始皇举行过封禅典礼之后，一直到汉武帝即位后的三十年内，始终不曾举行过。到了元封元年，亦即公元前110年，出现了强大汉帝国的局面，同时武帝又受到方士公孙卿等诱惑，说“封禅能仙，登天矣”，就举行了封禅典礼。武帝举行封禅典礼，是通过这种具有神秘性和宗教性的典礼，加强皇帝的统治地位。

三、太初改制之说

继前一代而兴的后一代开国皇帝，亦是受了“上天之命”的。继起的一代开国之主，为了表示他所受的“命”与前一代不同，就要通过“礼制”上一些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叫作“改制”。汉武帝即位之后，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们提倡改制，因而有太初改制的出现。当时主张汉得“土德”的人占绝对优势，因而就按“土德”改订礼制。《汉书·武帝纪》载其事云：“太初元年……夏五月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此即此次改制的大体内容。诚然在改制时，也曾令唐都司马迁等二十余人改订历法，创成了更为精确的“太初历”，显示出中国的天文历法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重要的意义，却不在此。主要是说明他所行使的统治权是出于“天意”，是“代天行道”。

四、年号的建立

古人记帝王在位的年数，都以年数的先后而称，如某王元年、某王二年等；亦有改元之说，如“初元”、“中元”、“后元”等，但从没有建立专称的年号。武帝时始有年号的建立。他先后建立的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等，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例。据后人考订，武帝建立年号，自元鼎四年开始，以前的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等号，以及元鼎的一、二、三年，都是后来追加的。不管怎样，年号的建立，自武帝始，那是确定不移的。

崇儒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

第一，士人政府出现。因为崇儒的关系，设置五经和博士弟子员。根据当时规定，全国的官吏都要由这些博士训练，官吏多由太学出身的读书人充任，于是便构成了汉代的士人政府。

第二，开启布衣卿相之局。汉初为相者，均为贵族或军人阶级所独占。自武帝相公孙弘，始以布衣儒术进，遂打破拜相封侯的惯例。从此汉代政治实权由军人转入儒士之手，也可说是汉代政治转向于文治的表现。

第三，儒术混合五德终始时代观念，产生一种禅让思想，以为篡夺的根据。西汉时代的儒家，已渗入大量阴阳家的学说，儒生们喜以自然现象来附会人事祸福，常以天变灾异为借口，攻击当政的人事。所以昭帝以后，即有人指出汉运已衰，应该更换朝代。王莽把握此种舆论，制造了许多对他有利的符命谶语，暗示他就是天子。所以王莽之代汉，无形中是当时的儒家替他奠下篡汉的基础。

二、学术方面

第一，经学空前发达。汉武帝既定尊儒政策以统一思想，牢笼社会，便不能不尊五经，俾天下士人尽趋之。故以之为策士铨材的标准，以之立于学官，为教授之材料，利禄之途既开，天下学士遂靡然乡风。影响所及，造成中国经学空前发达的现象。

第二，扼杀了科学发展的生机。由于崇儒之故，遂扼杀了其他科学发展的机会，妨碍了学术之分途竞进，使中国文化从此走上一条偏僻的路上去，使中国科学从此陷于停滞不前的局面。

第三，自汉武以后，汉代诸帝莫不习经学。帝王既尊儒，经学复可施于世用，其作用遂显。而尤重要者，则自武帝设科射策以后，经学更为进身之阶，社会上遂更尊视经学。汉代社会视经学为取得功名富贵的工具，而欲明经学就要读书，就要受教育，非此不足以贵显，非此不足以列身统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