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景治绩的讨论

文景致治的原因

文景时代一切国家的隐忧已如上述，不再赘述，但无可否认的，当时的社会已经过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大抵可以看到的现象如下。

人民厌战。秦一定天下，其政治措施以压抑人民反叛力量为主，刑罚繁苛，刻薄寡恩，使人民生活困苦；经春秋战国混乱局面后，仍不能得到休养生息，接着又是楚汉相争，社会陷于动荡之中；而农业生产则受兵燹之灾，未能得到适当的发展，凡此种种，皆足以造成人民厌战的心理。

民间经济复苏。汉之初兴，民间户口之耗减与经济之破落，均十分严重。而自孝惠、高后以后，此种衰状，已有复苏之现象。然因政治宽简，一任社会事态自为流变，至于在经济复苏之过程中，不免有连带而来的弊患，而导成社会奢侈之风习。

尊黄老之术。汉初以萧何及曹参为相，以黄老无为之道治国，因治道贵清而民自定。有为之治求有功，无为之治则但求无过，虽不能致恶者而致诸善，亦不致使善者由我而入于恶。一统之世，疆域既广，政理弥殷。督察者之耳目，既有所不周，奉行者之情弊，遂难于究诘。与其多所兴作，使奸吏豪强得以凭借，剥削下民，莫如求清静之治，苟遇社会安定之际，恒能偷一日之安也。

《汉书·食货志》言：“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刑法志》言：“（孝文时）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文景之世，屡省田租，或三十而税一。西汉的赋税减轻的是土地税，而加重的是人口税。不消说，对于那些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是有利的。而《史记·律书》记文帝时所征地税之谷物价很贱，《风俗通义》引刘向的说法，指出文帝时谷价曾高涨达五百钱，与《史记·律书》所载恰好相反。表面看来似乎有矛盾，而实际上，问题之关键就在于此，所谓“当其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信称之息”，这就是说明在贫富极端悬殊下，农民所受之苦况。汉代地税之如此轻课，亦有其客观的条件（详本章第五节“汉代土地政策的检讨”）。

文帝时的政策，调协了统治阶级内部功臣与宗室封国和皇权的关系。当时在政治上，汉廷除内部功臣具此势力以外，更有日渐形成分离势力的封国，皇权和此二势力均有矛盾。文帝对此二势力努力采取妥协政策，以求得在政治上的相安无事。其次，所谓文景之治，突出的表现，是在文帝、景帝时，亦能遵奉其父业，使府库充积，国力渐厚，为后来汉武帝奠定富强的基础。此种贡献，多少影响其国祚之延长。

文景功过的讨论

但世人之如此称颂文景政绩，亦有颇过其实者，虽然《汉书·文帝纪》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

《景帝纪赞》曰：“周、秦之弊，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之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其称颂之可谓至矣。然应劭《风俗通义》卷二却谓：“成帝尝问刘向以世俗传道文帝之事，而向皆以为不然。……（刘向云）：‘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尽华榱璧珰，轩楹皆饰以黄金，其势不可以书囊为帷。……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给，所谓治安之国也。其后匈奴数犯塞，侵扰边境。单于深入寇掠……费损虚耗。因以年岁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时不升一钱。前待诏贾捐之为孝元皇帝言：‘太宗时民赋四十，断狱四百余。'……如捐之言复不类……（又）文帝时政颇遗失……及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脓汁见爱，拟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彘。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吏出游猎，重令此人负名，不称其举。及太中大夫贾谊亦数陈止游猎。'”又云：“成帝曰：‘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上曰：‘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太平，其德此周成王，此语何从生？’向对曰：‘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大小，至即便从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后人见遗文则以为然。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然则文景仅中主而已，虽然有恭俭之德，人君优为之者亦多。即以西汉诸帝，论元帝之宽仁，殊不后于文帝，其任石显，亦未甚于文帝之宠邓通也。文景之致治，盖时世为之。再若以轻田租一事而论，受惠者还未遍及一般农民，而益及豪宗大族，因其领有大量田地，故民生只是稍为安定而已。

汉室历文、景二朝数十年间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国家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到汉武帝时，汉室已经掌握了雄厚的经济力量，而且进一步凭借着优越的物质条件，改变了过去“清静无为”的政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外进行了空前的扩张，对于中国以至亚洲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使汉之声威震烁古今。

文帝虽然轻田租为三十税一，然受惠者未能遍及广大之农民，反而益及当时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土地之豪宗大族，加深了当时社会上之贫富悬殊，造成豪宗大族“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暴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而一般广大农民则“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汉景帝之平定七国之乱，反映了违反历史发展的封建割据势力反抗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失败。在封建割据势力消灭之后，汉室在景帝朝才树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为真正统一的帝国，因而才能够集合全中国雄厚的物质与力量，使国家和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有感于宗室势力之威胁，于是设置虚位封建性质的“郡国制”，使其势力被削弱，其政权被剥夺，而取之而兴的是另一股统治势力——外戚。故自武帝以下，政权正渐渐操于外戚之手，后来的外戚王莽，更篡汉而自立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