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论实物所有权

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时刻，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把自己交给了它，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全部力量，而他拥有的物品也是他的力量的一部分。这不是说，通过这一形式占有因为改变了主人而改变了性质，并成为主权者手中的财产；这意味着，因为城邦的力量比一个个体的力量无可比拟地要大很多，事实上公共的占有也更为安全、更为不可撤销（虽然并非更为正当），至少对外国人来说是如此。因为对于其成员而言，国家通过社会契约成为他们的所有物品的主人，而社会契约在国家中是所有权利的基础。但是对于其他主权国家而言，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其成员的物品的主人，只是因为它拥有从个人那里获得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

最初占有者的权利虽然比最强者的权利更具有真实性，但只有在确立了财产权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权利。每个人天然有权利获得对他来说是必要的东西，但是使他成为某一物品的所有者的法律行为也就排除了他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所有权。他一旦获取了自己的份额，他就应当以此为边界，对于其他未分割的财产就不再有任何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在自然状态中是如此脆弱，但对于每个社会人（homme civil）来说却是应该被尊重的。在这个权利中，人们尊重的与其说是属于他人的事物，毋宁说是不属于自己的事物。

一般来说，授予某人某块土地上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需要符合下列条件：首先，这块土地上还没有任何人居住；其次，人们只应当占有他生存所需的数量的土地；第三，占有这块土地，不是通过某种空洞的仪式，而是通过劳动和耕耘。如果没有法定的凭证，那么只有劳动和耕耘可以构成应当被其他人尊重的财产标志。

事实上，依据需要和劳动给予最初占有者的权利，不是尽可能地扩展了这一权利吗？人们能够对这一权利不加以限制吗？只要踏足某一共同所有的土地就能够立刻声称成为它的主人吗？是否只要有力量在某个时刻把其他人从一块土地中赶走，就足以永远剥夺他们回到这块土地的权利？如果不是通过某种应受惩罚的篡夺，某个人或某个民族怎么可以强占一块巨大的土地并剥夺所有人对它的享有？因为这一篡夺从其他所有人那里夺取了自然给予他们的共同住所和食物。努涅斯·巴尔博亚（Nunez Balboa）站在海岸上以卡斯蒂里亚王国的名义宣称占有了南太平洋和整个南美洲，是否这就足以剥夺了这里的所有居民的所有权并把世界上的其他君王都从这块领土排除了出去？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那这种仪式一定会被徒劳地反复举行，而这位天主教国王只需要在他的书房里就可以顷刻占有全世界，只是此后需要从他的帝国版图中把那些先前已经被其他君主占有了的领地划出去。

人们可以设想，合并在一起或相互毗邻的个人土地是如何成为公共领土的，从臣民本身扩展到他们拥有的土地的主权权利是如何既针对物品也针对人身的，这让所有者们处于更大的依赖当中，并使得他们的力量成为对他们忠诚的保障。这个好处似乎没有被古代君王们认识到，他们仅仅自称为波斯人的国王、斯基泰人的国王、马其顿人的国王，看起来自认为是人的首领而非国家的主人。今天的君王更机灵地自称是法国的国王、西班牙的国王、英格兰的国王，等等。通过控制土地，他们更确定能够控制土地上的居民。

这一转让的独特之处在于，共同体在接受个体们的财物时远没有剥夺他们的这些财物，它所做的仅仅是让他们正当地拥有它们，把篡夺转化为真正的权利和对财产权的享用。而且占有者们被视为公共财物的保管人，他们的权利也将得到所有国家成员的尊重，受到国家的全部力量的保护来防范外国人的侵犯。通过不仅有利于公众，更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一次转让，他们可以说又获得了所有他们所给予出去的。这一悖论可以很容易通过区分主权者和所有者对同一土地的权利来加以解释，下面我们还将看到这一点。

也有可能，在人们开始联合起来时还没有拥有什么财物，而在联合之后他们占有了一块对他们而言足够了的土地，他们共同享有这块土地，也可以在他们之间按照平等的方式或者根据主权者规定的比例来进行分配。无论以什么方式来获取这块土地，每个个体对他自己的土地拥有的权利总是服从于共同体对所有土地的权利，没有这一点，社会纽带不会坚固，主权的运用也将缺乏真实的力量。

我用一个可以作为对整个社会体制的基础的评论来结束本章和本卷：这一奠基性的契约并没有摧毁自然平等，相反是以一种道德的和正当的平等取代了自然可能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生理性的不平等，人们可能在力量或天赋上是不平等的，但是他们因为约定和法律权利而变得平等。

《时髦的婚姻·早餐》

《时髦的婚姻》是英国画家威廉·霍加斯于1743年创作的一组油画。用画家自己的话来评述，该系列作品抨击了“上流社会形形色色的时髦事件”。反映了资产阶级日益没落，以通过联姻来巩固社会地位的当时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