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七月上旬，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率部队到达恩隆县平马镇。这是桂西地区的一个重镇，交通方便，右江从境内穿过，坐船往东可直达南宁，上溯往西可通百色。

这里是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离桂系军阀统治中心南宁较远。此时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桂系军阀参与其中的倒蒋混战，南宁兵力空虚，根本无力顾及红七军。而占领百色的滇军在与红七军过招后，不愿再与红七军交战。

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研究决定，利用当前相对稳定的局面和平马的有利条件，集中部队进行整训。

红七军此时的状况亟需整训。七月上旬，红七军与滇军交战未获全胜，处境已比较困难。进军百色途中又发生叛乱事件，集中暴露出一些问题：部队中肃清反动旧军官和兵油子的工作尚不彻底；党组织在连队的基础相当薄弱，政治工作跟不上，官兵的思想较乱；部队忙于流动性作战，缺乏正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差，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无法承担发展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这次整训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举办军部教导队训练班。从每个纵队中选调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战士共四十人参加，组成军部教导队。教导队下设三个区队，每个区队三个班，共一百多人。培训时间三个月，主要是培养部队连、排基层干部。由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等前委和军部领导人以及军部的一些干部担任教员。

七月十五日，教导队训练班开学典礼在平马镇城隍庙举行。邓小平给学员们上了第一课。他从右江的革命形势，讲到举办这期教导队训练班的目的、意义和要求，鼓励学员们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

教导队训练班开设的课目主要是政治、军事、文化三门。政治课主要讲授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军队性质等问题，对学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邓小平多次给学员们讲课。当时在教导队训练班学习的红七军战士磨力后来回忆说：“他讲课能照顾到学员的不同文化程度，深入浅出，讲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记得他讲到土地革命时，明确地指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而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土地，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土地革命，按‘六大’通过的‘十大纲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铲除封建基础，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军事课主要是进行军事基础教育和训练。内容有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战斗动作训练以及战斗勤务、侦察、警戒等等。文化课主要是读写《工农兵识字课本》，还教唱一些红军歌曲。

各纵队也参照军部教导队训练班的做法先后举办训练班，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思想教育包括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军队性质对比教育、军纪军风教育等。在举办训练班的同时，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健全党委制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工作。连普遍建立健全党支部，各支部经常组织活动，并注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第二，举办右江地区党政训练班。每期学习时间为一个星期，学员约八十人，主要是培训右江各县农运干部。一共举办了两期。邓小平在训练班上作政治形势报告，介绍井冈山开展土地革命的做法以及东兰县武篆区土地革命试点的经验。训练班还组织学习邓小平主持编写的《政治常识问答（党员须知）》《革命常识问答》《经济教授提纲》和红七军政治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土地革命》小册子等等。这两期训练班，虽然时间短，但对学员们掌握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了解土地革命的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帮助很大。学员们普遍提高很快，训练结束回到县、乡后，就能运用所学到的知识，迅速组织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等各方面的工作。

第三，从部队抽调一些干部、士兵参加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并做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这样既锻炼部队，又促进地方工作。

从七月至九月，经过三个月的整训，红七军的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素质普遍得到较大的提高，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党的工作也得到加强，吸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全军党员达到五百多人。部队整训与地方土地革命运动是结合着进行的，“整训结束，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胜利完成。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了，而且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因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许多翻身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共补充了三千多名新战士，并把右江赤卫营改编为第四纵队，全军达到七千人。“这时红军兵强马壮，跃跃欲试，为迎接新的战斗，开辟新的局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邓小平后来说，这个时期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

但这时，中共党内产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就在红七军平马整训接近尾声的时候，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南方局代表邓岗（即邓拔奇）来到广西右江传达中央的命令。

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在这种错误判断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制定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央给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和打到广州去，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北上增援武汉。

中共中央对红七军是非常关注的。六月十六日，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发来一封指示信。信中指出：“关于七军问题，自小平同志回七军后，中央即未曾得到报告。自退出龙州、百色后，除龙州部分失败情形有同志到沪报告外，关于从百色退出的大部分的行踪，中央都不甚明了。近日上海有西文报纸载说已到柳州附近，但详情亦不知道。”信中指出：“六次大会所指出的‘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重要几省区之内胜利’这一前途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在南中国争取广东胜利的前途更加重了你们的任务”。“你们现在毫无疑义的要利用这一时机，根据中央的政略路线，积极的用群众的路线扩大红军的组织，充实红军的内容，加强其战斗力，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

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却有自己的看法。九月九日，红七军前委发出第六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指出：

“中国革命高潮日益逼近”,“只要我们加紧的工作，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很远的前途”。“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分的估量，以为已经开始了革命的高潮。这样的估量，必然要使党的策略走向‘左’倾，而忽视了基本的工作和艰苦斗争的精神，甚至在短期内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时，又会发生失败主义的观念”。现在“决不是已经到了革命的高潮，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还嫌薄弱。目前我们正要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很艰苦的来打破这些弱点，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通告提出：

“党的任务当然是发展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紧党的政纲的宣传，加紧反帝国主义和军阀混战的工作，用发动群众组织暴动的行动来消灭军阀混战，驱逐帝国主义，加紧群众斗争和组织的力量，加紧深入土地革命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的斗争，扩大红军的组织和苏维埃的区域，加速地会合全国红军的力量”,“来促进革命高潮。”

十天后，前委又发出第七号通告《目前右江党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强调：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力量，巩固苏维埃，创造群众的基础，是右江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

这两个通告提出的思想和主张，是符合当时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的，而同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前委指示信中提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中共中央对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前委的一些做法不满意，但又苦于联络不畅。中央这时专门派邓岗来右江，一方面是让他传达中央的精神和命令，另一方面也是让他来指导、督促红七军前委贯彻执行中央的命令和要求。

邓岗到达平马时已经是九月三十日了。此前，党中央在九月二十四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停止了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但由于交通闭塞，红七军未能得到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因而未能逃过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这一“劫”。

本来，红七军回师右江是准备只停留一个比较短的时期，然后寻机向外发展。之所以要在右江停留一下，是因为部队在七月与滇军作战中伤了元气，需要集中整训和补充给养。又赶上秋收快到了，邓小平和前委考虑，如果此时部队马上离开，农民的秋收果实必然会遭地主豪绅掠夺，这样会引起农民对红军的不满，农民分得土地后最盼望的是秋收。所以，决定部队留下“保护秋收”，九月底再出发。后又定在十月一日出发。由于邓岗的到来，红七军前委把部队出发的时间再推迟到十月四日。

十月二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红七军前委会议。邓岗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的命令。

对于如何执行中央的命令，会上的意见很不一致。

邓小平在会上听到《决议》中那些“革命高潮已经逼近”一类词句时，虽然还“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但向来尊重实际的他，感到中央的命令脱离红七军的实际，难以执行。因此，他指出：“从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打到’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红七军“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李明瑞、张云逸也认为，红七军成立不久，作战能力弱，不大赞成攻打大城市，主张巩固右江根据地，改造和发展红七军，壮大力量，逐步向外发展。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等反映强烈，明确反对离开右江根据地，拒绝接受中央命令，主张固守右江。

邓岗等则坚持主张按照中央的命令，攻打大城市，向中心区域发展。他们认为右江一带地瘠民贫，发展前途不大。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情况，张云逸后来回忆说：“当时，不少同志感到两广军阀很多，有一定的势力，一下消灭，是有困难的，对中央的这个指示存有怀疑。记得那时小平同志就不大赞成打大城市和北上”。“我也认为我们的部队只有一万多人（实际是七千左右——编者注），力量还不够大，也不大同意”。李明瑞“对于攻打大城市的错误决定，他有自己的看法”。

邓岗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自居，以“谁不执行命令，谁就是反对中央”相要挟，会议未再经充分讨论，便否定了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人的正确意见。

邓小平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对广西的情况，特别是对红七军的情况非常了解，在红七军发展方向上，他对中央的命令是不认同的。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要服从党的组织原则。再者，考虑到按中央的命令行动，也可在必要时实行红七军原定的“如难以存在就会合朱毛”的打算，他最后表示同意张云逸提出的“暂时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吧，待走不通时再说”的意见。在后来的行动中，他坚持不盲从，而是从实际出发，尽可能使部队避开强大的敌人，反对冒险攻坚，以尽量减少部队的损失。

会上，邓岗还传达了中共中央对红七军前委的批评，认为邓小平等在右江的土地政策执行的是右倾的“富农路线”。对此，邓小平也“感到不快”。中央批评右江革命根据地“富农路线”同批评毛泽东的“富农路线”情况差不多。当时，中央指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土地革命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邓小平在右江根据地领导制定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与毛泽东制定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土地革命时，一般没有没收富农的土地，有的地方只没收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分配土地的一般做法是平均分配。有的乡也是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把抽出来的土地分给或补给贫雇农。中共右江特委九月十四日发出的通告中指出：我们“并不是说‘谁是富农要被打倒’，我们是站在富农反革命上来打倒富农。假使我们不了解这一点，‘凡是富农都杀都打倒’，结果必会引起中农（革命的巩固同盟军）的动摇。”“蛮干的打倒富农，那不但使中农发生恐怖而致离开革命，断送了大批中农群众，减弱革命之力量，甚至因中农离开而使革命遭受失败，同时并必使群众及党内同志的观念不会正确”。

会议最后决定，红七军各部队到河池集中举行阅兵，以鼓励士气，并在那里召开全军党的代表大会。

离开平马之前，邓小平考虑到部队向北开进，女同志行军作战困难很多，遂指定军部经理处对部队中的女同志进行疏散。本地的由当地组织进行安置，外地的在当地安置有困难的，就介绍到香港或上海找党组织予以安置。

十月四日，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分别在驻地平马镇、田州镇誓师后，由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绕道凌云向河池集中。部队行进中，获悉袁振武率领的红八军第一纵队四百多人从左江转移出来后，在滇黔边界一带行动。军部派第一纵队第一营营长何莽、政治指导员黄一平率部前往寻找。何、黄率部行至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属乐业县上岗村），与袁部会合后，一同开往河池。红八军这支部队随后被编入红七军序列。

十月六日，邓小平、邓岗率一个营从平马去东兰布置工作，到达燕洞村（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随后，在那里召开有百色、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参加的中共右江特委扩大会议，布置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后的工作。会上，邓岗传达了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邓小平在会上说，红七军离开右江后，根据地的形势将会更加复杂，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他要求右江特委和各县区苏维埃政府的同志，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坚持斗争。他提出：“要立即着手整顿组织，成立县区的常备武装，加强军事训练，并要大力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以及组织群众抢收即将收割的农作物，把粮食收藏好，以便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会后，邓小平、邓岗等取道凤山县的赐福、介莫（今属巴马瑶族自治县），经东兰的江平、那伦到达武篆区，与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会合。在那里，邓小平就右江的党、政、军、群众等各项工作，向韦拔群等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布置。他特别强调，要加紧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十月底，邓小平和邓岗、韦拔群一起率第三纵队赶赴河池。在去河池的途中，邓小平抓紧组织进行召开红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各纵队中的各级党组织组织党员对目前政治形势、红七军过去的经验与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进行选举代表、选举党支部书记的工作。

十一月初，红七军七千官兵先后到达河池集结。

十一月七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红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河池县城的凤仪小学召开。会上，邓岗作政治报告，主要还是传达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和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邓小平代表前委作过去策略及工作的报告。会议还就目前政治形势与七军党的任务展开了讨论。最后，在邓岗的主持下，以党代会决议的形式，通过了执行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的决定：一、执行中央命令，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完成南方革命。二、红七军整编为三个师，第十九、二十师执行中央的命令，二十一师留下番号，由师长韦拔群回右江组建，在右江根据地坚持斗争。三、改选红七军前委，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卓、许进、李朝纲、黄一平九人为委员，龚鹤村、胡鹤林、杨英三人为候补委员，邓小平仍任书记。前委在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领导下工作。

邓小平后来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中说：“河池会议完全是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

邓小平本来就对执行中央的命令有保留意见，现在他认为，以红七军这点兵力先去打力量数倍于己的柳州之敌，取胜的希望是很小的。为了减少红七军的损失，他同张云逸、李明瑞等交换意见后，在红七军前委会上建议先不要打柳州。他说：“要先取得桂林，因为打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但是这一建议遭到邓岗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表示不能改变先攻打柳州的决定。

十一月八日，红七军集中在县城三里亭前（今三八坡东面的田桐）举行整编大会。邓岗和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出席。附近的数千群众参加大会。会场上“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此起彼伏。会上宣布，前委决定把一、二、三、四纵队改编为三个师：将第一、三纵队改编为五十五、五十六团，编为十九师，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将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改编为五十八、五十九团，编为二十师，由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政治委员；将第五纵队及计划中之第六、第七纵队改编为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团，编为二十一师，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治委员，留守右江。改编后，邓小平仍任前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龚鹤村任参谋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会上还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邓岗代表中央军委宣读各师干部委任令，授予中国红军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军旗。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都讲了话。最后，军部首长骑马检阅了部队。

整编后，韦拔群为师长的二十一师实际上只是一个番号，韦拔群原率领的第三纵队编入第十九师，参加北上作战行动。前委决定韦拔群留在右江根据地重建部队，发动群众坚持革命斗争。韦拔群坚决地执行党的决定，把原第三纵队的人员、武器、马匹全部补入主力部队，自己带着由几十名年老体弱的战士编成的一个特务连返回东兰。张云逸军长亲自为他送行，称赞他是一个好党员，勉励他把革命进行到底。

邓小平也和韦拔群依依惜别。他在东兰和韦拔群朝夕相处好多日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没想到，这竟是他们的诀别。韦拔群返回东兰后，利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和他在当地的影响，很快把二十一师组建起来，继续在右江坚持斗争。一九三二年十月，他在反“围剿”斗争中不幸遭叛徒杀害，年仅三十八岁。

邓小平一直深深地怀念这位壮族战友。一九六二年，韦拔群牺牲三十年之际，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为他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十一月九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七千人从河池出发，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始北上。

十一月十一日，红七军第十九师抵达庆远县（今宜州）怀远镇。怀远镇是庆远县的第一商业大镇。红七军在这里与敌小有接触，仅一个小时，就占领了镇子。首战告捷，红七军还筹得了一些粮食和经费。驻守怀远的数百敌军随即撤退到龙江对岸与红七军隔河对峙，挡住红七军东去庆远的道路。

按照原计划，红七军是要经庆远向柳州进发的。庆远县城当时驻有桂军的一个团，并且已有准备。打不打庆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邓岗、陈豪人等为代表，认为，执行中央的路线，就应该攻打庆远，发动群众与扩大政治影响，而且也有打下的可能。另一种意见，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为代表，认为庆远是重镇，敌军必死力固守，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果攻不下来，回撤就很困难，因此不赞成攻打庆远。邓小平等不但不赞成攻打庆远，而且也不赞成攻打位于怀远东北的融县，主张迅速渡过融江向桂林进发。最后，前委基本上接受邓小平等的意见，决定不打庆远，但打不打融县等到了天河（今罗城）看情况再定。于是，以后队第二十师为前队改道向天河前进。

红七军移师天河后，再次讨论了行军路线。邓小平等主张不打融县，绕道长安，过河（指融江）后再与敌作战。邓岗等人反对这个意见。最后，前委讨论决定还是采纳邓小平等的意见，不打融县，经三防（今融水）转移敌人视线，再攻占长安（今融安）后渡河。第二天，他们得知融县有一条小河可徒涉到长安，于是临时决定到融县。刚走了四十里，即在天河县四把镇的佛子坳与前来拦截的桂军覃连芳师遭遇。战斗中桂军杨腾辉独立第三师来援。邓小平等果断地决定部队脱离敌人，向三防方向进发。桂军也未敢贸然穷追，退回长安。

红七军到达三防后，因天下雨，休整几天。前委在这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就要不要打长安进行讨论，争论非常激烈。邓小平主张不打长安，绕道福禄过融江。邓岗、陈豪人等人认为部队普遍有“充分的进攻精神”,“都怪指挥官没有决心”，指责邓小平不执行红七军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躲避敌人，缺乏进攻精神，放弃以庆远、融县为中心发动群众，有轻视群众工作的倾向。他们认为红七军力量比桂军大，应进攻长安，以解决部队给养补充问题，并扩大政治影响。最后，前委否定了邓小平的意见，决定进攻长安，再过融江攻打桂林。邓小平后来说：“我在会上很孤立，此时我提出辞去前委书记，由中央代表或别的同志担任前委书记的请求，邓、龚、陈等又不同意，结果我服从了大家的决定。”

十二月五日，红七军进到长安镇外。长安是融江上游的一个大镇，有三四万人口，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东渡融江可进桂林，南可以下柳州，又是通往贵州、湘西的交通要道。这时的长安已有桂军韩彩凤一个师的重兵驻防。原在四把镇堵截红七军的覃连芳师也赶到这里。战斗从五日下午打响。红七军强攻五天不下，而且敌援军还在不断增加。攻城未克，渡河攻打桂林无望，粮饷、冬装也不能解决，前委只好决定部队撤退。长安一战歼敌五六百人，以至红七军撤退时，敌军也不敢追出城外一步。但是，陈豪人后来也说，红七军“死伤干部极大，损失不少”，弹药消耗甚多，“虽未得结果，损失过大，是算我们失败。”

红七军从长安撤退星夜向大苗山的江门转移，后经大田、大伞直插福禄镇（今三江县西），途中击退一些民团的堵截。十二月十二日，前委在福禄开会研究攻打桂林问题。邓小平根据新的情况，总结四把、长安两仗的得失，试图说服前委其他领导人放弃攻打桂林的计划，结果没有成功。但会议还是对计划作了部分调整，即决定派五十五团政委黄一平率少数骨干化装潜入桂林做内应，部队到古宜（今三江县城）后再视情况而定。

在往古宜行进的途中，邓小平等得知古宜已有桂军一个教导师驻守，又听说柳州、庆远的桂军也已移师桂林布防。于是，前委决定不走古宜，改走湘桂边，经湘西绥宁、武冈向桂林前进。

当部队途经三江、龙胜等侗族聚居地区时，前委指示部队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尊重侗族的风俗习惯，宣传红军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以消除当地群众的疑虑。各部队遵照指示，上山寻找说服躲避的侗族群众回到村寨。战士们帮助群众打扫院子、挑水，有的用自己带的粮食做饭给缺粮的老乡吃。当部队离开村寨时，全寨男女老少都来送行，有的侗族青壮年还主动给红军当向导，帮助红军采购粮食等。

十二月二十五日，红七军到达离武冈只有二十里的木瓜村。

红七军自右江出发后一直未得到大的补充，进入湖南后已是冬季，天气越来越冷，官兵都还穿着单衣，脚上的草鞋也大都穿烂了。解决冬装等补给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原本没有准备攻打武冈，在得知武冈城内只有少数民团据守后，前委遂决定攻打武冈城。武冈曾经是清末曾国藩创办团练和训练湘军的地方，城高墙厚，工事坚固，城墙外掘有堑沟，还有资水绕城而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素有“铁打的武冈”之称。二十六日，红七军开始抢渡资水，强攻县城，攻了四天四夜，都未能攻下。湖南军阀何键急调五个团驰援，红七军仓促撤退，遭敌追击。这一仗，部队伤亡很大，英勇善战的五十五团团长何莽牺牲，士气严重受挫。

武冈兵败后，攻打桂林已没有可能，部队迫切需要的是迅速找一个地方落脚休整、安置伤兵、补充兵力和给养。前委决定东去湘南找一个地方，估计湘南可能有中共党组织。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部队继续东进，顺湘桂边境复入湖南新宁，又在新宁与全州交界的界牌再度折回广西。一月二日晚，突袭全州县城并迅速占领，得到休整的机会。

红七军北上的任务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柳州、桂林和夺取广州的命令。但在桂、黔、湘边近两个月的作战中，因敌强我弱，没能攻下一座大的城池。而且，由于连续行军和频繁战斗，部队减员在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占领全州后，官兵失败情绪较严重，逃兵日益多起来，有的以前很好的干部也当了逃兵。广大指战员们对中央的命令是否行得通纷纷提出怀疑，迫切要求前委解答部队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

从河池红七军党代表大会开始，红七军前委实际上是在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的领导下工作，支持他的还有陈豪人、龚鹤村。邓小平和李明瑞、张云逸等为部队摆脱“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部队仍遭受到很大的损失。邓小平深感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前委会议讨论红七军当前面临的形势以及下一步行动方向时，他提出：一、部队在全州休整三天；二、改变硬打攻坚战略；三、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会上，虽然有人仍主张继续执行中央的命令，按河池党代会的决定攻打桂林，但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最后，前委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不打桂林了；同时也抛弃攻打大城市的想法”。并决定部队经湖南江华出连州、广东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朱、毛红军取得联系。

一月三日，邓岗、陈豪人通过全州中共党组织，找到红七军派去桂林做秘密工作的黄一平，设法使他们通过白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后来，邓岗于一九三二年三月调到东江特委工作，十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陈豪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被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〇年八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三十三岁。

邓岗的离去，是红七军在组织上结束“左”倾冒险错误领导的转折点。红七军前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检查部队自出发以来的工作，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红七军的损失是盲目执行中央命令的结果。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莫文骅后来回忆说：“领导上通过前一段时间用血换来的教训，认识到‘立三路线’是断丧红军、断丧革命的错误路线。”

全州前委会议后，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红七军将原来的四个团缩编为三个团，把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地安排到战斗单位变为战斗人员，对伤员也进行了安置。在全州还筹得了几万块钱。一月四日晚，探知桂军一个师从桂林向全州压来，已进至离全州约二十里的地方，前委当即决定部队于第二天拂晓撤出全州，向湖南道州进发。

七日，部队拂晓进入道州城时，城里豪绅、富商大都逃跑了，豪绅武装则盘踞在离城数里之外的地方。在这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个有三四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讲话，宣传红军的主张和政策，动员群众支援红军。时有豪绅、富商暗中派人向湖南军阀报信，请调派重兵来围堵红军。两天后，湘军从三个方向向道州扑来，邓小平感到部队此时绝不能再作战了，即决定部队提前出发，迅速脱离险境，向江华前进。

道州距江华有百里路程。当时正值寒潮南侵，这一带位于萌渚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是个风口。出发的那天半夜，北风呼啸，而且还下着雨，到天明时又是大雪纷飞，天气特别冷。战士们仍穿着单衣，有的甚至还穿着短裤，还有的连草鞋都没有，冻得脸色发紫，浑身打颤。山路被大雪覆盖，看不见哪是路哪是沟，一不小心就会跌进山沟里。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想坐到路边休息一下，一坐下就被冻僵，再也站不起来了。等到达江华县城时，仅作后卫的五十八团就有七八名战士被冻死了。

一月九日，部队全部到达江华县城。因为江华县城周围都是高地，无法据守，所以敌人没有设防。这时部队已经极其疲惫，前委决定休息两天。邓小平主持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讨论解决部队的御寒被服问题。会上，由补给问题谈到行动方向问题，大家畅所欲言，纷纷发表意见，公开表示对中央命令的不满，说离开右江以来盲目地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城市是行不通的，如果继续按照中央的命令做下去，部队会拖垮拼光。会议除提出解决部队被服问题的方案外，还决定部队下一步行动是退回广西贺县桂岭山区开展工作，再图发展。

一月十一日，部队出发往广西。第二天，到达岭东，本来打算休整一段，但因这个地方反动势力强大、地形复杂、给养困难，只休息了一天。在这里，邓小平召集了一次干部会议。会上大家谈到，部队近来受到了几次较严重的打击，减员较多，情绪低落，运动十分困难，眼下需要充实力量，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会议讨论决定：将部队整缩为两个团，军主要干部兼任团长，师、团干部逐级下放，充实下级指挥系统，编余的军官一律编入军官训练所。整编方案等部队到达桂岭时实施。为了保证部队行军速度，会议还决定丢掉山炮等笨重武器。

一月十四日，部队翻过湘粤桂边界的老苗山，于傍晚到达桂岭。这时全军仅剩三千五百多人。

原计划部队在桂岭休整一个时期，但抵达后才发现，当地的豪绅武装力量太强，“如桂军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邓小平召集前委会议研究后，决定在桂岭只作短暂休息，实行部队整编，然后继续向广东的连州前进再到北江。

整编后的主要领导干部为：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第五十五团团长龚鹤村（兼）。第一营营长章健，政委袁任远；第二营营长张翼，政委陈漫远。第五十八团团长李明瑞（兼），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李谦，政委麦农本。第二营营长李显，政委黎心诚。

部队在桂岭休整了四天。经过休息和补充，战士们的斗志好了起来。此时，冬衣也都准备好了。

一月十七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部队再次离开广西境内，经湖南江华县大夕、广东连州清水镇，于十九日进至离连州六十里的东陂圩。在这里，邓小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要不要攻打连州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攻打连州，就一定要在连州停下来，北江即不易通过。他估计北江此时还没有重兵把守，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是可能的。会议接受邓小平的意见，决定绕过连州城，迅速赶到北江和湘南宜章一带开展工作。但是，当部队行至星子圩时，得到情报说离此三十里的黄沙埠已有两个团的湘军据险扼守，已难通过。因此，又决定回师连州。二十一日，进抵连州城外。邓小平、李明瑞决定吸取打武冈的教训，放弃攻城。

在城外，部队因筹款逗留了几天。期间，分别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和一次干部大会，讨论七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邓小平在干部大会上提出向广东乳源县梅花、太平、杨家一带前进的设想。他说，据了解，那里有赤卫武装，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会上，就邓小平的这个想法展开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很迅速地出梅花、太平、杨家，攻坪石。理由是：攻连州没有把握，而且即使攻下来后工作也不是容易开展起来的。部队眼下需要群众影响及补充，而梅花、太平、杨家有群众基础，可以补充兵额、安置伤兵，在梅花、太平、杨家，有群众作依靠同敌人打个硬仗。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再攻连州。理由是：部队现在应有攻坚的决心，如能将连州的工作开展起来，政治影响会比攻梅花、太平、杨家大些。攻下连州能得到长时间的休息，物质上也能得到很大的补充。会议最后决定接受第一种意见，出星子圩经黄沙埠到北江。

二月一日，红七军到达广东乳源县梅花村。这是一个约一二里见方的小盆地，住着二三百户人家。周围是丘陵，长着密密的灌木林。梅花村虽然是一个小圩镇，但地理位置却很重要，处于湘南和粤北交界的地方，是乐昌、乳源、连县、宜章、临武等县的中心点。三年前，这里曾受到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的波及，接收过起义军伤员养伤，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前委打算在这里补充红军，安置伤员，并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

邓小平在梅花村的棉花坛见到了中共乐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谷子元。从谷子元那里，邓小平才知道，一九三〇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

这时，根据李明瑞的表现和本人要求，邓小平代表前委批准李明瑞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根据工作需要，补选李明瑞为前委委员。

二月二日，得到情报说粤军邓辉率一个团追来。前委分析后认为：部队的情绪和作战能力比前一段有很大的变化，又占着有利地形，吃掉敌人这个团没有问题，不能错失这个大好机会。这一仗打胜了，红七军的影响扩大了，在小北江立足就不成问题。随即作出布置，开展迎战动员，构筑阵地工事。二月三日，敌先头部队向红七军阵地发起攻击。红七军和敌军交手后才知是三个团，其中有两个团的战斗力很强，敌众我寡。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都亲临前线指挥。经过五个小时激战，红七军伤亡四五百人，干部损伤过半，五十八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李谦、五十五团一营营长章健在战斗中牺牲，龚鹤村、袁振武、李显等负伤。

部队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指战员十分疲惫，失败情绪大增。看来在梅花一带无法立足了。前委临时召开会议，决定彻底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的计划，改为渡过乐昌河，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的休息”。

二月五日，红七军到达乐昌与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口，准备渡过乐昌河（即武水）东进。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商量决定，由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渡河，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及军直属队作掩护。原定在拂晓渡河，后因战士疲惫未能实现，故拖至午后才开始渡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只有两只小船，一次最多只能渡过二十来人，渡河速度十分缓慢。下午三点多钟，邓小平和李明瑞率五十五团渡过河去，控制了滩头阵地。随后，五十八团的大部也渡过了河，只剩下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连约六百人未能渡河。这时，乐昌和韶关的粤军同时扑来。已渡河的部队在邓小平、李明瑞的指挥下与敌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但因敌人不断增兵，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与未渡河部队失去联系。张云逸率部撤至乳源县瑶族聚居的必背、半岗岭、埋坑山里。

邓小平、李明瑞率过河的五十五团及五十八团大部以急行军摆脱敌军追击，经仁化进入江西的大庾（今大余）境内，随后又向崇义前进，寻找中央红军。

二月十四日，红七军过河部队在崇义县的杰坝与当地上崇南游击大队会师，随即占领崇义县城。这时，邓小平等才知道离县城三十五里有红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并随即派人联络。三天后，邓小平与中共赣南行动委员会（后改称赣南特委）的负责人见了面，“得悉他们这里同上海党中央有交通线，并且得悉党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

在没有确立新的目标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在崇义开展工作，以崇义为中心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加紧整顿、发展部队。同时，设法与张云逸所率部队联系。

邓小平从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取消红七军前委，成立团委，并任团委书记，委员有许卓、李明瑞。

在崇义开展工作困难很多。这里党组织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干部十分缺乏。红七军团委和崇义县委举办了干部训练班，抽调部队和地方基层干部、党团员参加学习。邓小平和许卓等亲自为训练班讲课。经过积极工作，建立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并开始提出分配土地问题，群众慢慢发动起来。

半年以来，红七军执行中央的命令向大城市进攻，屡遭失败，一再陷入困境，部队战略发展方向应该如何，始终困扰着这支部队的领导人。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在时，红七军在形式上似乎与中央还有着联系，邓岗离开后，红七军与中央形式上的联系都没有了。乐昌河一战，红七军被拆成两部分。五十五团及五十八团大部留在崇义发展，还是寻找别的地方发展？领导人心中没有底。此时，崇义的敌情并不严重，部队正在休整，而且崇义到上海有可靠的党的地下交通线。因此，邓小平打算从这里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三月七日，邓小平把这一想法告诉许卓、李明瑞，他们都表示同意。最后团委决定，在邓小平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团委书记。之后，邓小平便和许卓一起去离崇义三四十里的杰坝，同当地特委的同志一起讨论、布置工作。邓小平打算从杰坝再回到崇义县城给部队布置工作后即沿地下交通线去上海。

三月九日傍晚，邓小平和许卓在崇义的长潭区与从信丰赶来的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致中一起研究地方工作。陈致中说，蒋介石正调兵遣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敌人可能很快要进攻崇义。邓小平认为，崇义“群众基础薄弱，红七军力量亦不厚”，这里很难站住脚，红七军不如到信丰去，因为原来在信丰的红三十五军撤走后，“赤区逐渐失败”，如红七军去，既可以巩固当地的赤色政权，又更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作用会更大。他和许卓研究后，决定红七军第二天即出发去信丰。

三月十日上午，雷声隆隆，大雨滂沱。粤军两个团以及一些民团开始攻打崇义县城。因为侦察工作做得不好，以至敌人到了城边时才被发觉，仓促交战不久，李明瑞即率部队向过埠撤退。

这时，邓小平和许卓在长潭红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后正在往崇义县城方向去的路上。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得知敌军已经攻下崇义县城，部队已安全撤往过埠方向。邓小平即同许卓商定：许卓往过埠方向追赶部队，他返回杰坝，利用崇义党组织的地下交通线动身去上海。邓小平叮嘱许卓：部队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也必须经过一个时期到信丰。只有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老“赤区”群众会合起来，红七军才能实现其任务。

邓小平回到杰坝。第二天，他化装成买山货的商人，在交通的带领下，步行几天，经大庾到达广东省的南雄。南雄城内有一个中共地下交通站，他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交通站又另派一名交通，带领他步行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在广州停了半天，当夜登上去香港的轮船，随后由香港到达上海。

邓小平这次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完全是工作需要，出于他作为部队党的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感，并且是经红七军团委三人事先研究决定的。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可是，就是这件事后来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在中央苏区他遭受错误打击时曾因此受过审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等人诬陷为“逃兵”，邓小平专案组曾对此作了刨根究底的“调查”，但没有查出有什么问题。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向来看重干部历史问题的毛泽东，在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提到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是没有历史问题的材料。”从而，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定论。

邓小平走后，李明瑞率部于三月中旬撤至遂川的大汾，向永新前进。

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一部摆脱敌人后，在坪石渡过乐昌河经汝城、桂东，三月中旬在湖南酃县的十都圩附近与王震率领的湘东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会合。两支部队一起南下到资兴、汝城寻找李明瑞所部。四月初，终于在永新与李明瑞部会合。不久，红七军与红二十军、湘东南红军独立师一起，参加中央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七月，红七军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红七军离开右江后，转战湘、粤、赣，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他们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下，屡战屡挫，屡挫屡起，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成为一支打不垮、拖不垮的英雄部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手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转战千里”几个大字。

红七军的历史是辉煌的，也是悲壮的。离开河池时有七千健儿，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仅剩二千多人，有几千名指战员在转战中牺牲或流落。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李明瑞，他作为北伐军的著名将领，拒绝蒋介石和桂系军阀高官厚禄的拉拢，毅然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他参与领导龙州起义，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建立了功勋。但是，在他率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一九三一年十月，被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人诬蔑为“改组派首领”，惨遭枪杀，年仅三十五岁。

最了解李明瑞的莫过于邓小平。对于李明瑞的死，他十分痛惜，曾几次对毛泽东说过，李明瑞是错杀的。一九八六年一月他到广西视察工作时特别讲到：李明瑞“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要多宣传李明瑞，他英勇善战。”

邓小平对李明瑞的深切怀念，也包含着他对这段经历的特别珍视。从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到率领红七军转战，他在广西战斗、工作了一年半时间。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较大区域的全面工作，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的情况下，他坚持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领导创造了大革命失败后团结国民党左派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他亲身进行了一次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完整实践，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方面，获得了一般人难有的深刻认识和经验。这对他后来思想和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