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八月底，邓小平化装成商人，秘密从上海黄浦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前往广西。临行前，有孕在身的妻子张锡瑗为他准备了简单的行装。

他此行的任务主要是在俞作柏、李明瑞等广西上层人士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全面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和邓小平同行的有龚饮冰。龚饮冰这时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此行是负责党中央与广西党组织的联络。

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一九二五年后，广西一直由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集团掌控着。一九二八年六月，当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动“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控制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为建立个人独裁，就开始排除异己，准备各个击破地解决其他新军阀了。蒋介石的第一个目标，首先瞄向控制广西、武汉和冀东的以李宗仁为首的广西新桂系集团。一九二九年一月，蒋介石利用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削减包括新桂系在内的各军阀派系的实力。二月，由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指责桂系集团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决定开除李宗仁、白崇禧党籍，并决定派兵讨伐。三月底，蒋桂战争终于在长江中游地区爆发。

蒋介石对新桂系军阀一方面兵戎相见，另一方面又对新桂系集团内的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进行拉拢、引诱和收买，并策动李明瑞在前线倒戈，致使桂军全线崩溃。六月，李宗仁、白崇禧逃亡海外。俞作柏、李明瑞率部占领梧州，七月三日进兵南宁，并且迫使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黄绍竑也离桂逃港，第一次蒋桂战争宣告结束。随后，蒋介石委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国民党军编遣委员会广西分区特派员（后称第四编遣分区主任），统领全省政治和军事。

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的军政大权后，企图建立一个独立于蒋介石南京政府和李宗仁新桂系之外的政权。但是，他们在广西的根基比较薄弱，新桂系军阀其他旧部也不甘心失败，伺机从内部破坏和发难。在外部，蒋介石对他们并不放心，派出郑介民、卢奕农等一批亲信到他们的军政部门中担任要职，暗中监视。另外，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也派人插手广西。在这种情况下，俞作柏、李明瑞认为共产党是一支可以借助而不会给自己带来多大危害的政治力量。于是，他们听取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的建议，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协助他们工作，以巩固其地位。俞作豫是中共党员，参加过广州起义，对俞作柏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分析情况后认为，俞作柏、李明瑞是广西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蒋桂战争中虽然倒向蒋介石，但与蒋介石始终貌合神离。俞作柏在大革命时期，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与广西的中共组织早有联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俞作柏因捐枪资助农民自卫军而遭到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通缉，被迫寄居香港。在港期间，他与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李立三、恽代英、杨殷等常有联系。一九二九年蒋桂战争爆发前夕，他在征得中共广东省委同意后，接受蒋介石委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总参议头衔，与俞作豫一起赴武汉联系李明瑞开展倒桂活动，并酝酿和制定先倒桂后反蒋的军事计划。六月，俞作柏在由武汉赴广西就职途中，特意取道广州、香港，与中共组织负责人洽谈，要求中共选派得力的干部赴桂工作。李明瑞是俞作柏、俞作豫的姑表弟，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副军长等职，参加过汀泗桥、贺胜桥战役，是北伐军中的一员骁将。他对共产党有好感，同情革命。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主动提出与中共合作，是中共在广西立足、发展十分难得的时机。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活动始于一九二五年。这年的十月，在广西梧州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派廖梦樵、邓拔奇等到广西，组建中共广西地委。一九二八年初，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广西地委改组为特委，并派干部到广西恢复党的工作。十一月，由于叛徒出卖，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广西党组织的工作遭受严重的损失。一九二九年一月成立中共广西省委。但这时中共在广西的“全部工作已经停顿”,“各地党部多数失了联络。”随后中共广西省委改为特委，隶属于广东省委领导。

中共六大之后，党中央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秋收起义的成功经验，认识到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不是自然而然地、自动地，必须依据历史形势的分析和估量，作出准确的判断，制定相应的策略。中共中央曾两次发出通告指出，要在将来的蒋桂战争中，利用蒋桂矛盾，选择其薄弱的一环作为工农武装暴动的出发点。而此时，新桂系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力量逐步瓦解，成为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同意俞作柏、李明瑞的要求，派一批干部去广西到俞作柏、李明瑞的政府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发展广西的党组织和掌握武装力量做准备。在邓小平去广西前后，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还先后派出贺昌、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即龚楚）、叶季壮、徐冠英、史书元、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袁也烈）、佘惠、沈静斋、李干辉、王逸、林礼等四十多名干部进入广西。

邓小平去广西工作的担子是非常重的。这时，他才二十五岁。选派他去广西，体现了党中央对他的信任。两年前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后在冯玉祥国民军联军的中山军事学校工作，积累了做统战工作和武装工作的经验。到党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秘书和中央秘书长后，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机警、果断、干练的作风，党中央负责人都看在眼里，特别是分管中央军事部工作的周恩来对他有了新的了解。由于广西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派遣一大批干部去广西工作的同时，还必须选派一名干部去全面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工作。党中央认为邓小平是合适的人选。

九月初，轮船抵达香港，邓小平作了短暂停留。他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关于广西情况的介绍，对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情况和广西的政治局势，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随后，他和龚饮冰取道越南抵达南宁。

在南宁，邓小平被安排住在南宁市公安局的楼上。早邓小平一个多月从香港被派到广西工作的中共党员龚楚，此时担任南宁市公安局长。龚楚与李明瑞曾是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的同窗好友，深得李明瑞和俞作柏的信任。邓小平和龚楚住在一栋楼里，化名邓斌，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

南宁市的南门大街东侧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民房，门前挂着“光昌汽灯店”的招牌，一楼的铺面里挂着各式汽灯，经营出租和修理汽灯业务。楼上用木板隔成三个小房间，这是中共广西特委机关所在地。

在这里，邓小平同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接上头。他听取雷经天和比他早一点来到广西的陈豪人以及早已在广西的俞作豫等人介绍情况，向他们传达党的六大的决议和中央有关指示，并同他们一起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研究了今后广西的工作。

邓小平正确地分析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前后的政治态度和广西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化情况，确定对俞作柏、李明瑞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计；同时确定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力量。

鉴于当时中共派往广西的干部多拥有不同的内部关系，邓小平决定党内仍然采取单线联络、秘密接触的方式。他的身份只有少数干部知道，他对工作的指示，一般是通过担任省政府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陈豪人去传达，其他中共党员干部也接受陈豪人单线领导。

九月十日至十四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今后工作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总路线，即：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加紧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区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为最重要的工作中心区域；成立赤色工会组织，扩大赤色农会组织，加强农村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作用；创造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宣传鼓动与训练工作；建立职工运动；领导农民做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的斗争，尤其是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推进游击战争；加紧士兵运动，等等。会议还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广西特委。

邓小平等中共一批干部先后来到广西，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在大革命失败两年多后广西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的局面。

首先，俞作柏同意解散广西国民党原各级党部，并逮捕一批国民党的“清党委员”，使蒋介石和新桂系在广西的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其次，通过俞作豫的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来广西工作的干部被安排到俞作柏、李明瑞的军政部门担任要职。俞作柏下令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四一二政变时被新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群众被释放。其中有中共原南宁区委负责人罗少彦、广西工人运动负责人何健南、共产党员谢鹤筹和吴西等。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建立广西红军的骨干。

第三，加强俞作柏、李明瑞创办的国共合作的广西教导总队建设。教导总队办起来后，共产党员徐开先（后脱党）、张云逸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教导总队共有三个营九个连，一千多名学员。中共广东省委派来的一百多名工人、学生党员安插到教导总队的各个连队当干部或学员，有些党员则安插到总队担任政治教官等。各连队还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经常向学员进行政治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使连队的政治气氛极为浓厚。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则采取“调虎离山”或“明升暗降”的办法，剥夺其指挥实权。教导总队名义上是训练军官，为广西的部队服务，实际上成为中共广西党组织改造旧军队、培养革命骨干，为建立革命武装作准备的一个基地。

第四，帮助李明瑞改造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

警备第四、五大队是李明瑞到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张云逸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担任过师参谋长，第四军之所以战斗力强，是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他同意由张云逸兼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帮助改造第四大队。张云逸随即向李明瑞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由他自己选配一名得力的副大队长当助手；二是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李明瑞表示同意。这样，党组织决定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的共产党员李谦担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还推荐中共党员佘惠担任大队政治部主任。张云逸等到任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以合法身份进行部队的改造工作，在提高士兵觉悟的基础上，发动士兵揭露反动军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恶行，并撤换一批反动军官，从教导队调来一百多名中共党员学员担任连排干部，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只一个多月时间，部队就从原来的一千多人扩大到两千多人。

俞作豫担任第五大队大队长，对第五大队也进行有效的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并对一些地方政权进行改造。他们授以共产党员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革命武装“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拨发三百多支枪以示支持。俞作柏还任命若干农民运动领袖担任了右江地区一些县的县长，使中共对这些地方的影响和控制力大大加强，促进了整个右江地区工农运动的发展。

上述这些工作，有的是邓小平亲自领导做的；许多则是他在背后指导或推动的，因为当时在广西党内一直采取单线联络、秘密接触的方式，他不可能更多地走到前台活动。后来邓小平回忆说：

“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中共广西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即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到十月，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特别支部有九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五个。在南宁市已建立轮船、汽车、机关等行业的十个支部。全省已有共产党员四百二十人，团员一百三十人。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和凤山县农民自卫军已发展到二千多人。向都县成立了农军总指挥部，有一千多人枪。那马、龙茗、思林等县农军先后举行了起义。

广西局势的变化，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恐慌，他们高喊：“左右两江赤焰滔天”，原东兰之共匪“死灰复燃”。失去广西地盘的新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说：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

然而，此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由于对广西的情况缺乏实际了解和“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广西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对俞作柏、李明瑞的进步倾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领导下的广西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错误的批评。十月八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说：

“目前两广尤其在广西的工作形势中，一方党的群众基础还不宽广，另一方广西党部却多多少少对于广西军阀政府的设施已存有幻想”,“不管现时广西军阀口头说得如何漂亮，对群众表示得如何好，只要群众的革命斗争一起，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一起，凶恶的军阀原形将必要暴露。”

信中还提出广西党组织目前工作中存在着种种危险，“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极值得予以“最严重之注意”。强调：反改良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两广局势中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与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发生。十月三十日，中共广东省委在给广西特委的信中，再次对广西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面对党中央的批评，邓小平等坚持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始终认为：俞作柏、李明瑞虽是国民党军人，但与蒋介石和新桂系不同，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对他们一切进步的行动应该给予支持；党与他们之间对革命有利的关系应当坚持和发展。正因为邓小平等没有盲从党中央的错误批评，使得广西的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是继续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但是，这时广西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早在八月间，国民党改组派头子汪精卫，策动时任蒋介石讨逆军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的张发奎反蒋，由湖北南下攻占广东以之作为反蒋的基地，并派薛岳到南宁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共同反蒋。薛岳抵达南宁后，给俞作柏、李明瑞颁发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南路讨蒋军正、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又调拨八十万元巨款，并再进一步以打败广东陈济棠部占据广东部分富庶地区相利诱。俞作柏、李明瑞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只要与张发奎联合在南方举兵，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也必会响应，造成对蒋介石的南北夹击，反蒋必胜。再者，俞作柏、李明瑞已看到，蒋介石容不得他们与中共合作，一直伺机解决他们。此前，蒋介石曾电召俞作柏赴南京述职以图构害，并给李明瑞发电离间他与俞作柏的关系，进行威逼恐吓。俞作柏、李明瑞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遂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当时广西党组织内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现在党在南宁已掌握了有几千人的武装，可以趁机在南宁举事；也有人主张把这些部队拉到靠近广东交通比较方便的梧州、桂平一带，另图发展；还有的人甚至认为可以跟随俞、李去参加倒蒋战争，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

当大家议论纷纷、委决不下时，一直负责传达邓小平指示的陈豪人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俞作柏、李明瑞主桂不久，立足未稳，其军队多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旧部，成分复杂，仓促反蒋，必将失败。目前一方面应当向俞作柏、李明瑞陈述利害，劝说他们不要轻率出兵，以免上国民党改组派的当。另一方面，要作出应变决策。如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们应当把部队拉出去，但不能到敌人驻有重兵的梧州、桂平一带，而是到群众基础较好而蒋、桂力量难以控制的左右江地区，同农军结合起来，做好暴动的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广西特委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左右江地区的工作，决定派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建立广西农协右江办事处和筹建中共右江特委；派严敏、陈洪涛、张震球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建立中共县委机构；派何健南、麦锦汉、吴西、甘湛泽、苏松甲等去龙州地区发动工农运动。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工农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方面的劝告，决意出兵。邓小平等一再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总队、警备四大队和五大队带去作战，以便留在南宁维护后方并作应变。经一再说明和坚持，俞作柏、李明瑞表示同意，并委任张云逸为南宁警备司令。

九月二十七日，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宣布成立南路讨蒋军，俞作柏任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兼第一路指挥。十月一日，命所部进攻广东的陈济棠部队。

俞作柏、李明瑞率部离开南宁后，邓小平迅即作出应变部署：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舶，以备一旦有变，立即把军械库中的几千支枪和大量弹药、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等装船外运；命令在南宁受训的韦拔群领导的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

俞作柏、李明瑞出师刚三天，所部新编第十六师吕焕炎在梧州通电拥蒋。第四天，李明瑞的亲信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在桂北通电倒戈。随后，李明瑞嫡系第十五师主力四十四旅旅长黄权也宣布拥蒋。这些人都是被蒋介石收买了的。这样，前后不到十天，俞作柏、李明瑞便败退南宁，身边仅剩几个亲信马弁。接着，陈济棠派三个师进入广西，逼近南宁。

俞作柏、李明瑞兵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城内一片骚动，反革命势力骤然嚣张起来。十月六日，一些反动分子捣毁了省农协机关。留守南宁的广西教导总队总队长许廷杰煽动学员投蒋。紧急关头，张云逸等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破坏和叛乱，稳定了南宁的局势。

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即刻举行兵变，把所控制的部队拉出南宁。

十月十三日晚，南宁市区内枪声大作。兵变部队打开军械库，搬走所有的枪炮和弹药。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宣布行动后迅速撤离南宁。俞作豫率领第五大队撤往左江，俞作柏、李明瑞带特务营同时前往。张云逸则率教导总队一部分和第四大队由陆路向右江地区开进。

邓小平决定在南宁起事，然后把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同农军结合起来，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党的兵运工作策略在广西的一次成功实践。

早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邓小平在参加留守中央工作时，中共中央就曾发出过一系列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指出：在士兵运动过程中，一定要使士兵斗争“有意识的走到与工农会合的总暴动路上”，尤其是有夺取政权意义的兵士暴动，“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七月十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中也强调：“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

邓小平到广西后，从广西实际出发，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兵运工作策略。当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告反蒋失败后，他又汲取过去党领导的一些起义没有把“兵变”与工农斗争结合起来而导致失败的教训，作出“兵变”后部队开往农村，同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策。这与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是相通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毛泽东先后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集中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还经常登载有关朱毛红军和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文章。邓小平当时任党中央秘书长，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和朱毛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是非常了解的。

十月十四日早晨，晨雾迷茫。在南宁海关码头，邓小平指挥部队将枪械弹药等军用物资搬上大小船只。他最后一个登上一艘汽船，指挥船队溯右江驶往百色。

当时在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的袁任远后来回忆说：

“我和佘惠是和小平同船而行。过去我们只知道小平是我们的领导，但从未见过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他当时化名叫邓斌，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小平遇事冷静沉着，机智果断。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在恩隆县（今田东县）的平马镇，邓小平和张云逸会合了。这是邓小平来广西后与张云逸的第一次见面。张云逸，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广东军阀张发奎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夏被党中央派来广西从事兵运工作。邓小平来到广西后，张云逸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但从未见过面。

几十年后，张云逸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他同邓小平这次会面的情况：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儿，忽然看见叶季壮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二十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哦！你就是邓小平！'”,“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却一直没有见过面。邓小平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相互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十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进驻右江地区的百色县城。

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的交界，山高林密，回旋进退大有余地，是打游击的好地方。百色是右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也是连接三省交通的要冲。兵变部队进驻后，这里成为广西革命活动的中心。

邓小平选择落脚右江地区，主要是因为这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这里是广西土地革命和革命武装斗争开展得比较早的地方。特别是，农民领袖韦拔群率领的由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群众组成的一支农民游击队，长期活跃在这里。韦拔群出生于广西东兰县壮族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曾参加护国讨袁运动。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曾听过毛泽东讲课，结业后回广西从事农民运动。他在右江地区领导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反贪官、抗捐税，搞得热火朝天。一九二六年春，新桂系军阀派兵镇压，他率农民自卫军坚决抗击，占领东兰县城，迫使反动政府承认东兰农民运动的合法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的这支东兰农民武装，始终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

就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进入百色前后，韦拔群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率领东兰、凤山农军一千多人，首先攻占太平区和武篆区，随后又兵分三路攻下东兰县城，赶跑反动县长，推翻国民党县政府，并将中共东兰县革命委员会迁入县城办公。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住在百色城内的粤东会馆。会馆是一七二八年由广东商人集资修建的，是一个大四合院，雕梁画栋，古色古香。

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粤东会馆主持召开党的会议，着手筹划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作出四项决定：第一，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中共六大精神和苏维埃的性质、任务。帮助地方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工会与工农武装组织。宣布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减轻工农群众负担。第二，继续整顿和改造部队。在官兵中着重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士兵觉悟，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罪恶行为，实行官兵平等，反对军阀作风。对少数反动的旧军官，采取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等办法加以处理。同时吸收大量工农青年和进步学生入伍，增加部队工农成分的比重。第三，武装工农，大力支持工农运动。通过地方党组织，把枪支发给基本群众，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会后，以俞作柏的名义，宣布张云逸为右江清乡督办公署督办，利用原有的旧督办机构系统，通令各县上缴款项，为起义筹措经费。

在邓小平和张云逸的领导下，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最要紧的是立即武装群众。以百色为中心的右江一带，一方面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一方面又红白对立，革命武装和反革命武装犬牙交错，土匪多如牛毛，地主豪绅武装已编成队伍，有枪二千多支，主要集中在东兰、凤山一带及平马的乡村中。在到达百色的第一天，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就通过右江地区各县党组织，将从南宁运来的五千支步枪，分给东兰、凤山、奉议、平马、果德、向都等六县农会，武装群众，组织农军。邓小平还让从韦拔群处来的中共凤山县委书记兼农会主席黄松坚转告韦拔群，让他带领农军继续清除南丹、凌云、乐业一带的地主豪绅武装，武装工农，扩大部队。

右江地区农民武装迅速扩大，斗争情绪空前高涨。警备第四大队分兵帮助各县农军打击地主豪绅武装，占领东兰、凤山、凌云县城。很快，奉议、平马、思林、果德、东兰、凤山各县的农会建立起来。百色、向都、凌云等县虽未建立县农会，但一部分乡的农会建立起来了。在平马还成立了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以指导右江地区各县的农民运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也较快地发展起来。百色、奉议、平马、思林、东兰、凤山等县均已建立了县委，果德、向都县也建立了特别支部，右江地区党员总数达到五六百人。

在百色，邓小平亲自做工会组织的发展工作，发动工人群众先后建立各行业工会十九个，在十二月初还建立了百色总工会，并组建起百色工人赤卫营。

邓小平深知政治教育对于改造一支旧军队的重要性。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警备第四大队队部设立了政治委员会，作为政治工作的最高机关，各营、连设立了政治委员即指导员。几级政工干部注意运用各种形式启发士兵的阶级意识，每周上政治课一至二小时，经常召开士兵会，组织唱革命歌曲等。还组织士兵到工厂和乡村中去，向工人农民做宣传，并接受工农的教育。在加强政治教育的同时，加紧军事训练，并注意在与地主豪绅武装的作战中锻炼新兵。

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邓小平指导创办了《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等报刊，在部队和群众中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多次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和士兵大会，并在会上演讲、作报告，还亲自给干部、士兵和群众讲课，讲党的六大决议、苏维埃政权建设等。当时和邓小平一起在广西工作过的袁任远，后来回忆邓小平在广西省立第五中学即百色中学给学生们讲课情形说：“他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第五中学的学生听了邓小平的课后很受鼓舞，主动组织宣传队到城郊乡村进行宣传，帮助组织农会。后来，有不少学生参军、参加革命，成为武装起义的骨干。

百色红了，右江红了，地主豪绅惊恐不安。他们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负隅顽抗；一面同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等反动武装相勾结，企图消灭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领的警备第四大队。

广西警备第三大队，表面上和警备第四大队是“兄弟”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反动的队伍，主要由流氓、散匪组成。大队长熊镐，原来就是一个土匪头目。在俞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后，他就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警备第四大队挺进右江后，他奉命率部尾追第四大队进驻平马、那坡（田阳县）一带。

邓小平和张云逸早就看穿了熊镐的图谋。在群众发动起来并给地主豪绅武装以相当打击之后，解决警备第三大队就成为当务之急。他们决心歼灭这支为虎作伥的反动武装。

恰在这时，奉议县农民截获一份黄绍竑给熊镐的密令，命令熊镐“先发制人”，消灭警备第四大队。邓小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制定歼灭警备第三大队的作战计划。会上，大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要保存警备第四大队这支初建的革命队伍的实力，不能采取与敌人硬拼的办法。刚好在这个时候，又收到熊镐给张云逸的一封信。熊在信中提出要来百色“商谈防务”。原来，熊镐有着他的如意算盘。他想借机到百色窥测动向，以便制造攻击第四大队的事端。邓小平和张云逸经过缜密的思考，决定将计就计，“智取熊镐”。

邓小平和张云逸商量后，由张云逸出面在百色宴请熊镐。熊镐接到张云逸“宴请”的复信后，自以为得计，于十月二十八日换上便衣，带着几个随从来到百色。在酒席宴上，熊镐束手就擒。与此同时，驻防平马的警备第四大队一部在农民军配合下，于二十八日下午围歼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歼其一千多人，缴枪七百多支，为起义扫清了障碍。

十月三十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的指挥，前委直属于省委领导。特委应与前委建立经常的交通关系，供给他们以广西政治军事及群众斗争的材料。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

十一月五日，在俞作柏、李明瑞举兵反蒋前夕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传达中央对广西工作的指示。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同意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党和军队的指挥，由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还颁发了红七军的番号，并要求在龚饮冰回到广西后的十天之内举行武装起义。

邓小平立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部署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会上，邓小平提出：从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央要求在十天内起义，比较仓促。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

中共中央原要求广西前委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举行起义，鉴于准备工作尚不充分，邓小平和前委研究决定推迟到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举行。邓小平后来这样说：“关于暴动的问题，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但是得到中央的指示以后使我们更坚决，不过必要有准备工作。因此时间上并不能机械的确定，直到以后军队中我们已有强固的组织才决定广暴纪念日期，但这次发动并不是上级的命令，还是经过士兵们及大会来决定的。”

起义的日期定下来以后，在邓小平和前委的领导下，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加具体、紧张地进行。

一是广泛开展起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特别是对部队进行起义的教育。在报纸上公开提出“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等口号，并印发《目前政治形势与共产党的任务》《苏联》《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打红军》《红军》等小册子。同时，在党内开办训练部，统一党员的思想，坚定起义的决心。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还宣布取消二三十种捐税。

二是加紧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为了保证起义后部队的干部补充，招募了一大批革命青年成立新教导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军事训练方面，主要是由军事教官讲授战略战术、游击战，讲授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等军事基础知识，讲授射击要领并进行实弹射击。

为了防止部队分散而发生变故，邓小平和前委研究决定，将部队主要集中于百色、平马一带。

百色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谋划之中。而这时，中共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他在百色匆匆布置工作后，带领佘惠、袁任远等一批党员干部前往龙州，部署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打算随后由龙州绕道越南、香港去上海。

第一天，他们到达平马，在那里住了一晚。当晚，在平马经正书院，邓小平听取了中共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关于百色起义地方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邓小平指示要尽快肃清白色据点，加紧群众工作。

第二天一早，他们往龙州方向出发。走到恩隆和向都交界的榕树坳（今属田东）时，与从龙州来百色的李明瑞等人不期而遇。

原来，南宁兵变后，在邓小平、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开往右江地区的时候，邓小平指示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利用护送俞作柏、李明瑞之机进驻左江地区的龙州。

龙州，位于左江上游，是一个边陲重镇。南面与越南接壤，东北通南宁，水陆交通便利，是左江上游各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俞作豫十月二十日率部和俞作柏、李明瑞到达龙州后，以俞作柏的名义宣布他就任广西龙州全边对汛督办。他用这一合法身份，收编督办公署直辖的十三个武装巡缉队三百多人和原留守龙州的桂军十五军吕焕炎师教导队四百人，并招募一批新兵，新组建了四、五、六三个营，使第五大队的兵力增加了一倍。他委派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分别担任养利、龙茗、宁明、万承等县县长。同时，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县，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工会，组建农民赤卫军和工人赤卫军。他派人打开桂系军队设在龙州的后方军械库，把一千多支步枪、数万发子弹分发给龙州工人赤卫队和下冻农民赤卫队。为了进一步扩大武装力量，俞作豫还先后收编了龙州、养利以及左县、宁明、思乐、明江等县的土匪武装两千多人，分别编成第一、二、三、四路游击大队。

俞作柏到龙州后仅停留一周即取道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则滞留龙州一带。这期间，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带着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龙州等地，对李明瑞及其亲属进行拉拢、引诱，均遭拒绝。此时，李明瑞仍抱有东山再起的幻想，积极筹集军饷，整理部队。

十一月下旬，新桂系军阀与广东军阀爆发战争，在桂平、贵县地区混战。李明瑞想乘广西政局混乱、南宁空虚之机，联合右江地区的部队反攻南宁。他命令警备第五大队开到崇善（今崇左）待命，自己则亲往右江策动警备第四大队联合行动。

为了进一步团结、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邓小平带着李明瑞返回百色，同他彻夜长谈，向他宣传革命思想，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服他打消参加军阀混战的念头。邓小平还介绍李明瑞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在邓小平的开导下，李明瑞表示愿与旧营垒决裂参加革命，并立即返回龙州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

随后，邓小平率何世昌、严敏、袁也烈等到达龙州，主持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建立红军的指示和在百色召开的前委会议精神，并与李明瑞、俞作豫等一同研究龙州起义的具体计划，对龙州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本来，前委要求龙州于十二月十一日与百色一起举行武装起义，但因十二月初龙州发生警备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率部叛乱事件，邓小平决定推迟起义日期，等条件成熟再宣布起义。邓小平还决定由何世昌担任中共左江军委书记。

在龙州，邓小平又多次同李明瑞长谈，进一步做李明瑞的工作。他给李明瑞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介绍发动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全盘计划，并请李明瑞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更加坚定了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决心，从而保证了龙州起义的顺利进行。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在起义前抓紧进行改造旧部队和筹建地方政权的工作。

李明瑞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粗布便衣，亲自给官兵讲课，做起义的思想发动工作。他说：革命，这是我唯一能走的路，我们要准备起义，跟共产党走。

在龙州布置完工作后，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十二月十日，在中共广西前委的组织领导下，百色城里分别召开三个代表大会，即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和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在士兵代表大会上，通过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转变为红军第七军和建立右江苏维埃政府、官兵平等待遇、肃清反动军官等决议案。当晚，起义部队将百色县的县长、禁烟局长等拘禁起来，并收缴了县公署、禁烟局、公安局、商会的存枪以及与百色相邻的那坡、平马、果化、田州等镇商会商团的武装。

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山城百色，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工人、农民、职员和青年学生等三千多人，从四面八方赶到百色镇东门广场，参加中共广西前委在这里召开的群众大会。衣领上系着红带子的千余名官兵在红七军的军旗下面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军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全军辖三个纵队，共四千多人。

在群众大会上，颁布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其中提出：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村苏维埃！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苏维埃，分给农民，凡没收之土地不准买卖，等等。

同一天，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举行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有百色、恩阳、奉议、思林、果德、那马、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十一个县和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五个镇的农会代表、工会代表和红七军士兵代表共八十多人参加。会上选举产生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雷经天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韦拔群、陈洪涛、李南山、滕暄甫、黄大权、罗文佳、刘伟谋、蒋再兴、韦玉梅任委员。

十二日，在平马举行有三四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庆祝右江革命政权和红七军诞生，并宣布红七军军长、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就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晚上还举行了各种文艺活动。

为了加强对红七军的领导，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广东省委在给红七军前委的指导信中批准成立红七军前委，提出：“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前委书记由昭礼（即陈豪人——编者注）担任，如尚未离开，应仍由小平负责。”由于此时邓小平已去上海，这期间红七军前委书记一职由陈豪人担任，前委委员有张云逸、何世昌、李谦、韦拔群。两个多月后，一九三〇年二月，邓小平从上海返回广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红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指定小平、昭礼、云逸、龙光、伯群、云甫、世昌七人组织之，小平为书记，昭礼为政治部主任，云逸为第七军军长，小平、昭礼、云逸三人为常委”。中央还决定红七军应设军部政治委员，“指定小平为军部政治委员”。

百色起义后，在红七军前委的领导下，红七军在右江地区各县实行分兵游击，并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右江地区很快有十五个县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

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在左江龙州县城的新填地广场上，中共左江军委主持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工农兵群众大会，举行龙州起义。大会主席何世昌宣布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何世昌任红八军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红八军参谋长，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

红八军的部队以改造后的警备第五大队第一营和督办公署警卫营为骨干，加上整编后的县区武装等，组成两个纵队，共约二千多人，由何家荣、宛旦平分别担任纵队长。红八军成立后，李明瑞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一九三〇年一月，邓小平在回上海的途中到达香港。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这时，龙州起义尚未举行。这次会议就广西红军的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作出结论。三月十五日，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通讯》刊载了这次讨论会的内容。其编者按中说：“我们本来不准备再把讨论记录的全部发表，只因为广西这个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站在目前应扩大全国兵变的意义上，发表这个记录，把这次兵变所得的教训和经验传播到各地方党部是很必要的。因此我们把这个记录全面发表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对广西百色起义的评价是很高的，被认为是“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对于“扩大全国兵变”具有重要意义。

《军事通讯》刊载这次讨论会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报告和补充报告；二是讨论；三是结论。报告详细谈到了广西前一阶段军事工作的情况，谈到了红七军前委今后的工作，还谈到了红七军目前的现状。这个报告人是谁，原记录就没有留下姓名，已无从考证了，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报告人肯定是一个对广西党的工作和广西红军情况非常熟悉的人。而补充报告，从内容和口气分析，应该是邓小平所作的。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曾就此事写信询问邓小平。邓小平书面答复说：“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

邓小平在补充报告中讲到了为什么不在南宁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这应该是针对会议讨论中有人对不在南宁发动武装起义的批评讲的。他说：

“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到百色后，我们即公开坚决反对国民党，号召工农兵组织政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起来，但是当然这样我们却没有一时忘（妄——编者注）动，在短期间发动。对于发动群众的路线我们曾注意到，但不充分是确实的。解决豪绅的武装在最初的时候是要用特别的方法，及到军事上已较有根基即公开进行了。”

就大家所关心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说：

“这次我来经过龙州，驻了两天，会着×××等二十余同志，经我告诉他们发动的策略以后，他们都表示接受，已准备发动，并已共同议定发动前的准备以及发动后的工作计划大纲。内容大致与右江相同，主要是发动群众斗争与解决动摇不坚决的旧军官。此地农民要求组织农会之心甚切，工人也有二千，群众斗争，一定有可能发展”。“总之左江的发动是刻不容缓，如左江能发动，这对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大。这种斗争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

在讨论中，还有人发言，对广西发动群众工作、士兵工作、地方党组织工作和对李明瑞的态度以及广西工作的发展方向等，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报告人对其中一些批评意见和误解作了解释和说明。其中谈道：“发动群众的路线，在这次转变中是注意到的，不过还不充分，因此影响我们的基础不很坚固，这是事实。不过我们这次也并不是完全是自上而下的用命令主义专靠军事力量来转变，而好些工作还是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目前红军前委决未包办党，前委不过加重其政治上的指示”，等等。针对有人在发言中提出的“对李明瑞决不要存丝毫的幻想”的看法，报告人说明：“对李明瑞我们当然不好怎样还存有幻想，但是现在，在左江我们主观的力量还不够赶走他，而以为暂时利用他的线索去发动其下层群众工作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主要的要发动下层群众工作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建立工作的上层线索忽视掉！”

这一时期，对李明瑞怎么看，一直是广西工作的争论点。可以看出，报告人的看法是折中的，这也是当时广西党组织内和广东省委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邓小平的看法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对广西政治力量演变情况和李明瑞的处境及政治态度非常了解，不仅认为李明瑞是可靠的合作对象，而且还认为他是可以争取加入到党的队伍里来的对象。就在这次会议后，他向中央正式建议批准吸收李明瑞为中共党员。

这次会议最后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地方党组织方面对广西今后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布置。关于广西红军发展的方向，会议提出：“目前应把军队集中在平马、百色一带。将来在龙州方面的军队能够转变，也应把队伍拖到靖西，以与百色兵力会合”。

邓小平回到上海时，妻子张锡瑗临产住进了宝隆医院。他到医院照看妻子。不幸的是，生下孩子没过几天张锡瑗患产褥热去世，孩子随后也夭折了。

广西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邓小平来不及料理妻子的后事，便匆匆赶回广西。途经香港时，邓小平找到党组织安排在香港筹建秘密电台的李强，委托他到上海帮助料理张锡瑗的后事。

邓小平取道越南回到广西龙州时，龙州起义已经举行。他后来回忆说：“从越南地界就远远看到镇南关（即友谊关——编者注）上飘扬的红旗，红八军成立了”。

这时，刚成立的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工作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红八军的基础还控制在旧军官手中，刚刚建立的左江革命委员会未能有效地开展实际工作。年初以来，粤桂军阀混战，红七军前委认为桂系军队主力被粤军牵制在柳州、桂林一带，无暇顾及南宁，决定抓住这一时机进攻南宁。红八军成立后，红七军前委约定红七、八军主力于二月八日开赴南宁附近会合，然后夺取南宁。俞作豫即率红八军全部向南宁方向进军，准备配合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去攻打南宁。留守龙州的是极靠不住的刚收编的武装。

邓小平一到龙州，就听取留守龙州的红八军参谋长宛旦平汇报工作。在对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情况作了认真分析后，他首先主持召开中共左江特委和红八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他报告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会议形成的关于广西左右江地区工作的部署，就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工作提出了意见。他指出：左江各方面的工作，如党、革委会、红军、工会、农会等，要确定斗争的路线，要抓住中心工作，特别是革委会要做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的工作。

他明确指出：进攻南宁是错误的。从主客观的条件来估计，进攻南宁必遭失败。特别是红八军本身更危险，如去进攻南宁打了败仗，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会后，他即命令已到驮芦的俞作豫立即停止向南宁进军，红八军撤回龙州；同时命令在右江的红七军也停止攻打南宁。他提出，左右江应该很快地会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境发展，以期与红四军会合而扩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随后，他又几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反帝斗争、肃反斗争、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等各方面的工作任务。

这时，红七军的一部分正在隆安遭遇三千多桂军的围攻。原来，由于红七军过早公开了进攻南宁的口号，新桂系军阀则马上改变部署，决定先守住南宁并占据左右江地区作为后方，再攻打钦州、廉州的粤军。于是，他们命令熟悉右江地形的李画新为总指挥，率四个团的兵力，先向驻隆安县城的红七军大举进攻。红七军与敌激战后失利，经平马、百色退往东兰一线。

红八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撤回龙州后，二月九日，邓小平在龙州召集了一个包括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内的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改组中共红八军军委为红八军临时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委员有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涂镜吾（即涂振农）。同时改组中共左江特委，涂镜吾任特委书记。邓小平还考虑红八军在与红七军会合后即取消建制，将部队整编到红七军中去。

会上，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红八军和左江特委的工作方针是：

“一、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做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组织；二、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会合向外发展，应多方设法与七军联络，八军的发展方向应向右江推进；三、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四、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扩大红军的基础。”

会后，邓小平派第一纵队开到左江北岸的崇善、雷平、靖西一带活动，保持与右江红七军的联系；派第二纵队到左江南岸的凭祥、宁明等地围剿土匪，平息叛乱，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农会，筹集粮款。

这期间，邓小平宣布，前委决定接受李明瑞的请求，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定是邓小平在多次向中央建议未果的情况下，顶着各方面的压力作出的，后来受到中央和广东省委的多次批评。三月二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中说：“绝不要对旧军官存有丝毫幻想，即旧军官甚至其军事领袖，因一时没有出路，外面上对我们表示很好，也不可信任，给以任何名义，仍保留在旧部队。”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李明瑞现仍留在第七军，并且与以总指挥的名义，而前委又已通过他入党。如果如此，以群众工作基础不雄厚而旧军官基础没有完全破坏的第七军，则难免不发生问题。我们现在丝毫不让李个人在军队中占据领导。对李个人，我们坚决反对他入党，你们必须在整个路线转变中，驱逐他离开该地。”

邓小平在对待李明瑞的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的思想品格。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李明瑞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邓小平在龙州还指导召开有来自十三个工会的一百五十多名代表参加的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龙州总工会。总工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建立和发展工人赤卫武装，后来在退出龙州时工人赤卫武装被编入红八军。

随后，龙州、上金、凭祥、龙茗、养利等县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有的县虽未建立革命政权，但也成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范围。

在龙州，邓小平领导开展了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斗争。

左江地区与越南接壤，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早在一八八五年，龙州就被辟为通商口岸。一八八九年，法国在龙州设立领事馆。清政府同时设立龙州海关，但海关税务司一职却由法国人担任。西方一些国家还在龙州、崇善等地建起天主教堂、基督教堂，他们的一些传教士纷纷来到这里活动。法国在龙州开办的所谓慈善机构“育婴堂”，实际上是残害中国儿童的场所。

龙州起义的爆发，引起了盘踞在龙州的法帝国主义势力的极大恐慌。《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的第一条即是：“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资本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不准基督教在华活动。”红八军将反帝与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行宣传。法帝国主义势力迫不及待地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行干涉。他们封锁镇南关，并由法国驻龙州领事照会广西省政府，提出：“立请越南政府派遣指定之武装卫队来署卫护”。针对这一无理照会，二月十二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提出：

“我们中国革命的民众有如下声明：1、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2、中国广西左江民众为彻底解除痛苦和无压迫，必要实行自卫！并且要坚决的执行革命的外交。（1）收回海关；（2）没收法人基督教堂；（3）取消赴越护照费；（4）收回领馆，驱逐领事出境；（5）没收法在龙（州）资本企业。……”

二月十九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大会。左江革命委员会秘书长林礼以及工农兵各界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控诉帝国主义特别是法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罪行。大会还以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用英、法文发出反帝通电。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数千群众冲击法国领事馆，包围教堂，烧毁海关楼，群情激愤。红八军派一连士兵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领事夫妇、武官以及一些法国神父押至镇南关，驱逐出境。海关税务司法国人额格里慌忙逃离出境。当天，还逮捕了一批躲藏在法国领事馆、海关楼的罪大恶极的官僚、豪绅，枪决了民愤极大的龙州商会会长谢秋、龙州“清党”委员会头目区文俊等。

与此同时，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崇善等地也协同县革命委员会带领群众搜查法国教堂，驱逐传教士出境，并没收地主豪绅藏在教堂的财物分给劳苦群众。

龙州的反帝运动，震惊了世界。法国扬言派五架战斗机，携带四百磅毒气弹，联合桂系军阀，向龙州苏维埃进攻。不久，法国果真派飞机来龙州侦察示威，恰逢红八军部队在宁明县明江镇开群众大会。法国飞机掠过上空时，红八军战士开枪射击，群众示威高呼口号。法机在慌乱中坠落，机上三名法国人一死二伤。

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载文《广西红军占领龙州之意义》，高度赞扬红八军在龙州的反帝爱国运动。文中说：“广西龙州乃西南重镇，且是陆路商埠，为通安南的要道。这次红军占领了这极重要的城市，其影响无疑的是非常之大的。且龙州为法帝国主义侵略广西的根据地。这次为红军占领，必然可以掀起广大群众反法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在反帝运动上，更有重大的意义”。三月二十二日，《红旗》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的龙州》的社论，指出：“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二月下旬，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这时，邓小平得知红七军已经退出右江，但不知其到了哪里，同时也得到新桂系军阀将以重兵进犯龙州的情报。他认为，龙州是很难守住的，如不与红七军联络，红八军将会有极大的困难。他打算亲自去右江与红七军联系，同时着手改造驻扎在雷平县的红八军第一纵队，并考虑率第一纵队打下靖西后，在靖西指挥龙州的工作。因此，他与临时前委研究决定，立即由他亲率第一纵队攻打靖西，以打通左右江通道，同时加紧龙州附近一带的群众工作，待地方政权有相当基础时红八军即全部向右江推进。

临走时，邓小平对留在龙州的红八军军部的工作作了布置：向下冻、凭祥、上金及龙州四乡游击，收缴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农村斗争，没收土地，组织苏维埃，组织农民武装、工人武装；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加强军事上的联系；筹备经济。他还指定何世昌代理临时前委书记。

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离开龙州，抵达红八军第一纵队的驻地雷平县宝圩镇。他了解到第一纵队没有党组织，随即召开党员会议，决定建立中共第一纵队委员会，由袁也烈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说，党的委员会是部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事情，都要经党的委员会讨论后才能执行。袁也烈后来回忆说：“正是因为邓小平正确地解决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第一纵队有了党委的领导，它就团结了全体党员，团结了非党干部，终于显出惊人的力量，战胜重重困难，完成了艰巨的战斗任务”。

三月五日，邓小平率第一纵队一千余人向靖西进发。

刚刚起义的这支部队，存在着单纯军事行动的问题，打起仗来“硬碰硬”，不懂得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七日，部队到达湖润时，邓小平对官兵们说：

“我们红军每一个战士都要用两杆枪，除你们手上的武器之外还要掌握一杆宣传的武器，要做到既是一个战斗员，又是一个宣传员。对敌人作战时，要一面打敌人一面喊口号，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呢？还是做了军阀的工具呢？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我们欢迎你们过来！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了，敌人的军心就会动摇的，就会向我们投诚，或者是不拼命作战。”

围攻靖西县城的战斗并不顺利，数日未果。为了与右江的红七军尽快联系上，邓小平决定带一连人从果化过右江。行前，他指示纵队领导：一定要攻下靖西，随时注意龙州方面的情况，并向龙州发电报传达他的意见，要留在龙州的红八军军部按原决定行动。即：如敌人来犯，八军即向右江前进，即使敌人不来，待左江工作有相当基础时也须迅速向右江推进，以求得与七军整个的联络。

三月十一日，邓小平离开靖西。几天后，当他到达右江岸边时，发现红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沿岸仅剩几个赤色乡村，其余的已为敌人占领。十四日，邓小平到达向都县北区巴麻（今属田东县印茶乡）。十六日，邓小平在巴麻召开北区赤卫军和当地苏维埃政府部分负责人会议。听取向都县赤卫军北区常备营营长黄绍谦等地方干部的工作汇报后，他指示：向都地区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群众已发动和组织起来了，下一步的工作是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向都各区乡已建立农民赤卫军，要进一步发展工农武装，彻底消灭民团、土匪；要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还对与会的地方干部说，要注意克服单纯军事行动，将工作重心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

十七日晚，邓小平从坡烟渡口渡过右江，经果芬屯、桥兴屯，于二十日到达思林县的兰芳村，在那里等待东兰方面红七军的消息。

邓小平离开红八军第一纵队后，第一纵队久攻靖西不下。十四日，第一纵队与龙州红八军军部失去联系，不得已放弃攻打靖西的计划，回师龙州。当部队行至宝圩镇时，又得知龙州失守，军部去向不明。纵队党委决定部队去右江与七军会合。后在中越边境和滇桂、黔桂边境转战。

龙州方面的情况是这样：三月二十日，桂军十五军一师师长梁朝玑率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龙州。俞作豫率部仓促应战，在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后，撤出龙州县城，转战到凭祥、宁明、钦县等地。战斗中，宛旦平等英勇牺牲。在到达钦县南间圩时，俞作豫被迫把部队交给第二纵队纵队长刘贵廷指挥，自己率三十多人离开部队。后刘贵廷叛变，接受军阀改编。俞作豫辗转赴香港寻找中共组织时在深圳被捕，后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红八军失败了。

红八军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八军领导人没有积极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向右江靠拢的战略方针，舍不得放弃龙州较多的税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部队中反动的旧军官肃清不力，致使一些收编的部队纷纷叛变。红八军虽然失败了，但它存在了四十多天，在左江的广阔地区积极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年以后，邓小平为红八军纪念碑题词，给予高度评价：“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邓小平是这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以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抵制来自党内的“左”的思想倾向的干扰，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卓有成效地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旧军队的改造工作，为起义的胜利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在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邓小平领导在左、右江根据地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充分发挥各族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调动各族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邓小平在兰芳村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里，他多次找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军的干部谈话，研究布置工作，指示他们依靠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巩固苏维埃政权。他组织开办了为期一周的军事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他率领红七军战士和思林农民赤卫军第二营在兰芳村一带打土豪，没收土豪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他深入弄邓屯、岑律屯等地区的农民群众中，访贫问苦，召开农民赤卫军和群众大会，号召和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

四月五日，邓小平头戴竹笠脚穿草鞋，在一位红军战士的护送下，冒着毛毛细雨到达东兰武篆。这里是韦拔群的家乡，邓小平见到了韦拔群。

当晚，他们长谈至深夜。第二天一早，他们来到魁星楼。魁星楼是当地有名的壮族风格建筑，一座四层六角形塔式楼房，约有四丈多高。楼前有一清水塘，整座楼倒映水中，非常漂亮。过去这里是壮家人祭祀文魁星的地方，这时已成为县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点，韦拔群就经常住在二楼。

邓小平在魁星楼住了一晚。在得知张云逸等率领的红七军的主力已向庆远方向游击时，他决定立即赶往河池，与张云逸等会合。

七日早晨吃过早饭，邓小平率十多名战士上路了。他们经过隘洞、香河，走到东兰与河池交界的侧山顶时，遭遇东兰民团的突袭。邓小平沉着镇定，指挥战斗，打退了敌人。战斗中有两名战士负伤，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一个伤员骑着，自己和大家一起徒步前进。走到河池的长老村时，了解到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已远去桂黔边，即决定转回武篆。

邓小平重回魁星楼住了下来。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这里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一起，领导东兰、凤山地区军民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邓小平和韦拔群等经常在魁星楼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或布置工作。他还在这里向红七军第三纵队的主要党员领导干部介绍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了解到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三个月前，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看到了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五日《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载陈毅的《关于红四军的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陈毅的这个报告详细地向中央汇报了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斗争历程和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自己后来也说到，他在右江地区领导土地革命的做法，是他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作的口头报告中学得的经验。

邓小平和韦拔群等经常深入到农民家中调查农村土地情况，了解广大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具体要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又在韦拔群家乡东里屯试办了一个共耕社，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根据试点的经验，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于五月一日和十五日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原则，分配土地、耕牛、农具的方法，以及发展农业、商业的措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后来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依循。到五月，东兰、凤山大多数农村进行了土地革命。邓小平还从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三种办法，由各乡苏维埃大会组织群众讨论选择。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邓小平在武篆的旧州屯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有韦拔群等红七军第三纵队的领导干部、雷经天等右江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东兰和凤山县委及部分乡区的党员干部，共一百多人。每隔三天邓小平亲自给训练班讲一次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府的建设问题。他一口四川话，有时有的学员听不懂，他就请韦拔群做翻译。

邓小平讲课注意联系实际，启发学员们思考。有一次，他讲到妇女翻身解放的问题时，向坐在下面的女学员问道：“过去，妇女受苦受难，走路说话都抬不起头来。现在为什么能和男人一起参加学习？”韦拔群的弟媳黄美伦鼓起勇气、大胆地站起来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小平听后点头又接着问道：“你再讲一讲，革命给妇女带来什么好处？”黄美伦根据过去韦拔群教给她的道理，一口气说出了十条好处：“读书明理，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共掌政权；团结互助，铲除压迫……”课堂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活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黄美伦的发言。

黄美伦后来回忆说：

“在学习期间，我们每个学员都领到了两本油印教材：一本是《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口号》，另一本是《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这是邓政委亲自在魁星楼上的桐油灯光下编写的。他写好后还叮嘱刻钢板的人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你们刻写时，字体要写得端正，笔画要写得清楚，使大家容易看懂。”

五月上旬，邓小平得知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回到河池后，立即赶往河池。

当年护送邓小平去河池的红七军老战士牙美元回忆说：

“出发的那天早晨，天气晴朗，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我和黄正文、黄明凯、牙有仕等几个战友来到邓政委的住处。邓政委和警卫班早在院子里等着我们。他见我们来了，迎面走来，亲切地向我们问长问短，并把我们上下打量一番，好像在检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四人围拢在政委身旁，注视着政委的容颜，等候着政委的吩咐。当时年仅二十四岁（应为二十六岁——编者注）的邓政委，身着一套深灰色军装，头戴一顶红军帽，脚穿一对凉鞋……他的话虽不多，但一言一语都使我们感到十分可亲。”

到了河池，邓小平主持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讨论红七军今后的行动问题。

两个多月前，三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广东省委转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说：“小平同志来，对于广西军中工作及转变情形有详细的报告，除与小平同志详细讨论许多具体问题由他面达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信接着指出：“红军第七军必定要向外发展才能实现其主要的任务，他的发展前途无疑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会合起来，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的先胜利前途。”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红七军前委。信中对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说：“小平同志回去时，带着中央很详细的指示。自小平同志到达后，你们的确相当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信中提出前委应引起注意的四个问题：一是现在应用最大的努力，在士兵群众中去工作，……在斗争中吸收大批农民群众加入，改进军队内部的成分；二是应从速集中力量，审查广西敌人的实际状况，经过柳州取道湘粤边界向广东北江、西江发展，现在广东正在布置东江北江的地方暴动，你们应能在这一暴动中作主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将来与东江、闽西红军向着广州取进攻形势，以争取广州胜利的前途；三是必须坚决的发动广大群众斗争，特别要深入土地革命，号召群众来拥护红军，自动的投到红军，猛烈的扩大你们的组织，加强你们的力量，巩固七军的内部；四是对土匪运动的策略，必须很正确的慎重的运用。

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对红七军工作的指示中，关于发展地方武装斗争等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已明显地表现出要求过急和进攻大城市的思想，而且所指出的红七军的行动方向缺乏实际条件。在讨论红七军是否按中央的要求立即向湘粤边发展与朱毛红军会合时，邓小平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湖南现在驻有重兵，根本不易通过，而且右江自红七军离开后，群众有失败情绪，七军需要回去巩固一个时期。再说回到百色还可以补充兵员、解决服装、经济问题。大家一致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决定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

六月，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率红七军第一、二纵队收复百色，歼敌五六百人，缴获步枪五百支左右、迫击炮二门、机关枪一挺、子弹三四万发。随后又分兵收复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城，并将其与原坚守的东兰、凤山、凌云等县连成一片。

七月初，滇军张冲师奉蒋介石的命令沿右江东下，准备经百色攻打南宁。邓小平等认为不能与路过的滇军正面作战，遂率红七军暂时撤离百色，退到平马。滇军占领百色后，继续向平马、南宁方向前进。其将至平马时，红七军又避敌到离平马三十里的一个村庄。

如何对付滇军，红七军前委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在实际行动上反对军阀混战，待敌通过平马后，以一部在路上埋伏，大部跟敌后，出其不意夺取其辎重，收缴其一部分枪械，待对付滇军主力后，再回师百色；另一种是，主张只运用号召群众反对军阀混战，如召集群众大会、以小部赤卫军扰乱滇军等，而不以红军主力对付滇军。最后，前委决定采取第一种主张。红七军一部以两个连先在思林伏击滇军，缴获一些辎重，后又以大部在果化鹧鸪坳伏击，激战五天，给滇军很大杀伤。这次战斗，打出了红七军的威力，使得滇军再也不敢轻视红七军。

这次战斗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五十多年后，邓小平还饶有兴致地说起过这次战斗：云南兵能打仗，那个时候他们三个师要打广西。滇军每个兵都是两杆枪，一个是步枪，一个是烟枪。抽鸦片是抽鸦片，但冲锋起来也蛮厉害。张冲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打，我曾经与他打了一仗。

鹧鸪坳战斗后，红七军准备回师百色。行至中途，第二纵队第一营一连连长策动叛变，勾结少数反动班排长及兵油子将营长、副营长杀害，率领队伍向百色逃窜。这时百色仍被滇军占领着。邓小平与前委研究决定，红七军留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化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部队，扩大队伍，建立地方武装，巩固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