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战：强国强军之路在何方

1914年8月，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严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在整个“一战”期间，他不仅部分翻译了英国《泰晤士今战史》，作为《居仁日览》的一部分，呈送袁世凯当局决策参考，而且还以“地雷”为笔名，在《公言报》上发表大量时评文章，对欧洲战局、战史、俄国革命及中国应否参战等问题发表意见。同时，他还通过与师友的通信、诗词等形式，发表对欧战的观察及对中国军政等重大问题的看法。

这一时期严复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欧战的新特点

在严复看来，欧战与以往的所有战争都不相同，具有若干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交战双方以民族（种族）—国家集团为组织形式，战争规模空前。

严复在所译《泰晤士今战史·欧战缘起第一》开篇即做了如下描述：

耶稣降生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之初，欧罗巴所谓诸文明国，一时民气趋于作战，愤盈激烈，殆生民以来之所无，即在拿破仑末造，亦未有如是之蹈厉也……斯拉夫、拉丁、条顿、盎格鲁种族之异，釐然分明，方各起以交相残杀。盖世界忽然一复于狉榛，而所以分强弱、判存亡者，各视其种力为何如已耳。

在致熊纯如的信中，严复也说：“尝谓今日之战，动以国从，故其来也，于人国犹试金之石，不独军政兵谋，关乎胜负，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风格，皆倚为衡。”

第二，科学发明被普遍应用于战争，大量新式武器投入实战，战况空前惨烈，伤亡极大。

严复指出，“欧洲是役为历史中最烈之战”。“德之所临，皆为强对，根柢磐深，绝非新造之邦所能企及。……故其入法也，不取道于法之东圉威尔登，而首攻比之列日，此其年八月四日事也。列日以名镇，环筑炮台十余所，号最强固，而德以新式蛙炮攻之，两日破列日。既破，德兵之至，如百川灌河。英法之兵，依奈谟尔为固，沿善布、墨斯两河之岸以为守，乃不旬日而奈谟尔又破，以众临寡，势成包抄。英法且战且南，而德人席卷长驱，俘虏几十五万众。至九月二日，而德兵压巴黎北境矣。法政府移驻波尔多，德兵东西横亘七百里，疏丹再见在旦暮间，乃不幸九月九日有马兰河阵势中断之事，遇险急退，仅及莺河，掘地自守，胶扰之际，复令西面空虚，为英法之所扼绝。于是，东南起瑞士之毓拉山，西北抵英海峡之牛浦，成千古未有壕战之局，兵谋军械，悉异前规。”又说：“今者欧战之开历三岁矣，其惨烈浩大，为人类历史之所无，已死伤者二千余万人，所糜金钱以一国言，日费六七兆镑，其作战杀人之机械，空有飞艇，水有潜舟，凡三百余年彼中科学所发明者，靡无不用，交战之国，几于有妇皆髽，无男不役。以今方古，不独东方旧战视之蔑如，即拿破仑诸役，与夫最近之南非、辽沈，皆儿戏耳。”

第三，财政、经济等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严复注意到，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影响战争的诸多要素发生明显变化，新兴的兵种海军潜艇（当时空军刚刚处于萌芽状态）重要性凸显，传统的陆军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作战，都比过去更加依赖于大炮、机枪等重型武器，而由于新式武器装备等均较以往冷兵器时代更依赖于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和近代化的机器大生产，都需要强大的财政和经济实力等才能够支撑，因此，财政和经济等因素在近代化的战争中成为决定战争最后结局的关键性因素，同时，农业生产水平和交通运输、社会组织能力等，也都成为支持长期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严复指出：“谋国之事，异于谋身，……第一存于财力，其次存于兵械，其次海军，其次稍练任战之陆旅。”

在致熊纯如书中，严复说：“欧战行又经年……以仆策之，则今日之事，其解决不在战陈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则中央得手，徒以延长战祸，而中心点渐以东行而已。胜利终归何方，尚难以一言决也。冬日必无兵事可言，明岁春夏，殆其时矣。总之，今之战事，非同昔比，英、德两系，必有一亡，而长短在所不论。平意观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

相较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业国虽有足够的粮食可以支持长期战争，但由于工业不发达，军械装备跟不上，战时最为吃亏。严复指出：“欧战将及三年，而吾辈旁观各交战国之短长程度，悉见其发达于制造实业者，平日坐享熟货之厚利，至于战时，兵工虽有暂时缺乏之虞，转盼之间，可以至足。德奥蓄谋数年，久备不待论矣。即如英如法，则一经部署，各种军械，且可度德人而过之，而所苦者，则在粮食树畜之短少，封锁有效，可以立饥。至于农国，则谷麦食品，常处有余，每忧红朽不得出运，而兵械则既无其厂，又乏其工，作战之时，受创最巨。”

2．“强权”必败、“公理”必胜

“强权”与“公理”都是近代西方意识意态中的核心观念，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等往往打着“公理”的旗号以维护其霸权，而后起的德国等则鼓吹“强权”，以挑战英国等的霸权。我们注意到，严复在“强权”与“公理”之间，明显是偏向于“公理”一方的。

严复指出：

德之促战，强半亦军人党所催成也。大抵尚武之国，每患此弊。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力，而不信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故其焚杀，尤为畅胆。顾以正法眼藏观之，纯为谬说，战真所谓反淘汰之事，罗马、法国则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则如是国种，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则如是学说，必不久行，可断言也。

德以地形言，则处中央散地，四战之境，犹战国之韩、魏也。顾自伏烈大力以来，即持强权主义，虽中经拿破仑之蹂躏，而民气愈益深沉，千八百七十年累胜之余，一跃千丈，数十年摩厉以须，以有近今之结果。其国家学说，大抵以‘有强权，无公理’一言蔽之而已。虽然太横，计自师兴以来，其恃强而犯国际人道之大不韪者，不一而足，且除破坏比中立而外，其于军事，实无何等之利益，傲然行之，实不审其用意之所在也。且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尽。

今人皆曰天下有强权无公理矣，然而自我观之，强权公理竞争剧烈之时，最后之胜，必归公理。譬之于水，固有过颡在山之时，而其归墟，必在大海。

欧战爆发时，强盛的德国似乎“操万全之胜算”，战争之初，不独德人以此自许，“即欧美军学老宿，亦群然以为非诬”。但是，实际情况则是，“军兴以来三十阅月，舍破灭三四小邦，侵入北法西俄数部边境而外，羝羊触藩，进退维谷，伤亡以千万计，罗雀掘鼠，坐困重围，前之目的固无从达，而后来廪禀，且怀不国之忧，其事效之反于所期如此，是中殆有天焉。详而著之，所以为专恃强权黩武穷兵者戒也”。“总之，强德自开战以来，所行实不知人道为何物。比、塞、波兰之惨虐，上通于天，而其与国土耳其无端惨杀异种隔教之亚孟尼亚男女老少，数逾百万，其事皆为历史之所未闻，而德人从不过问。”

严复指出，德国的政治家杜来斯基（Henrich von Treitsche, 1834—1896，今译特赖奇克）等所鼓吹的“国家者，强权而已矣”“兵战者，医国之圣药，无之则衰”等，对整个社会造成误导。严复由此感慨：“甚矣，学说之可畏也。世运之升降，人类之惨舒，视其时之极端语而可知。夫杨墨出，孟子以为率兽食人。杨墨固未若商李之惨覈也，使闻今世士之言，其恐惧又何如乎？吾故杂著之，使学者究观焉。呜呼！积骸成莽，喋血为渠，大抵皆数学说为之耳。”

正是由于对“强权”学说抱持着这样一种批判的态度，认定了“强权”与“公理”相遇时“公理”必胜、“强权”必败，因此，从欧战一开始起，严复就与当时国内一些认为“欧战德必胜”的政客不同，他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结论：“欧战，德必终凶。”

3．西方“文明科学”沦为杀人利器

晚清时期，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西学、西方科学文明在中国社会中是颇受排斥的。义和团被镇压以后，社会对西学、西方科学文明的态度又偏向另一极端，崇洋媚外之风盛行，“科学主义”也成为思想界一些精英分子的信条。1913—1914年间，《进步》杂志等甚至还开出了《科学万能》专栏，约请记者、学者等撰写专题文章，每篇文章后还配上插图，宣传科学的好处和力量。有的知识分子甚至提出，只要有了科学，人类从此就会进入理想社会，过上幸福生活，每人每天“只要作工两小时，便已各尽所能。于是在每天余下的二十二小时内，睡觉八小时，快乐六小时，用心思去读书发明八小时，……到那时候，人人高尚、纯洁、优美，……全世界无一荒秽颓败之区，几如一大园林。”

严复自甲午战争以来目睹中国的败亡，曾经大声疾呼，主张学西学以救危亡，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科学上。但是，欧战爆发以来的惨状，让他看到了科学的另一面，由此促使他对西方近代科学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在1916年8月21日致熊纯如的信中，严复说：“欧战英、法、俄、意虽有进步，然德殊不易败，欲睹结局，尚不知当糜几许金钱？当残若干生命？文明科学终效，其于人类如此，故不佞今日回观吾国圣哲教化，未必不早见及此，乃所尚与彼族不同耳。”1918年7月11日致熊纯如信中说：“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

在《畴人》一诗中，严复对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说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由、平等说及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了对比，指出：用孔孟之说，人类才能“日去禽兽远，用礼能贵和”，社会才能“人皆得分愿，后舞间前歌”，反之就会大动干戈，生灵涂炭。诗中说：

孔门说人性，智愚都三科。其才可为善，著论先孟轲。至今二千载，为说弥不磨。脱若荀卿语，黔首长荐瘥。人当自相食，白骨高嵯峨。岂能若今者，治化方纷罗。以兹推人理，前路知无他。日去禽兽远，用礼能贵和。人皆得分愿，后舞间前歌。自由复平等，一一如卢梭。所忧天演涂，争竞犹干戈。藉云适者存，所伤亦已多，皇人未受豰，荆棘悲铜驼。黄炎日以远，涕泪双滂沱。

在《何嗣五赴欧观战归，出其记念册子索题，为口号五绝句》前两绝中，严复说：

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自注：“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

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横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自注：“德之言兵者，以战为进化之大具，谓可汰弱存强，顾于事适得其反。”）

严复从欧战中所看到、所发现的，不过是人类近代以来所面对的一大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大幅度增加人类生产力、造福人类社会，但另一方面，一旦失控，它又会反过来成为伤害人类的利器，因此，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机制，既能让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又能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为祸害人类的利器，成为人类必须回答的新课题。严复情急之下一方面正确地看到中国文化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化解此种危机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还无法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来防止科学被滥用来残害人类。不过，无论如何，他能看到这一困境本身并试图找出一种解救办法，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

4．中国的军政现状堪忧

研究欧战的出发点是中国，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中国军政建设。那么，中国当时的情况如何呢？严复认为，中国的军政状况，总体而言，是中央无权、“武人专制”，军队虽多，但对外无用，对内有害。他说：“夫中国之兵，以现状言，其对外本为无用，诚以谋国为心，所编诸师，强半可罢，所坐项城怀挟野心，致使益深益烈，中道即世［逝］，而藩镇之祸遂成。”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武人譬犹毒药，当暴民专制之秋，乃为对症，今暴民已去，则毒药徒有杀人之功，甚可畏耳。总之，共和前途，无论如何，必其中央政府真具能力，能以约束进退此等武人者，而后国事可云顺轨，长此终古，惟有乱耳，他无可言也。”中国“南北决裂，各诉诸武力，此自势所必至之事，不足深怪……然则多难兴邦，历史惯例，目前苦痛，固宜忍之。顾愚之所忧者，则吾国分裂之端，不以此一役而遂泯耳。溯自项城怀抱野心，阻兵安忍，而吾国遂酿成武人世界。夫吾国武人，固与欧美大异，身列行伍，大抵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于是以盗贼无赖之人，处崇大优厚之地，操杀伐驱除之柄，而且兵饷之权不分，精械美衣，费帑无艺，则由是穷奢极欲，豪暴恣睢，分土据权，宁肯相让。真如来教所云：藩镇之祸，必见今日者也。况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借款输械，动涉外交，于是密约阴谋，遂启卖国。”

为什么“分土据权”“借款输械”就会“动涉外交”？就会引发“卖国”？严复分析说：“军械划一，原属兵政要图，但不宜谋诸日本而行之，此时尤为巨谬，何以言之？盖欧战虽烈，要有告终之时，两年以外，断无更延之势，届时欧美枪炮及飞潜诸器，浩若山海，贱若土苴，且皆精利之物，中国不俟其时为之，乃此时以贵价购诸日本，此何说耶！藉曰今平内乱，不能待之，则闻日本恐伤南派感情，有不得用诸湘粤川滇之条件，然则自戕之举，所为何来？又铁煤藏富，乃国命脉，兵工尚为其次，实业耕织，万政攸资。尔乃倒持太阿，授诸强敌。夫以一二人私计之便，乃使黄炎种族，欲兴无具［由］，是则设何心肝，吾不得而喻之矣。”为打内战而这样急不可待地以国家矿产资源和工农业作抵押，以“贵价”向日本购买并不先进的军火，不是卖国又是什么？

严复进一步指出，中国军政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状况，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袁世凯等当政者的原因。他说，“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近数十年愤于对外之累败，由是项城诸公，得利用之，起而仿东西尚武之习。虽然，武则尚矣，而教育不先，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服制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而不凋敝？由是浸淫得成五季之局，斯为幸耳！此军人操权之究竟也。”他指出：

对于时局，终是悲观。所悲者，一是大乱方始；二是中国人究竟无治军能力；三是吾辈后日不知托足何所。……至于包办军政，终为一国祸源，此制不更，则中国国防永无此物。盖克扣弊深，兵不用命，而军人暴富，酣豢淫奢，虽有颇、牧之才，终归腐败，求其死敌，必无是事者也。善夫日本某公之言曰：“士官得一美妻，银行中有廿万元存款，其人即非军人。”此真破的之论。试问吾国士官，自督军、师长以降，其人何止一妻？而不动储存诸产，奚翅廿万？吾不识国民何辜，乃出其绞脑沥血之赋税，以养此无数钩爪锯牙之猛兽也。自前清铁良首建练兵卅六镇之议，项城起乘其权，自诩组织新军，大变湘淮壁垒。乃不悟根本受病，则兵愈盛而国愈危。甚矣！自营之为祸烈也。

在严复看来，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弊端，其根源并不全在军队本身，政府当政者负有主要责任。他指出：“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外交失败，其过亦不尽在兵。自光、宣间，当路目光不远，亦不悟中西情势大殊，僩然主张练兵，提倡尚武，而当日所集合者，依然是‘以不义之夫，执杀人之器’，此吾国今日所由赜赜大乱，而万劫不复也。哀哉！”

5．中国强国强军策

严复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观察、研究、反思欧战，显然并非仅仅是“奉命”翻译西报以供当局者参考——事实上袁世凯帝制自为失败毙命之后，严复受其牵累，几遭不测，也再无“命”可“奉”——更非闲来无事看热闹，而是要借他人之杯酒来浇自己之块垒，是要借欧洲之石来攻中国之玉，最终的目的是要探索中国强国强军之路。

（1）追求人道正义，主动加盟协约，走向世界

鸦片战争以来，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但是在外交上，基本上还是坚持着汉代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奉行的“以夷制夷”的传统，希望利用“夷狄”的力量来牵制“夷狄”。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中国当局所奉行的“中立”政策，仍不外是这一“以夷制夷”传统的继续，任凭列强在中国领土上互相争夺，互相厮杀，幻想着列强在互相斗争、互相牵制中形成一种所谓的“在华均势”，中国能够在这种“均势”之下苟延残喘。在这种传统之下，近代中国迟迟没有形成一种积极的对外政策，更谈不上积极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

欧战爆发之后，特别是到了欧战后期，1917年春夏间，这一情况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少数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进分子，主张打破“以夷制夷”的传统，主动走向世界，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独立地位。这少数人之中，就包括严复。

1917年2月1日，美国对德宣战，要求中国与之采取一致行动，并表示愿意在经济财政等方面给中国提供帮助。随后，中国各界围绕着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发生争论。严复认为，中国应乘此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对德宣战。他指出：“吾国以历史上之习惯，前者过于自大，后者过于自轻。共和以来，鸡虫得失，人人所企，不过一身旦暮之权利，国家大计，主持无人，本不识联盟、协商于外交上为何物。”他认为，“今日所以为千载一时之机会者”，首先是“美总统起而为倡于诸中立国，有‘瞻余马首’之言。吾执干戈以从其后，所谓从众，而政府固以保护人民为天职，华民走海，多在外国之船，以和平营业受攻，万无坐视无言之理。”其次，加入之后可得到种种利益，特别是协商国减轻中国的庚子赔款、中国停付对德赔款等，这些“虽属物质一边之谈，然而利在国民，亦谋国者所当急起直追，不宜放弃”。更何况加入之后，一切国际问题，皆可以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严复指出：“战事之了，大抵不出今年，届时海牙将必有最大之和平会，后此五洲人事视此为标。吾国此时因加入协商，则预会发言，乃系当然权利。反是而观孤立者，势必屏诸国群之外，以静待胜家之处分，坐客阶囚，荣辱利害，相去远矣。”更重要的是，“此番各协商国之望我加入战团，其用意固别有在，所谓经济界之宣战是也，但此举于吾国所关极巨，政府认为有益，即当猛毅进行，不容延宕，事机一失，悔且莫追！”

（2）反思西式共和，主张建设“对外能强对内能治”的“强人”政府

对于民国以后实行的西式“共和”制度，严复深表不满和忧虑，认为好听的道德虚名断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在致熊纯如的信中说：

今日最难问题，即在何术脱离共和。不佞垂老，百思羌无善术，黎（元洪）、段（祺瑞）二公，道德皆高，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自吾观之，则今日中国须有秦政、魏武、管仲、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庶几有济。不然，虽季札、子臧，吾辈亦相率为虏。总之，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

严复指出：

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懦者。

又说：

国之实力，民之程度，必经苦战，而后可知。设未经是役，则德之强盛，不独吾辈远东之民，不窥其实，即彼与之接壤相靡者，（舍三数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际也。……由此而知，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组织绸缪，百年之中，由极弱可以为巨霸。

吾国际阳九百六之运，当人欲极肆之秋，黎、段两公实皆不足撑此政局。……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盖当国运漂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能以芟夷顽梗，使大多数苍生环堵有一日之安，又是一事。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然仔细思量，更证以历史之前事，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

在致熊纯如的信中，严复还引用欧美诸国在大战开始以后纷纷对原有的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制度和原则进行改造以一事权而利作战的例子，来论证他自己的观点：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今有一证在此：有如英国自十四年军兴以来，内阁实用人才，不拘党系，足征政党——吾国历史所垂戒者，至于风雨漂摇之际，决不可行，一也；最后则设立战内阁五人，各部长不得列席，此即是前世中书、枢密两府之制，与夫前清之军机处矣，二也；英人动机之后，法、俄、意诸协商国，靡然从之。夫人方日蜕化，以吾制为最便，而吾国则效颦学步，取其所唾弃之刍狗而陈之，此不亦大异也耶？总之，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

严复认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只要有“能人”“强人”出来主持大政，中国必能成为一流强国，反之，持续乱下去，就会亡国灭种。他指出：“此后种争，民众乃第一要义。吾国之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之，可以无对”，反之，如果“日从事于小小权利之争，自为波兰之续，为足痛也！”欧洲战事“兵事一解之后，国土世局，必将大异于前，而远东诸国，亦必大受影响。此时中国，如有能者把舵，乘机利用，虽不称霸，可以长存；假其时机坐失，则受人处分之后，能否成国，正未可知。不成国则奥区地产，将必为他人所利用，而长为牛马，望印度且不可得，况其余乎？”

展望战后的世界局势，严复对西式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前途充满怀疑。他指出：

世变正当法轮大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盖时间无异空间，古之程途，待数年而后达者，今人可以数日至也。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玉律金科，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已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试观于年来，英、法诸国政府之所为，可以见矣。乃昧者不知，转师其已弃之法，以为至宝，若土耳其、若中国、若俄罗斯，号皆变法进步。然而土已败矣，且将亡矣；中国则已趋败轨；俄罗斯若果用共和，后祸亦将不免，败弱特早暮耳。

在他看来，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的老路，则前途将极其凶险，“吾国此后，自是遍地荆棘。常说瓜分之惨，恐怕后来有求瓜分不可得者”。他指出：

欧战无论如何，大势明年必了。了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国之程度，丝毫无从假借，于战时观之最明。……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足下记吾此言，可待验也。但此时天下汹汹，而一切操持权势者，皆是奴才，所谓地丑德齐，莫能相尚，必求平定，自当先出曹孟德、刘德舆辈，以收廓清摧陷之功，而后乃可徐及法治之事，足下以为何如？

很显然，辛亥以来动荡的政局和腐败的军政状况让严复对西式的共和制度产生了失望和怀疑，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新变化，也让他开始重新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和方法，这其中，就包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并从中发掘传统的资源。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秦皇、汉武那样的“雄杰”“强人”个人身上，而没有看到，时代已经变了，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那样的“强人”固然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但秦皇、汉武之类的强人再世，同样也难以扭转乾坤。时代在发展，解决中国问题，也必须寻求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