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甲午战争：“世变”方殷，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1894—1895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并击败清军。

中国作为一个堂堂大国，何以会败在自己一向瞧不起的邻国日本之手？严复认为，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之所以败于“蕞尔日本”，原因很多，包括主管官员的贪污腐败、将官的无知无能、派系之间钩心斗角，等等，都有关联。但是，在他看来，这些还不是中国战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国战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一，没有顺应“运会”，跟不上世界潮流的发展；第二，以传统的“治匪之术”抵抗列强的侵略。

首先是第一点。严复认为，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败在中国当权者不识“运会”。

“运会”一词在汉语中很早就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时该词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到宋代时，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分别以“元”“会”“运”“世”观念来描述日、月、星、辰经天，以元象征年，会象征月，运象征日，世象征时，以年月日时的变化来推衍世局人事的变迁，形成一套完整但“从实证的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却是“毫无意义”，甚至“完全是一种胡编乱造、根本站不住脚”的“运会”理论。严复所说的“运会”与传统的“运会”观念显然不同，其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传统，而把近代世界的发展与变化大势纳入其中。他说：“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有“圣人”出现，也无法改变其趋势，只能顺应“运会”的要求，顺势而为，逐渐改变、转移“运会”。

在严复看来，近代以来，西力东渐，中西交通，已是大势所趋，“运会”已成，要想躲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清朝当局却无视这一趋势，错误地采取了“驱夷”政策，割地赔款、开口通商之后，仍保守旧局，不思进取，完全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改革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体面。这就像郭嵩焘《罪言》所说的那样：“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而且不仅如此，“岂独不能胜之而已，盖未有不反其祸者也，惟其遏之愈深，故其祸之发也愈烈”，长期这样发展下去，最终结果将是“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

关于第二点，即用传统的“治匪之术”抵抗西方侵略，严复指出：

“国朝武功之盛，莫著于高宗，而衰端即伏于是。降及道、咸，官邪兵窳极矣。故发、捻之乱，蔓延浸淫，几天下无完土。湘、淮二军起煨烬之中，百折不回，赫然助成中兴之业，其功诚有不可没者。然究切言之，则不外以匪之术治匪，其营规军制，多一切苟且因应之图，断然不足以垂久远。”

一句湘淮诸军“以匪之术治匪”，“其营规军制，多一切苟且因应之图，断然不足以垂久远”，可谓点中了鸦片战争以来晚清中国兵制的死穴：虽然见识了西洋军队的坚船利炮的厉害，也开始采用若干西式的武器装备，到了后期军服、器械都改用洋式，甚至连军队训练所用口令都改用外语，表面上看，似乎已经非常西化，但稍一考察，即可看出，在“西化”的表象背后，其营规军制，即军事制度层面，并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革，一切苟且因循，因此，在对内镇压民众反抗时，尚可勉强应付，但对外要抵抗列强入侵，则绝无此能力。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怎么办？严复提出了其“变旧法”“学西学”的“救亡”主张。

严复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变法应该首先从什么变起？应从“废八股”做起。但这只是变法的开始，革除旧法、废弃八股之后，还必须有新法来取代之，才可能真正达到变法的目的。

那么，以什么新法来取代之？严复认为，必须用西学来取代之。在他看来，西学格致绝非像有些顽固人士所说的那样是“迂涂”，相反，中国“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盖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

严复指出，无论是练军实、裕财富、造船炮、开矿山，还是讲商务树畜、开民智正人心，都“非西学格致不可”。即以“练兵”一事而言，人人都以为容易，实则不然。“今夫中国，非无兵也，患在无将帅。中国将帅，皆奴才也，患在不学而无术。若夫爱士之仁，报国之勇，虽非自弃流品之外者之所能，然尚可望由于生质之美而得之。至于阳开阴闭，变动鬼神，所谓为将之略者，则非有事于学焉必不可。”他举例说：军队“行军必先知地，知地必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则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火器致人，十里而外；为时一分，一机炮可发数百弹，此断非徒裎奋呼、迎头痛击者所能决死而幸胜也。于是则必讲台垒壕堑之事，其中相地设险，遮扼钩联，又必非不知地不知商功者所得与也。且为将不知天时之大律，则暑寒风雨，将皆足以破军；未闻遵生之要言，则疾疫伤亡，将皆足以损众。二者皆与扎营踞地息息相关者也。乃至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桩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抑更有进者，西洋凡为将帅之人，必通敌国之语言文字，苟非如此，任必不胜。”反之，如果为将帅者不懂近代科学，那么，即使“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由此，他断言，“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中国民生，既已日形狭隘，而此日之人心世道，真成否极之秋，则穷变通久之图，天已谆谆然命之矣。继自今，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而变之之法，须标本兼治，“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而所谓的“标”，就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而其“本”，则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而已，只要“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严复指出，在民智、民德、民力三者中，“又以民智为最急”。因此，所谓“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

对于战争后期清廷与日本进行的和谈，严复持强烈反对态度。他说：“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遂不可复振。是故举今日北洋之糜烂，皆可于‘和’之一字推其原。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每谓有国者，虽席极可战之势，据极可战之理，苟可以和，切勿妄动。迨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为今日之计，议不旋踵，十年二十年转战，以任拼与贼倭没尽而已。诚如是，中倭二者，孰先亡焉，孰后倦焉，必有能辨之者。天子以天下为家，有以死社稷教陛下者，其人可斩也。愿诸公绝‘望和’之一念，同德商力，亟唯军实之求。兵虽乌合，战则可以日精；将虽愚怯，战则日来智勇；器虽苦窳，战则日出坚良。此时不独宜绝求和之心，且当去求助各国之志。何则？欲求人助者，必先自助。使我自坐废，则人虽助我，亦必不力，而我之所失多矣。”

拒和，持久抵抗，在长期抵抗中锻炼军队，提高其素质，最终战胜侵略者，这是严复向清朝当政者提出的正确建议，但是，他的这些建议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光绪皇帝最终还是批准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