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早年的实践

其实，严复参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

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严复先回福建船政学堂任教习。1880年，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天津水师学堂，至1900年水师学堂被毁始离开，前后达20年。严复在1918年为《海军大事记》所作《弁言》中记述道：从英国留学归国后，“年廿七八，合肥李文忠公方治海军，设学于天津之东制造局，不佞于其中主督课者，前后凡二十年。庚子排外祸作，清朝群贵以祖宗三百年社稷为之孤注，迨城下盟成，水师学堂去不复收，盖至是不佞与海军始告脱离，而年鬓亦垂垂老矣”。在天津水师学堂期间，严复度过了人生的青壮年时期，为培养合格的海军人才而呕心沥血。

天津水师学堂正式建成之后，严复首要的任务是招收学生。李鸿章初设天津水师学堂驾驶专业的名额为60名。严复到福建为北洋水师学堂招收学生，“旧腊已定者二十四人。正月招得镜秋表弟冯姓，并茀藩妹夫与弟妇姊姪薛姓，共成二十七人”。此后，北洋水师学堂每年均在福建招生，且人数占总招生数的比例较大，这成为惯例。一直到1898年，当海军统领叶祖珪回福建，严复仍托付其在福建为天津水师学堂招收学生30人，并亲自命题考选学生。在当时全国风气尚未大开、科举制仍是选拔人才的“正途”的环境下，对外开放较早、风气相对较为开通、当地青年人大多素习水性的福建，就成为当时北洋水师学堂学生的主要来源地。

在天津水师学堂期间，严复是学堂教学活动的灵魂人物，其职务也一步步由开始时的洋文正教习上升到会办、总办。在严复的主持之下，天津水师学堂教学质量迅速提高，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1884年11月天津水师学堂伍光建等30名学生毕业。李鸿章奏请朝廷嘉奖天津水师学堂相关人员：“伏思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而学生又为人材之所自出。臣于天津创设水师学堂，将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臣查泰西各国水师强盛，皆以学堂为根基。中土创办之初，不得不以多方诱掖，冀收拔十得五之效。理合酌拟奖叙，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天恩俯准，照拟给奖，以资鼓励。”

从中可以看出严复等人为培养人才而殚精竭虑，尽心尽责。清廷随之嘉奖了严复、卞长胜、伍光建等人。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20年，“当日官场习惯，不得不以一道员为一局所之长，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天津水师学堂驾驶专业六界毕业学生125名，管轮专业六届毕业学生85名，一共210名。这为中国近代海军人才的培养做出重大贡献。天津水师学堂培养的学生基本上被李鸿章创办的北洋舰队以后重建海军时候所重用，在中国近代海军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吾生徒。甲申法越、甲午日韩之二役，海军学生为国死绥者殆半，顾所孑遗老成，往往蔚然起为时栋。前大总统黄陂黎公、今海军部总长同邑刘公，最其彰明较著者已。於戏！海军得才可不谓盛也耶”。

严复主持北洋水师学堂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因为他并不是一般的教书匠，或者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师”，而是少有的“人师”。严复在办学实践中并不以简单传授军事专业技能为主，而是有着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这些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建设海军首先要有国家观念、爱国思想。

从技术层面讲，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起点。经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大员的倡导和努力，中国第一次有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化的军民用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矿山开采，第一次有了采用近代化装备的海陆军。但是，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着中国“人惟旧，器惟新”的传统，“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在不惜重金购买、仿造西方军舰、轮船、枪炮等近代化设备的同时，人的思想和组织思想并未同时跟着实现近代化，因而形成“器新人旧”的奇怪局面，严重影响着中国海军乃至整个国家近代化的进程。此种缺陷和致命影响在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

严复在甲午战前的教学活动中已经对此有所关注，并开始把进化论引进课堂教学讨论之中。但是，由于文献资料的限制，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主要是甲午战争以后严复公开发表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严复对洋务派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主张在舰船枪炮装备更新的同时，海军和军队建设更应注意思想文化层面的建设。

他指出：“夫一国犹一身也，击其首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而南北虽属一君，彼是居然两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视邦国之颠危，若秦越之肥瘠。则是臣主君民之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日本侵略者“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京师随时面临被攻击的危险，但看看中国军队，北洋则避战自保，南洋各军则隔岸观火，坐视不顾，“人心涣散，各顾己私，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严复提出自然界中坚固物体完而不破，是因为“必其中质点爱力至多，如慈石吸铁然，互相牵吸维持而后有以御外力而自存”。“及其腐败也，则质点之爱力全无，抵拒舛驰，而其物遂化”。以此为例，严复认为，“今中国之质点，亦可谓无爱力矣”。这是由于各级官吏将领对民众“厉以征求敲扑之事”，以致造成“民生是群，不知何所可恋；士从是军，不识为谁而战”的局面。要增加国家的凝聚力，必须争得民心。“夫附民之要，在得其心，而心之精微，必不可以美言文具取也”。严复提出的应对策略就是，皇帝应该亲自到沿海各省，“巡狩省方，纵民聚观嵩呼，瞻识共主；又为躬阅防练各军，誓诰鼓厉，振其志气”。从而达到“人人有戴主死敌奋不自顾之心，识者皆谓其民为可用”的目的。

“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

严复比较东、西将兵体制的异同，提出“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的重要观点。“臣窃尝观之西国矣，大抵民主之兵，最苦战而不易败，得能者为将，则当者皆靡，如华盛顿之自立与拿破仑之初起是已”。他进而揭示西方国家兵强制胜的原因：“行陈之间，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必其有不容己之恩义利害故也。真实民主之国，其兵所以最强者，盖其事虽曰公战，实同私争。所保者公共之产业国土，所伐者通国之蟊贼仇讐。胜则皆乐而荣，败则皆忧而辱，此所以临陈争先，虽挫而不溃也。”而中国则“独至主尊将贵，邈然不亲，招以利而用以威者，民之应募而为兵也，如牛马然，其心固漠然无所向，迫于饥寒，觑数金之口粮以为生计耳。至于临陈之顷，于其上非所爱也，于其敌非所仇也，一军未破之时，顾法重不敢去耳。然而有时而可用者，则必内地之战争，前有城池卤掠之获，后有官职保举之优，有一不存，其兵皆废”。因此，中国要改变此种局面，就必须学习西方民主国家的做法，采取措施，提高兵员质量，爱护士兵，培养官兵的爱国精神和战斗精神。

强调学习外语、“通知外国事”为人才的基本要求。

严复认为，面对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形势，“欲救中国之亡，则虽尧、舜、周、孔生今，舍班孟坚所谓通知外国事者，其道莫由。而欲通知外国事，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将仅得其皮毛，眢井瞽人，其无救于亡也审矣”。中国要救亡，必须学习西方，通晓外事，而首先就要学习西方的语言。

义和团运动后，严复这方面的思想进一步发展。针对《外交报》上提出的“学在普通，不在语言”之说，严复认为：“学问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还有些人则希望以汉语课西学，以为西学虽出于西方，但必须用汉语教授，然后才有成效。严复认为，这种想法虽美，但可惜“不察当前之事情”。他强调，学习西学既为当务之急，“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

在严复看来，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统治者和军队将领学习外语是非常普遍之事，“故今日东西诸国之君若臣，无独知其国语者。有之，独中国耳。且所习者不止一国也，兼五六国者常有之，果使必牵于所习而崇拜之，则西国之卿大夫，将人人皆犯交通之刑宪，此其事然耶？否耶？且交通之为贼，固莫甚于使与将。而彼职外交者，于外国之语言，固最习也；所不习者，且不中选焉。英之陆军，且增其资俸以劝将弁之通俄语者矣；法之陆军，其将校且必娴德语；至于各国海陆军中，莫不重其通知外国语者，何我之所忌与彼之所求，竟如是其相反也耶！”严复断言：此后中国的人才格局必将形成这样的局面：“彼治西学习西语者，固不尽为人才，亦不尽及国民之平格，然使果有人才而得为国民之秀杰者，必不出于不通西语不治西学之庸众，而出于明习西语深通西学之流，则今日之厘然可决者矣。”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家兴盛了，其语言文字才受人尊重，“未闻徒尊重其语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二百余年以往，英、荷、法、德之硕师，其著书大抵不用本国之文，而用拉体诺语。……然则必如议者之言以西文治西学者，西学将终于为西学，是必英至今无格物，德至今无哲学，法至今无公法而后可；否则所议去事实远矣。”

强调主动走向世界，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

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严复上书建议光绪皇帝亲率舰队出国游历，“联各国之欢”。从而实现“上之有以永宗庙万世之安而扬其灵，下之有以拯神州亿兆之黎元而作其气，外之有以解东西各国不可已之兵争而弭其祸”的宏愿。严复特别比较中、西方此举的不同，“在西国则为数见而不鲜，在中国则为旷古而非常也。至于亲履其地，则有以知中、西政俗之异同。知其异同，则有以施吾因应修改之治，其为益甚众，有非臣所能详举而细论者矣。”严复建议清朝皇帝主动地去了解世界，率舰队游历各国，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拓展将士视野，洞悉东、西政俗之异同，找到中国救亡因应之策略，其思想见解具有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