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代以前水利法规的产生和发展

一、防洪法规

先秦时期，人们抵御洪水的方法是原始的，一般按习惯办事。传说中的共工、鲧都修过简单的堤防工程，共工的“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可能就是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下来，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一些简单的土石堤埂来抵挡洪水的侵犯。鲧沿用共工的老办法，所谓“鲧作三仞之城”，可能就是用堤埂把洪水挡在居住区和田地之外。

西周时，黄河堤防工程有一定规模。《国语·周语上》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修堤防洪的事实。《春秋·谷梁传》中有天子之禁“毋雍泉”的记载，应该是周天子发布的防洪政令。

春秋时期，堤防工程又逐渐增加，但各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常私立关卡，堵塞河流，或以水代兵，冲决堤防，水利矛盾日益尖锐，水利纠纷日益增多，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为了遏制类似恶性事件的继续发生，迫切需要各国之间制定某种盟约，互相约束，共同遵守。齐桓公称霸时期，就假借周天子的名义，提出“四禁”“五禁”“七禁”等禁令，其中，水利盟约为其重要的内容。比如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盟”，管仲就向楚国提出“毋曲堤”；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今河南民权县境）会盟，齐桓公又提出“毋壅泉”（或曰“毋曲防”）等五项禁令；公元前657年的阳谷之会提出“毋障谷”，《春秋·谷梁传》还说，这是“壹明天子之禁”，即重申天子的禁令。可见在此之前的西周时代已有类似法令。虽然这些盟约并未得到认真执行，但却是中国防洪法规的早期雏形，是解决水利纠纷和水利矛盾的历史性尝试。

反映秦汉以前社会礼仪制度的典籍《礼记·月令》中也有“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的记载，说明春秋末期在国家大法中已有约束水利活动的条款。

战国时期防洪工程已相当普遍，已有较为详细的施工管理制度。《管子·度地》中记载，要委派学习过水利技术的人主持施工；水官冬天巡视各处工程，发现需要修理和新建的要向政府书面报告，待批准后实施；水利施工规定在春天进行，一者农闲，二者土壤解冻，含水量适宜。完工后要负责检查；劳动力从老百姓中征调。每年秋季按当地人口和土地面积摊派。区别男女及劳力强弱，造册上报官府，服劳役的可以代替服兵役；冬天，民工要事先准备好筐、锹、板、夯、土车、棚车、食具等施工工具和生活用具，预先准备好防汛的柴草等埽料；各种工具配备要有一定比例，以便组织劳力、提高工效，并要预留储备，以替换劳动中损坏的工具。工具和器材准备好后，要接受水利官员和地方官吏的联合检查，并制定有相应的奖惩制度。

秦统一六国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其中与防洪有关的条文有“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即拆除春秋战国以来阻碍泄洪的工事和交通关卡，使河流防洪工作从整体上把握成为可能。《秦律·田律》中规定“春二月，毋敢雍（壅）堤水”，就是为了迎接雨季防洪需要而做的规定。

西汉时期，黄河多次泛滥成灾，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自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的175年间，前129年中平均25年黄河决溢一次，后50年中，平均7年决溢一次。因此汉代对防洪尤其是黄河防洪非常重视，在治河官员设置、河堤防守队伍组织以及经费等方面都有规定，如设有“河堤都尉”“河堤谒者”等官管理河务；有治河专职和修堤人员多达千人，最多时高达万人以上；每年报款修堤，形成制度。

西汉的防洪法规和相关制度在东汉得以沿用，“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即西汉）旧制”。此外，东汉也制定了一些防洪法规。如汉明帝于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巡行汴渠后发布了一个诏书，其中规定“无令豪右得固其利”，从立法的角度看，很有积极意义。东汉和帝于东汉永元十年（公元98年）下《疏导沟渠诏》，“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理壅塞。今废慢懈驰，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其罚”。

三国时期，蜀汉章武三年（223年）九月十日，蜀国丞相诸葛亮颁布护堤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示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从唐建国到唐玄宗开元时期的一百多年，唐朝的经济在全国范围发展都较快。但是这时的黄河河患也显著增加，从唐贞观十一年（637年）到唐乾宁三年（896年）的260年间，有明文记载的河溢、河决年份达21年，灾情相当严重，因此唐朝对治河非常重视。在工程兴建方面，规定对于需要修筑的堤防及需要的人工，应该列出计划报上级部门，待批准后才能动工。在水利工程维护方面，规定“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需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水泛滥，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还规定“堤内不得造小堤及人居”，对西汉以来在河滩地带修建的私人建筑物一律拆除，使黄河畅流。还要求：“其堤内外各五步，井、堤上种榆柳杂树”，以加固河堤。

违犯防洪法规的行为，必须受到处罚，这方面的法规主要集中在《唐律疏义》山：一、不修堤防或不及时修筑者，“主司杖七十”。如果因此造成财物损失的，比照贪污罪减五等处罚，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者，比照斗杀伤罪减三等处罚，如将雨量特大、不可抗拒者免于处罚。二、私自决堤放水者，不论因公还是因私“杖一百”，如果因此造成财产损失者以贪污罪处罚，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者，以斗杀伤罪减一等处罚。三、故意决堤者，处以三年徒刑，因此造成严重财产损失的，以盗窃罪论处，因此造成人员伤亡者，以故意杀伤罪论处。四、对于筑堤，不管是筑新堤还是修旧堤，如果不按程序报批，或者虚报经费者，都要受到处罚。唐律的以上规定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如《宋刑统》和《明会典》中有关不修堤防和盗决堤防致实的量刑都和唐律基本相同。

北宋首都汴梁（今开封）在黄河下游，黄河安澜与否，对首都的安全及漕运的畅通等均有重要影响，宋代黄河频频决口、改道，灾害大大超过前代。因此，北宋对治理黄河非常重视，防洪法规制定得更加具体。北宋明确规定了治河防洪的责任制度，除在《宋刑统》中保留唐代有关护堤条例外，还有一些新的规定。宋淳化二年（991年）三月，宋太宗赵光义下诏：“长更以下及巡河主埽使臣，经度行视河堤，勿致坏隳，违者当置于法。”宋咸平三年（1000年）宋真宗赵恒下令，沿河官员虽然任期已满该调离异地任职，也必须等汛期过后才能交接，知州、通判两月一巡堤，县令及属官要经常巡察堤防，转运使不要再委任别的职务（以专心监察河务）。对黄河堤防的岁修也作了具体规定。宋乾德五年（967年），因黄河堤防连年溃决，赵匡胤“分遣使行视，发畿甸丁夫缮治”，并决定以此为例，把每年春季作为集中修堤的时间。对堤上植树也有规定，宋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下诏：“缘黄、汴、清、御等河州县，除准旧制种艺桑枣外，委长吏课民别树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户籍高下，定为五等：第一等岁树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逆减十本。民欲广树艺者听，其孤、寡、恂、独者免”。宋咸平三年（1000年），宋真宗又“申严盗伐河上榆柳之禁”。宋代对盗决堤防、不修堤防的量刑虽然沿袭唐律，但规定更为具体。规定盗决堤防，致使漂溺杀人，害及十家以上，首犯处死刑，从犯减罪一等；害及百家以上，主谋及同案犯皆处死刑。宋代编纂过系统的河防法规。据《玉海》记载，宋宣和二年（1120年）编有《宣和编类河防书》共计292卷，其主要精神是：“元丰之制，水部掌水政，崇宁二年十月有司请推广元丰水政”。只可惜今已散佚，不知其详。

金代颁布的《河防令》，是现在能见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防洪法令。《河防令》颁布于金泰和二年（1202年），内容是关于黄河和海河水系各河的河防修守法规，共11条，现存于元代沙克什所著的《河防通议》中仅有十条。其主要内容有：一、每年要选派一名政府官员视察、督促地方政府和水利主管机关落实防洪措施情况。二、水利部门可以使用最快的交通工具传递防汛情况。三、州县主管仿洪的官员每年六月初一到八月底要上堤防汛。平时，分管官员也要轮流上堤检查。四、沿河州县官吏防汛的功过都要上报。五、河防军夫有规定的假期，医疗也有保障。六、堤防险工情况要每月向中央政府上报。情况紧急要增派夫役上堤等。

元代的治河法规，集中反映在《通制条格》中。《通制条格》是《大元通制》的一部分，共有27个篇目，其中《河防》《营缮》与防洪关系甚为密切。但《河防》篇现已遗失。

明代，运河在南北经济交流中的作用更为重要，淮河与黄河之间的泗州和淮北的凤阳，又是明代皇陵所在，黄淮决口，将威胁着皇陵安全。因此，明代统治者在治河上更加重视，防洪法规规定得更为具体详尽。明代制定了“四防二守”的防洪制度。“四防”，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二守”，即官守、民守。这种防汛管理制度，被奉为防守法规。此外，关于修筑堤防的位置选择、修堤取土的地点、修堤的土质、大堤的断面等都有规定。对于破坏河防工程犯罪的处罚，明代把唐代规定的盗决，故决堤防罪，改为盗决、故决河防罪，保留失时不修堤防罪。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深入，自宋元以来，人与水的矛盾逐渐显著。自明代中叶，长江大堤修防也开始有系统的管理制度。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至明隆庆二年（1568年），荆江知府赵贤主持大修江堤后始立《堤甲法》，即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甲一人，夫十人，职责是“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可见当时荆江大堤修守人员共3700多人。万历《湖广总志》载有《护守堤防总考略》和《修筑堤防总考略》，《修筑堤防总考略》共10条，分别是：审水势、察土宜、挽月堤、塞穴隙、坚杵筑、卷土埽、植杨柳、培草鳞、用石甏、立排桩等。

二、农田水利法规

农田灌溉或排水，各受益农户都捆绑在同一条水源上，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客观上需要制定相对公平的用水法则，保证按一定规则使用水资源或排泄滞涝，维系共同体正常运行。《淮南子·齐俗训》在讲到万事万物都需要遵循规律和原则时举例说：“辟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即灌溉要平均供水，就应制定相应的法则。

有明确记载农田水利的律文开始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四川省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的秦简中发现，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曾制定《田律》，条款中有“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溢”的规定。湖北云梦秦简中有《秦律十八种》，其中的《田律》是有关农田水利的条文。主要内容是：在春季二月，不准进山砍伐木材，不准壅堤堵水。在播种后，下了及时雨，也应报告降雨量多少和受益农田顷数。发生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和其他虫害，也要报告受灾田地顷数等。这些规定是农田水利法规的雏形。

最早见于记载的专门性灌溉法规始于西汉。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内史倪宽建议开六辅渠，灌溉郑国渠旁地势较高的农田，并且“定水令，以广溉田”。这个水令，应该是这个灌区的灌溉用水制度，有了合理的用水制度，以扩大灌溉面积。汉武帝发起兴修水利时，朝廷所直接管理的“三辅”（京兆府、左冯翊、右扶凤）赋税田租高于其他郡国，影响农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因此于元鼎六年下《减内史稻田租挈诏》（或称为《平繇行水诏》），减内史（即三辅）稻田租税，并采取“平繇行水”政策，即合理分配用水。西汉末年，召信臣在河南南阳大兴水利，建成了六门陂、钳卢陂等著名蓄水灌溉工程，同时，“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均水约束就是按需要均衡用水的法则，以约束各受益农户，以免引起用水纠纷。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王景任庐江太守时主持恢复古灌区芍陂，“隧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制定合理分配用水的法规，并刻石示众，目的是减少纠纷。遗憾的是，这些法规的具体内容已无法考证了。

晋时由于黄淮之间诸陂引起土地盐碱化，排涝问题亟待解决。晋咸宁四年（278年），度支尚书杜预上疏提出了废魏氏陂堤排涝的意见：“其汉氏旧陂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与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同时还主张：“其旧陂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预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即建议把曹魏修的陂谒和雨水决溢形成苇塘及马肠陂废掉，而将质量较好的汉代陂谒保留下来。对保留的陂谒，要列出项目上报，并让冬天换防的戌兵留一个月施工，予以维修养护。晋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黄淮之间的涝灾逐步得到缓和，从而正确地调整了农田水利的布局。

北魏时刁雍，主持开凿的艾山渠，约在今宁夏青铜峡以下的黄河西岸。整个工程不仅有100多里的渠道，而且因地制宜地增修了拦河坝，保证了灌溉用水。这项工程的用水制度是“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使当时青铜峡以下的黄河两岸干旱地区出现了万顷良田，成了“官课常充，民亦丰赡”的富饶之乡。

从晋至唐，由于权势们在渠道上设置水碓、水磨等营利，影响到农田灌溉用水，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朝廷的一大难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形成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曹魏重修的河内郡引沁灌区，入晋后，“郡界多公主水碓，遇塞流水，转为浸害”，已不能灌溉。后经刘颂上书力争，皇帝才批准下令将水碓拆去，重兴灌溉之利。

唐代的农田灌溉法规集中体现在综合性水利大法《水部式》中。《水部式》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水利法规。唐代的“式”凡十一次修订，《水部式》也有多次修订过程。现在可见的《水部式》只是一个残卷，仅有29自然条，约2600余字。其内容包括农田水利管理，水碾、水磨设置及用水的规定，运河船闸的管理和维修，内河航运船只及水手的管理，海运管理，渔业管理以及城市水道管理等内容。这部综合性水利法规的内容很丰富，充分体现了法律的一些基本精神：

（1）法律是用来衡量是非的，它的规定必须具体而明确。《水部式》残卷对此有突出体现。现存《水部式》残卷的第一条规定，需要灌溉的田地应预先申请报告田亩面积渠道上设置配水闸门。闸门要牢固，以控制灌溉时间和水量；闸门有一定规格，并在官府监督下修建，不能私自建造；地势较高的田地，不许在主要渠道上修堰壅水，而只能将取水口向上游伸展；在较小渠道上可以临时修堰拦水，以灌溉附近高处农田。《水部式》中也有灌溉行政管理的规定。例如，灌区设渠长和斗门长，其职责是合理分配灌溉用水。灌区管理工作由所在州县政府派一名官员主持。水利部门的官员也要时常检查。灌区用水合理，农业丰产，则奖励主管官吏，反之，将给予记过处分。

（2）水法的主要经济目标是保证对有限的水资源进行综合利用，以求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是多目标的。因此，当不能同时满足各方面的用水需求时，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特别是稳定社会的需要，是制定水法的重要依据。对于各个用水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水部式》有专门条款。例如，处理灌溉用水和航运以及水碾、水磨的用水矛盾。一般来说，它们的用水次序是，首先要保证航运、放木的需求，而后是灌溉。而一般只在非灌溉季节，才允许开动水碾和水磨。在灌溉季节里，水碾和水磨的引水闸门要下锁封印并卸去磨石，而如果因为水力机械用水而使渠道淤塞，甚至渠水泛溢损害公私利益者，这座水碾或水磨将被强迫拆除。

（3）权利与义务相联系。把经常重复着的出工和受益联系起来，而规定的合理性则成为水法的权威性和持久性的保证。对于灌溉水法来说，维修出工一般按灌区内受益面积进行摊派。即使是公廨田和职分田也应该和灌区内民田一样，这种协调受益与出工的规定，关系着灌区的效益以至兴废。

《水部式》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央政府制定的水利法规，它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和水利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水部式》收入《文苑英华》的判文中有“清白二渠判”一条。考试题目是：清白二渠交口没有关闭闸门，知府据此要治高陵令渎职罪。高陵令辩日：时间是在二月一日以前，按规定可以不下闸板。在考题之后所附六张答卷都依据“令式”认为不应治县令罪。核以《水部式》残卷第三条内容，可知考子无不熟悉《水部式》的有关规定。唐长庆三年（823年）高陵县令刘仁师依据《水部式》条文，控告泾阳大地主霸占郑白渠水源，致使下游高陵等县失于灌溉的案子，所征引之《水部式》条款是：“决泄有时，畎浍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拥泉而专其腴。每岁少尹一人行视之，以诛不式。”其内容与残卷第1第2条相合。在安史之乱后，各地管理混乱，刘仁师还能依据法律胜诉，说明《水部式》的权威性。诗人刘禹锡称赞道：“尊水式兮复田制，无荒区兮有良岁。”

宋代对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也很重视，管理制度和法令集中反映在《疏决利害八事》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约束》中。《疏决利害八事》颁布于天圣二年（1024年），其主要内容如下：

（1）认真察看地形，按水势及传统沟洫走向疏浚，由州县计算所需人力，组织实施。

（2）疏浚工程完工投入使用后，如果和原规划标准相差较大，或者水流不畅危害民田，要对主管官员治罪，并令赔偿损失。

（3）约束官员，“毋敛取夫众财货入己”。

（4）县令佐、州守卒，有令劝课部民自用工开始不致水害者，叙为劳绩，替日与家便官，功绩尤多，别议旌赏。

（5）严禁百姓在灌溉河渠中修筑堰谒，截水取鱼，以致淤泥不能行水排涝。

（6）开治工毕，按行新旧广深丈尺，以校工力。以所出土，于沟河岸一步外筑为堤埒。

（7）凡沟洫上广一丈，则底广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处或至五六尺，以此为率。有广狭不等处，折计之，则毕工之日，易于覆视。

（8）如果沟洫原址现已淤平为田，现需重新开挖，应根据占地多少减免赋税。

王安石变法前期，颁行的《农田水利约束》（又称《农田利害条约》），是全国性的农田水利政策法令，颁布于宋熙宁二年（1069年）。这部法规的颁布促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建设高潮，其主要内容如下：

（1）凡能提出有关土地耕种方法和某处应兴建、恢复和扩建农田水利工程的人，核实后有参考价值的要予以奖励或重用。其建议交付地方政府负责实施。

（2）各县应上报应修浚的河流和灌溉工程，并做出预算和施工计划，若工程涉及数县，各县都要提出意见并上报主管官吏。

（3）各县境内应修堤防和应开挖的排水沟渠都要提出预算和施工计划，报请上级复查，批准后实行。

（4）对州县的报告，行政主管官吏要和各路提刑和转运官吏核实、协商，再组织州县施工。

（5）如果工程量大，涉及几个州，要报往中央批准。

（6）工程较多的县，县官不能胜任的要调离，如果确系头绪太多忙不过来的，可添设助手。

（7）私人兴办农田水利工程，经费无力负担者，可向官府贷款。

（8）凡出力出资兴办水利的，按效益大小，官府要给予奖励和录用。

（9）不按计划施工的要罚款，罚款用作工程经费。

（10）兴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员给予升赏，临时委派的官员也要奖励。《农田水利约束》在实行过程中又不断完善。熙宁四年补充，对兴修农田水利有功的官员，按灌溉农田1000顷以上、500顷以上和100顷以上三等分别予以奖励。熙宁五年又补充兴修水利占用民田，应以官田补偿的办法以及对无力承办兴工者，出官钱资助的办法等。

元世祖忽必烈对农田水利建设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使黄河流域大型灌溉工程的建设有所发展。元代《通制条格·田令》，对农田水利的规定较为详细。《田令》又分《理民》《立社巷长》《农桑》《司农事例》《佃种官田》《妄献田土》《官田》《典卖田产事例》《军马扰民》《准讼革限》《逃移财产》《江南私租》《拨赐田土》《影占民田》《拨赐田土还官》《召凭官房》《打量田土》等条律。与农田水利有直接关系的集中在《农桑》中，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地方官员兴修农田水利的责任及奖惩规定。

明代开始设水司掌管水利政令。明初，朱元璋下诏：“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条上者，即陈奏。”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凡各处闸坝陂池，引水可灌田亩以利农民者，务要时常整理疏浚。如有河水横流泛滥，损坏房屋田地禾稼者，须要设法堤防止遏，或所司呈禀，或人民告诉，即便定夺奏闻。”明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指示工部：“陂塘湖堰可潴蓄以备旱涝者，皆因其地势修治之，勿妄兴工役，掊支吾民。”又遣“监生及人材分诣天下”。在水事犯罪方面，明代规定有“盗决圩岸陂塘”罪、“不修圩岸及修而失时”罪等条文。

三、航运法规

我国航运历史悠久。原始社会，人们用石器“刳木为舟”，创造了最早水上交通工具。大禹治水时，传说有“陆行载车，水行载舟”之举。

春秋战国时期，为通航的需要，在河流两岸曾规定设“表”以示水的深浅。《荀子·富国》中记有“其政令一，其防表明”的文字，《荀子·天论》进一步解释：“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

北魏元宏之后，为了保持东南的航运，宣武帝元恪接受了崔亮的建议“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远，公私赖焉”。

隋初十分重视漕运，先后开凿了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等较大的漕渠，形成了南北相连的大运河。从唐代起，运河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南北经济大动脉，围绕工程维修、航运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具体的法规。航运与灌溉争水，在唐代运河上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汴河、淮南运河都有类似情况。航运所关系的是整个国家运输动脉的畅通，牵掣全局利益，而农田灌溉只涉及一个地区的农业收成，因而，当水源不足，航运与灌溉不能兼顾时，《水部式》规定，应首先满足通航要求。在社会安定，法律被尊重时期，可以依据《水部式》处理有关矛盾，但当社会动乱，法制削弱的唐代后期，则往往需要由政府下达行政命令，指派专门官吏处理此类矛盾。

唐宋以来，汴河上航运与灌溉的矛盾最为突出。每当春夏灌溉季节，两岸广开斗门引水浇田，汴河因而断航。在主要航道上灌溉与航运争水的矛盾相当突出，尤其是在藩镇割据时期更是如此。这类问题甚至成为测验官吏行政能力和科考题目。例如，《文苑英华》中有一道试题是：“转运使以汴河水浅，运船不通，请筑塞两岸斗门。节度使以当军营田悉在河次，若斗门筑塞，无以供军。”负责中央财政运输的要求关闭两岸引水灌溉闸门，集中水量保证运河通航；而地方节度使则以营田收成不好，军需供应有困难相要挟。《文苑英华》同时收入的答案则明确表示，航运涉及国家整体利益，地方应服从中央。

明代京杭大运河主线贯通以后，大量的管理问题随之出现。于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禁例、规章制度相继制定出来，为维护航运的正常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包括：

（1）闸坝管理法规。其核心原则就是合理地设置闸坝，闸坝之间密切配合，适时启闭闸门。明代还制定了“制闸三法”，即所谓“填槽”“乘水”“审浅”。另外，规定闸门启闸一次最少过船数。船只必须结队编组过闸，不准单船航行。

（2）运河河道管理。运河河道管理主要有河道疏浚、堤防修守两大部分，有定期维修和常规管理之分。河道疏浚与堤防修筑同属挑浚之工，两者同时并举。例分小挑和大挑（或称小浚和大浚），小挑为每年一浚，即岁修，大挑或二三年五七年不等，视各段自然条件而异。小挑、大挑还有河段、工程量的区别。小挑指疏浚闸旁月河；大挑则为正河挑疏，隔年一次。大挑之年，筑坝断流，船由月河绕行。挑浚时间，明初无大小挑之别，定例正月十五兴工，二月中旬完工，万历四年开月河以后，遂有大小挑之制，时间改为九至十月。此例清代沿袭不变。大挑、小挑制度的建立，使运河工程维修期间可以通航，有利于回空漕船及商民船南返。

（3）运河水源管理。由于运河地域降雨的差异，地形地势的变化以及枯丰水量年际不均，运河不得不依靠沿线湖泊、陂塘调节水量，维持通航。明永乐九年（1411年）大运河重修后，便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湖泉水源管理法规，其核心内容是在航运需水时段，禁止灌溉用水，沿途河湖堤岸禁止盗掘。

（4）综合性航运法规《漕河禁例》。明成化九年（1473年）二月，兵部尚书白圭拟定南京各衙门法定时鲜贡船船只数目，装载物品名称、数量的《漕河禁例》17条，从时鲜贡船、漕运、河道三个方面制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综合性漕河禁例。此外，明代还有一些国家法律涉及到漕运管理，如《大明律》中有关盗河防、圩岸及不应河防差役的量刑及处罚条款；《问刑条例》《占夫条例》也有对水源管理、运河河道管理方面的具体条文等。

四、城市供排水法规

古代重要城市如长安、开封、洛阳、杭州、北京等对供水河道管理都很严，历代定有专门制度。如元代大都（今北京）对使用金水河河水规定，洗手洗衣物者要受鞭笞。

唐代文献中保存了两条有关城市排水的资料：一条是某甲宅中修排水渠将污水排往宅外街道被告发；另一条是某乙将家中污水排往邻街，被县令责杖六十下。乙上诉，认为责杖六十不合法，请求“依法正断”，答案认为应判乙胜诉。可见当时已有城市排水法细则。

明代西安原有龙首渠供水，但只够东城使用，明成化元年（1465年）兴建广济渠，引交河、皂河入西城，工成后建《新开通济渠记》碑。碑阴刻有水规11条，主要内容有：一、皂河上源至西城壕的70里间，每里设夫二名，负责修理河道堤防和植树。又设老人（夫头）四名领导维修工作，每月初一、十五赴宫中汇报情况。二、城西南丈八头有引水石闸一座，丈八头上游可引水灌田，引水数量由老人控制，但禁止沤导致水质污染的蓝靛。三、丈八头石闸由闸夫二人看管，向城内供水要保证水深一尺。余水仍归皂河故道。四、西城引水河上有水磨一座，其北有窑场一所，附近修堤修渠费用由其收入中开支。五、渠水自西城入，东城出。地下渠道用砖灰券砌，券顶填土后与街面平。每20丈留一井口，由附近一户居民看管。严冬每半月、微寒每7日、微热每4日、大热每2日一次进入渠内检查，发现污物，追究看管户责任。六、官府分水闸口平时锁闭，以防仗势取水。七、城内渠旁不许开饮食店或堆放粮食，以防老鼠和害虫打洞。

清代北京地下排水系统发达，由于是都城，管理制度十分严格。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定京城内外所有河道沟渠事务每年派一名“直年大臣”总管，当时内城共有排水大沟（大街两旁排水沟）30533丈，小沟（巷沟）98100多丈，大小沟相互灌注，并与护城河和有关排水河道高程统一抄平；每年二月开冻后至三月底止统一进行疏浚和维修。各下水道所留沟眼一律注册登记，随时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