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人类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诚然，我们在很多方面与猴子以及猿类有着相似之处，但是与它们相比，我们还会下棋、读书、制造导弹、享用辛辣的美食、献血、烹饪食物、遵守禁忌、向神明祈祷，并且我们还取笑那些在穿衣、说话风格上显得怪异的人。虽然每一个社会都曾经出现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需要遵守的规范、大规模的合作以及使用复杂语言进行交流的现象，但以上这些都是每个社会在不同的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实现的。那么，我们的物种究竟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将如何有效地帮助我们去理解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的本性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撰写这本书，1993年，我辞去了位于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的工程师职位，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攻读研究生。我在诺特丹大学攻读本科时就对两个领域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个是去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与决策机制。当时我的想法是，也许新的见解会有助于改善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人类学在某些方面吸引我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通常需要进行深入与长期的田野调查，而这正是我认为理解人类做出的判断与行为以及面临挑战时的反应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以上是我的研究重点。此外，我也对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我很关心在过去一万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是如何从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社会发展成为现在这些结构复杂的民族国家的。当时我的计划是跟随两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学习，其中一位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兼民族学学者艾伦·约翰逊，另一位则是考古学家蒂姆·厄尔。
有一年夏天，我乘坐独木舟穿梭于秘鲁的亚马孙河流域对马奇健格部落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我就市场一体化对农场经营决策与森林砍伐的影响写下了硕士论文。论文进展得比较顺利，我的两位导师也很满意（蒂姆当时离开去了另一所学校），我的硕士论文也就通过了。
然而，我对用人类学理论去解释马奇健格人的所作所为而感到不满意。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我无法理解马奇健格部落为什么会与邻近的皮洛部落如此不同，以及为什么他们自然地做出一些行为时自己却又无法解释这样做的缘由？
我曾考虑过放弃人类学，回到以前从事的颇为喜欢的工程工作。然而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人类的进化问题再次激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在诺特丹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也曾经对人类的进化历程产生过兴趣，但当时我并没有找到人类的进化能够解释经济决策或是复杂社会体系的答案，所以在当时这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刚开始读研时，为了将精力集中在主要的课题上，我试着申请免修作为研究生必修课的人类进化相关课程。为此，我找到了讲授生物人类学课程的罗伯特·博伊德，并向他提出我在本科期间的学习成果是符合该课程要求的。而在此之前我成功地申请到免修同为必修课的社会文化学课程。罗伯特很友好，在细看了我所修过的课程后，拒绝了我的免修申请。当时罗伯特要是没有拒绝我的话，现在的我很有可能还是一位工程师。
后来我才发现，人类进化与生物人类学领域中有许多可以用来解释人类行为和决策行为的重要内容。我还了解到罗伯特和他的长期合作者、生态学家皮特·里彻森，一直以来致力于用群体遗传学所使用的数学方法来进行文化方面的研究。这种方法给人提供了一个系统地思考自然选择是如何塑造了人的学习能力与心理空间的角度。虽然我对群体遗传学不太了解，但好在曾作为一名工程师的我，是知道状态变量、微分方程与稳定平衡等概念的，这让我大致读懂了他们所写的文章。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在罗伯特指导下的一个项目中，我设计了一个MATLAB（矩阵实验室）程序来研究遵守规矩的演进过程（详见第4章）。
在进入研究生三年级后，已经准备好毕业的我决定重新投入之前的计划，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新的开始。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阅读年”计划，尽管我知道这样的举动意味着我会推迟一年进入博士生阶段，或许也只有在人类学系学习才能做到不去考虑这些事情。在那一年里，我没有要修习的课程，也没有从导师那里分派下来的任务，更没有人关心我在做什么。我去图书馆搬来一箱关于认知心理学、决策行为、实验经济学、生物学及进化心理学内容的书籍进行阅读。在这之后，我开始关注期刊论文，我查阅了每一篇与“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经济学相关的论文，并在马奇健格部落度过的第二和第三个夏天里参考了这些论文。我还阅读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以及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许多著作。而卡尼曼与奥斯特罗姆在后来都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期间，我从未中断过人类学民族志相关书籍的阅读（这可以说是我的趣味阅读）。从许多方面来说，那一年的学习内容确定了这本书的研究对象，直到那一年结束，我对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有了初步的想法。我的目标是将社会科学与生物科学领域的观点整合在一起，建立一个以我们物种的文化特性为重点来研究人类心理与行为的进化论方法。为此，我们需要动用一切现在能够获取到的实验报告、采访资料、系统的观测结果、历史数据、生理指标及丰富的民族志等资源，并且对其进行充分利用。我们还需要研究人类，这里的人类不是指大学实验室里的实验对象，而是指走进这些人所生活的社群，对他们的一生（从婴儿到老人）进行考察。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像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尤其是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经济人类学，看起来是如此渺小与孤立。
1985年，博伊德与里彻森在马克·费尔德曼与路卡·卡瓦里–斯福尔扎奠定的基础之上，出版了《文化与进化过程》一书，并在这本书中展示了他们的一些主要理论基础。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实证性研究成果，也没有产生出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更没有建立起能够检验由进化模型所产生的理论的机制。此外，当时存在的有关心理进程的观点，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轻易地将正在逐渐兴起的文化演进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抑或附在科学翅膀上的文化人类学连接在一起的地步。
就在这个时期，两位新的研究生拜入罗伯特·博伊德的门下，他们分别是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与理查德·麦克尔里思（现在他是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在不久之后，娜塔莉·史密斯（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娜塔莉·亨里奇了）也从考古学系转到我们这里并与罗伯特一同工作。转瞬之间，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了兴趣相投的合作者。那是一段光阴似箭却振奋人心的时光，就像有人突然把车上的刹车拿掉，车子再也无法停止一般，似乎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想法与思维方式迸发出来。罗伯特和我当时在组建一支由民族志学者与经济学者组成的实地考察团队，前往世界各地进行行为实验以及研究人的社会性问题。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因为民族志学者从来不会加入团队工作中来，更不会用到（或者没有用到过）经济学的博弈理论。根据我在秘鲁进行的第一次实验，我写了一篇题为《经济行为中文化是否重要？》的文章向我之前在图书馆翻阅过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投稿，当时作为人类学系研究生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份经济学科中的顶级期刊，也不清楚当时的经济学家又是怎样质疑文化的作用的。与此同时，弗朗西斯科引入发展心理学的方法来证明他对蒙古游牧民族的民俗社会学及种族渊源的观点（参见第11章）。而娜塔莉与我则开发出公共池塘资源（CPR）博弈来研究秘鲁地区出现的节能行为（遗憾的是，后来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概念）。理查德编写了当时尚没有人做过的关于推测“文化发展”的程序，并与加州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科林·卡默勒讨论了如何使用计算机实验技术来检验社会学习理论的方法。有天早上，弗朗西斯科和我想到了一个关于人类地位的新理论（参见第8章）。在阅读社会学文献时受到创新扩散理论的启发，我开始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有可能从新的思想与技术的扩散探测到文化学习的“特征”。这些早期的努力在不同学科中成为大量的研究对象。
从1995年开始这项工作以来，已经过去了20年时间，我将此书作为尚在继续的进程中的一个路标。我坚信若想了解人类，并且为人类的行为与心理建立一个科学体系的话，我们需要从人性的进化理论开始，正确地做到这一点对踏出下一步将是至关重要的。我也从最近发布的题为《思维、社会与行为》的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这份由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强调，承认人类是一种自动的文化学习者是具有决定性的认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所遵循的社会规范以及文化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所关注的、感知的、经历的东西以及我们的价值观。这与我之前发表的《经济行为中文化是否重要？》一文中提出的质问一脉相承。现在的世界银行经济学者显然也认为这是重要的。
我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帮助。首先，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的妻子娜塔莉，我们在知识上进行了交流。娜塔莉把每个章节都阅读了至少一遍，并且提供了关键的反馈。只有在她看过之后，我才会放心地拿去给别人审阅。
这项工作同样也得到了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许多人的帮助。当然，我的长期合作伙伴、良师兼益友的罗伯特·博伊德对本书贡献极大，感谢他几十年来为我提出的建议与提供的帮助。罗伯特在读过初稿后做了极佳的反馈。同样，艾伦·约翰逊也对几个章节的初稿给出了有益的意见。是艾伦将我带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指导我，并在民族学方面的学术训练上培养了我，而且在我学习期间给予我很大的自由度。我还要感谢琼安·席尔克，她在一些问题上提出的明智建议及对于灵长类物种的深刻了解，使我至今仍时常向她咨询。
综观我的职业生涯，我非常幸运地在埃默里大学的人类学系待过（4年时间），并且成为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与经济学系的一员（9年时间）。我还在密歇根大学的商学院学者协会以及柏林高等研究院分别待了2年与1年的时间。这种深入的实地考察让我有难得的机会从心理学家、科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科学。尤其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很多从事心理学工作的同事成为我关键的合作者，他们分别是史蒂夫·海因、阿拉·洛伦萨扬、杰西卡·特雷西、苏·伯尔奇和凯莉·汉姆林。我还从格雷格·米勒和伊迪斯·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史蒂夫和杰西卡也对这本书的初稿提供了宝贵意见。
我还要对我的学生们，包括之前的学生以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思维、进化、认知与文化实验室（MECC）的成员们表示衷心感谢，尤其向马切克·查迪克、迈克尔·慕都克里希纳、丽塔·麦克纳玛拉、詹姆斯与塔尼娅·布勒施、克里斯蒂娜·莫耶、本·泊济奇、丹·赫鲁施卡、拉胡尔·布伊、艾亚娜·威拉德及乔伊·程致谢。这本书是我们通力合作的成果。迈克尔和丽塔对初稿提出了实质性的意见。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进化、认知与文化中心的主任在本书观点的升华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进化人类学者马克·科拉德以及从汉学家转去研究认知科学的学者特德·斯林格兰进行的对话总是能够激励我，在本书完成最终稿之际，特德还为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在我写作的关键时期，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慷慨地为我提供了2013—2014年的研究基金。同一时期，我从心理学家乔恩·海德、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及哲学家史蒂夫·施蒂希那里学到诸多有用的知识。这三位学者在我写作此书的不同阶段都向我提供了非常棒的资料。我也非常荣幸能与乔恩共同讲授了一门MBA（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对未来的商界精英做了一些实验，为本书几个章节提供了素材。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很荣幸地进入了加拿大高等研究院，并且成为该机构的一员，这个团体给予我极大的启发与支持，我也从其他成员那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尤其是苏雷斯·纳伊杜，对此书的初稿提供了很好的意见。
作为一名民族志学者，我曾有幸生活在三个不同的部落并且在那里进行了相关研究工作，这三个部落分别是秘鲁的马奇健格部落、智利南部的马普切部落以及南太平洋亚萨瓦岛的斐济部落。这些部落中的许多家庭与我分享了他们的家园生活，耐心回答了我数不清的问题，使我加深了对人类多样性的认识。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们。
在为此书做各种设想时，我经常向提供给我许多帮助的作者与专家表示我的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戴龙·阿西莫格鲁、锡万·安德森、科隆·阿皮瑟拉、昆汀·阿特金森、克拉克·巴雷特、彼得·布莱克、莫尼克·博格霍夫穆尔德、萨姆·鲍尔斯、约瑟夫·卡尔、科林·科默勒、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莫特·克里斯蒂安森、阿莉莎·克里滕登、亚罗·邓汉姆、尼克·埃文斯、丹·费斯勒、吉姆·费伦、恩斯特·费尔、帕特里克·弗朗索瓦、西蒙·加赫特、乔什·格林纳、埃维纳·格瑞夫、保罗·哈里斯、艾斯特·赫尔曼·巴瑞·惠利特、金·希尔、丹·赫鲁施卡、埃里克·金布罗、米歇尔·克莱因、凯文·莱兰、乔恩·蓝曼、克里斯汀·勒加雷、汉娜·路易斯、丹·利伯曼、约翰·林德、弗兰克·马洛、萨拉·马修、理查德·麦克尔里斯、乔尔·莫基尔、汤姆·摩根、内森·努恩、戴维·皮耶特拉、戴维·兰、彼得·里彻森、詹姆斯·罗宾森、卡尔·凡·谢克、琼安·席尔克、马克·托马斯、迈克·托马塞洛、彼得·特琴、菲力克斯·瓦纳肯、珍妮特·沃克、安妮·韦茨、珀莉·韦斯纳、戴维·斯隆·威尔逊、哈维·怀特豪斯、安迪·怀特尼以及理查德·阮格汉姆的支持和帮助（还有许多人，包括上文提及的那些人）。
在本书多年来的规划与写作当中，我与很多朋友、合著者及同事有过大量的探讨与交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形成了自己的构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也是集思广益的成果（详见第12章）。
约瑟夫·亨里奇
2015年1月22日于加拿大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