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医学术体系的发展

一、基础医学的发展

自汉代以后，在《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等著作的学术影响下，中医基础医学不断发展。西晋王叔和著《脉经》，论脏腑病脉阴阳大法，辨三部九候，提出二十四脉象，规范脉法。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叙经脉俞穴，按部分列，详述病证，为针灸之用。隋代杨上善著《黄帝内经太素》，将《黄帝内经》分19类，始研《黄帝内经》之开端。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探病理之源，九候之要，列述1700余证。唐太仆令启玄子王冰著《黄帝内经素问释文》24卷，81篇，注释《素问》，发挥运气学说。宋代林亿《素问补注》；宠安常《难经解义》；元代滑伯仁的《读素问钞》和《难经本义》；明代王九思的《难经集注》；马玄台的《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清代张志聪的《素问集注》；徐大椿的《难经经释》，都属校正、疏义、注释之类，并发挥其学说。

二、临床医学的发展

自商代伊尹著《汤液经》，张仲景以此广论而著的《伤寒杂病论》，创理、法、方、药；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纲辨证后。首先有六朝人托名的《华氏中藏经》，论辨49篇，附药方123首。从五脏六腑，虚实辨证，强调水火两法，对杂病进行辨治。唐初孙思邈，著《备急千金要方》30卷，叙医论、医方、诊法、针灸及内外、妇儿、五官、食养、导引、按摩各篇，把杂症概括于脏腑虚实寒热之中，立方遣药。唐代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一书，对骨折的复位、垫板、固定和适当关节活动有初步经验。唐代王焘编著的《外台秘要》40卷，共1048门，载方6000余首。先论后方，没独到之处，乃医方之类书。南齐人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10卷，对痈疽治法颇为合理。宋金元时，《伤寒论》研究之风颇盛。成无己的《伤寒论注》和《伤寒明理论》；庞安常的《伤寒总病论》；韩祗和的《伤寒微旨》；朱眩的《南阳活人书》；许叙微的《伤寒发微论》、《伤寒百证歌》和《伤寒九十论》；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杨士瀛的《伤寒类证活人总括》；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和《伤寒标本心法》；镏洪的《伤寒心要》；马守素的《伤寒医鉴》；张子和的《伤寒心镜》；吴恕的《伤寒活人指掌图》；敖氏、杜氏的《伤寒金镜录》。均注重注解、整理和补充，未出原《伤寒论》之规范，也未有新观点。金代张元素则深究《内经》、《难经》、《伤寒论》，以脏腑寒热虚实来分析疾病的发生和演变，强调肝脏功能的发挥和作用。同时，张元素制方之理，以药物气味与病机的协调为基础，以五行生克制化为法则，是第一个运用五行生克制化规律辨证论治的。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刘完素、李杲、张从政、朱丹溪金元四大家应运而生。河间刘完素（1110~1200年）从运气角度出发，认为六气可以化火，疾病大多由火所致，治之以寒凉药为主，世称“寒凉派”，有“热病用河间”之说。张从正（1156~1228年）认为六气致病为“邪气”侵入人体所致，应以汗、吐、下三法为主，特别是吐、下两法，收效最速。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1180~1251年）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主张治疗各种疾病，“应以胃土为本”，后世称“补土派”著《脾胃论》。朱震享（朱丹溪，1281~1358年）受“刘完素主火论”影响，认为人体内有“相火”，声色刺激而妄动，易耗阴精，而致“阴常不足则阳常有余”，应以补阴精而抑相火，后世称“滋阴派”。宋代陈自明著《妇人大全良方》24卷，分叙调经、众疾、求嗣、胎教、妊娠、坐月、难产、产后8门，每门数十证，总260余论，论后附方1118方及医案48例，认为妇人月经病是肝脾损伤之病机，为医家所遵用。钱乙著的《小儿药证直诀》3卷，共载小儿诊候及方论81篇，疑难病案23则，以脏腑病理学说立论，据其虚实寒热而立法处方，提出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论点，在治疗上力戒妄攻误下，遇到非下不可之证，也须“量其大小虚实而下之”，后以益黄散等和胃之剂加以调理。陈言《三因方》18卷180门，承方1500余首，按三因分类，每类有论有方，认为一切疾病都离不开三因，不合中医整体观。元代齐德之著《外科精义》2卷，上卷为论辨及治法35篇，下卷为汤丸膏丹145方。附以论炮制诸药及单方主疗疮肿法。认为治疗疡病先求其本，而量其阴阳虚实，强弱深浅，分别论治。元代滑寿（字伯仁）著《十四经发挥》，认为“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唯督任二经，则包括腹背中行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并把任督二脉与十二经合成十四经，把647个穴位归于十四经中，固定全身俞穴和经络关系，成为针灸的范本。又著《诊家枢要》，提出浮、沉、迟、数、虚、实，为诸脉之纲的学术主张。戴思恭著《证治要诀》，师从朱丹溪“阳有余而阴不足”观点，认为“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热甚彰，其死甚暴”。还认为人身之火，除君相而外，无脏不有，提出“人身诸病，多生于郁”观点及气郁、湿郁、痰郁、血郁、热郁及食郁“六郁之病”的证候与治法。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19卷，附以《孙真人养生书》1卷，合为20卷。新见解少，正骨之法乃可。吴文炳著《军门秘传》4卷，提出“凡折伤专主血论”和“把住血路，方能止血”的主张。明代薛己著《薛己医案》，倡导脾肾兼补之说，赵献可著《医贯》，阐述命门学说，提出“人身之主非心而为命门。”命门之火乃无形之火，为生机之所系的论点。明代孙一奎著《医旨绪余》2卷，收议论70篇，提出命门为两肾间的动气，非水非火之说，对火与气的病机颇有发挥。其《赤水玄珠》一书共30卷76门，分述内、外、妇、儿各科病证之因、证、处方，并附诸家治验，是一本颇具理论及临床价值的医著，为后世医家所推崇。李中梓著《内经知要》和《医宗必读》。前者将《内经》分为道生、阴阳、色诊、胸诊、脏象、经络、治则、病能8篇，简明扼要；后者10卷，分通论医理，论脉法，论本草，分论各病症、附方，潜心三十余年始成，无医学主张，只提出一些概括性意见，如“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气血俱要补气为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乙癸同源，肝肾同治”；“气有余便是火”；“泻木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等仍为医家所用。杨继川著《针灸大成》10卷，系统整理明代以前针灸之法。陈实功著《外科正宗》分门别类，统以论，系以歌，附以方药，淆以法则。对外科病理、症状、论治详细论述，于外科手术尤为专长，并提出“五戒十要”作为医生守则。张介宾著《类经》、《景岳全书》。前者综合《素问》、《灵枢》以类相从，分摄生、阴阳、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12篇，加以注释并提出“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阳非有余，而真阴不足”观点。后者为综合性医书，64卷。认为人之生气以阳为主，以温补为宗，反对刘完素、朱丹溪寒凉攻伐学说。明朝时期，部分医家用药偏执于苦寒，常致损人脾胃，克伐真阳，形成苦寒时弊。疾病又以“脾虚不足”为发病特征，医家薛己提出并创立以“治病求本，务滋化源”为思想，以“调理脾胃”为法则的“温补学派”。明朝末年，全国暴发瘟疫，极度盛行，众医以伤寒诸法不效。吴有性认为瘟疫乃天地之异气，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表里分传，治以“表里分消治法”，创立“温病学派”。著《温疫论》，论述温疫不同于一般外感，其邪自口鼻而入，其传变特点为分传表里，与伤寒由表入里者有区别。翁仲仁著《痘疹金镜录》，对痘疹论述尤精。傅仁宇著《审视五遥图》，将眼疾分为108证论述。清代柯琴著《伤寒来苏集》，主张伤寒应概括杂病证治。王肯堂著的《证治准绳》8册44卷13门，诸中、诸伤、寒热、诸气、呕逆、诸血、诸痛、痿痹、诸风、神志、杂门、大小脏及七窍等。每门前有总论，后有分述。每证之下，先引《内经》、《伤寒论》及金元诸家之说，然后附以己论。叶天士著《温热论》，以卫气营血、三焦阐发外感温病症方，治方不执己见，认为病有见证、变证、转证，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否则以药，实以人试药。还认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王维德著《外科证治全生集》对疽治疗，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徐大椿著《医学源流论》，认为“肾之真水是元阴，命门真火是元阳，阴阳相贯，水火既济，生化之机，永恒不息”；“命门为元气之根，熏育之主，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吴鞠通著《温病条辨》5卷，将瘟病分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症9种，按上、中、下三焦论述，与按卫气营血分证，颇有不同。提出“伤寒原于水，温病原于火”的论点，确立“清热养阴”为温病之大法，以脏腑分属三焦为温热病机之所在。吴师机著《理瀹骈文》，总结120种外治法，提出以三焦分证而论外治，以察阴阳，辨五行，求病机，度病情，辨形态为外治法的五原则。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治疗瘀血有独到经验。李伦青著《白喉全生集》，以寒热为纲，分论白喉。高秉钧著《疡科心传集》，提出疡科同证异治，异证同法八纲论证。明末，孙光裕《血证全集》，提出治呕血“宜降气，不宜降火”、“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等观点。清代唐宗海著《血症论》，认为气血失调则阴阳不和而诸病蜂起，又著《六经方证中西通解》依伤寒而治。

三、药物方剂学的发展

药物学的发展自《神农本草经》后，第一本药物学官修本草始于唐代的《新修本草》。唐高宗时由国家组织力量，长孙无忌等人编纂的药物著作。它分为药解、图经、本草三部分，共54卷。本草部分记载药物的性味特点、产地、采集要点、治疗功效等；图经部分根据药物的实际形态描绘出图样，药解是对药物的文字说明。书中共收载844种药物，其中记载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的补牙用的填充剂，为世界最早的补牙记载。《新修本草》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官修药典，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也成了医家必读的药物学版本。宋代唐慎微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大观二年（1108年），艾晟将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的《别说》，辑入书中，改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即《大观本草》。是书31卷，目录1卷，载药1745种，新增药628种，附古方3000余首。集唐宋以前，各家医药名著，以及经史传记、山经地志、诗赋杂记、佛书道藏等有关本草学的知识，详述各药功用、采集、炮炙、鉴别及名医心得，广涉宋以前秘本500余种，保存了许多至今已失传的医药典籍资料。元代由国家编修宋代寇宗奭撰的《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一书，有42卷。明代官修《本草品汇精要》按《本经》之例，分上、中、下三品，共载新旧药品1815种，计42卷。本书撰辑成功，因明孝宗逝世，稿存内府而未刊行。其成书年代早于《本草纲目》，因未刊印流传，它是中国古代最后一部官修本草。私著本草从晋代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载药由《神农本草经》365种，扩至730种，至《蜀本草》新增药本草130种，至《嘉祐补注本草》增到1082种。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及《本草纲目拾遗》达2600多种。缪希雍所著《本草经疏》，张璐的《本草逢源》，张志聪的《本草崇原》，对药物效用各有发明。到邹润安著的《本经疏证》，他结合《外台秘要》、《千金要方》、《金匮要略》和《伤寒论》制方之义，阐述药物之作用，将药物、方剂与临床治疗结合，构成理法方药辨证施治体系。东汉至清，以四气五味、君臣佐使药物方剂从“经方”11方起至《外台秘要》已发展为6000余方，到宋代《太平圣惠方》为16834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由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共10卷，14门，788首医方。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和制剂作了详细说明，为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的《普济方》，由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棣组织编辑，腾硕、刘醇等参与编辑考订而成。共108卷，分为2175类，718法，收入61739方，239幅图，总括方脉总论、药性总论、五运六气、脏腑总论等，是我国历古以来最大的一部方书；明末吴鹤臬《医方考》，清朝张璐《千金方衍义》，以阐发《千金要方》诸方之理；汪讱庵的《医方集解》，从病理、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阐其处方大义；吴遵程《成方切用》，扩大释方范围，每一方剂加减而发挥；费晋卿《医方论》从每一方适应证入说，以知其禁忌之所在。此论方之书，在融会贯通中亦多为医家所用。鲍相璈于1846年仲春汇编成的《验方新编》一书，分92门，各病证下附有价廉、易得、有效的单方和验方，共收入3240余万方。

至此以医术源流，继承要有发扬，推陈要有出新，不能刻舟求剑，从源到流，循序渐进，源清流洁，柢固则生长，根深则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