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经脉的形成与发展

一、经脉的起源

（一）经穴的起源

经穴《内经》称为节、会、气穴、气府、骨空；《针灸甲乙经》称孔穴；《太平圣惠方》称穴道；元代忽公泰的《金兰循经》称经穴；明代《针灸大成》称穴位。穴位古代叫气穴或穴。“穴”是孔穴的意思，是指人体体表上那些表面看不到但是可以用手摸到的凹坑，古人在长期的与伤痛疾病斗争过程中产生了灸法﹙火力集中于一点上即为灸﹚。早在石器时代，当时没有什么医药可言，人体某处有伤痛，很自然就会用手去揉按或者捶击，从而使伤痛得到缓解，有时候偶然的情况下被火灼伤皮肤某部位，或被乱石、荆棘所刺伤，结果使身体某部位的伤痛得到减轻和消失。这样就产生了“穴位”的概念。那时既没有规定的部位，也没有所谓的穴名，只是“以痛为腧”——这是最早的穴位概念。“以痛为腧”是指体表某一部位的敏感压痛点，当压到这些敏感点时，病人常常不自主地叫一声“啊”，故称“阿（啊）”是穴。于是，人们就把这些能够治疗病痛的地方叫“穴位”，只要点按这些“穴位”产生酸、困、麻的感觉，一般局部的病痛就好了。后来，人们发现扎刺某一穴位不仅解除局部的病痛，同时又解除远离这一穴位的体内其他部位的病痛，发现了“感传”线路，再把两个穴位点的“感传”线路联结就出现了“经”线，后又在“经”线上发现新的穴位点，这样由点到线，由线到点，穴与经，经与穴交叉出现，成为经穴的起源。但穴来源于灸，比经脉发现的早。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有泰阴、泰阳穴记录。穴位记述的专著还有《黄帝明堂经》，可惜已经失传。公元前5—前1世纪（战国至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记载穴位160个；晋代（256~259年）皇甫谧编纂的《针灸甲乙经》记载穴位349个；元代滑伯仁《十四经发挥》记载穴位647个；宋代（1026年）王唯一编纂的《针灸铜人经》记载穴位354个；明代（1601年）杨继州编纂的《针灸大成》记载穴位359个；到了清代初期（1815年）李学川著《针灸逢源》记载穴位361个，并一直沿用至今。据古典医籍载，人体周身约有52个单穴，309个双穴、50个经外奇穴，共720个穴位。

（二）经穴的命名

古人对经穴的命名不是把它看成孤立于体表的一个点，而认为它是与人体的组织器官有一定联系、互相沟通的特定部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气穴所发，各有处。”说明人体穴位各有不同。其命名有以日月星辰命名的，如日月、上星、璇玑、华盖、太乙、太白、天枢；有以地理名称比象命名的，如山陵、丘墟。比喻腧穴的承山、大陵、梁丘、商丘、丘墟等；以溪谷沟渎比喻腧穴的后溪、阳溪、合谷、陷谷、水沟、支沟、四渎、中渎；以海泽池泉渠渊比喻经穴气血流注的少海、小海、尺泽、曲泽、阳池、曲泉、涌泉、经渠、太渊、清冷渊等；有以街道步廊比喻腧穴的通路或处所的，如气街、水道、关冲、五处、风市等。有以物象名称比喻经穴部位的，如以动物名称比喻腧穴部位的鱼际、鸠尾、伏兔、鹤顶、犊鼻；以植物名称比喻腧穴的攒竹、禾缪等；以建筑物形容腧穴的天井、天堂、天牖、内关、曲垣、库房、府舍、天窗、地仓、梁门、紫宫、内庭、气户等；以生活用具形容腧穴的大杼、地机、颊车、阳辅、缺盆、天鼎、悬钟等。有以人体解剖部位命名的，如腕骨、完骨、大椎、曲骨、京骨、巨骨；心俞、肝俞、脾俞、肺俞、肾俞等。此外还有以人体部位和经脉分属阴阳命名的，如阳陵泉、阴陵泉、阴都、阳纲、三阴交、三阳络等。有以经穴部位生理功能命名的，如承泣、听会、劳宫、廉泉、关元、气海、血海、神堂、魄户、魂门等。从这些命名可以看出，经穴的名称都有一定的意义。《千金翼方》说：“凡诸孔穴名不徒设，皆有深意”。隋唐杨上善著《黄帝内经太素》对十五络穴的穴名也有较完整的释义，如通里：“里，居处也，此穴乃是手少阴脉气别通为络居处，故曰通里也。”内关，“手心主至此太阴少阴之内，起于别络内通心包，入于少阳，故曰内关也。”唐王冰注《素问》对鸠尾穴的释义：鸠尾，“其正当心蔽骨（胸骨）之端，言其垂下，如鸠鸟尾形，故以为名也。”这说明对穴名意义的理解有助于经穴部位的记忆以及功能的掌握。

二、经脉的形成

（一）经脉的概念

“穴位”与经的发现和灸法有密切关系。古人从灼伤到砭灸、针灸点，在长期的生活和医疗实践中逐步发现穴位之间主治范围基本相同的穴位，往往有规律地排列在一条线上，这就由“点”的认识发展到“线”的概念，从局部到整体，是古代经脉概念形成的重要起点。逐渐地在“线”上又发现许多新的“点”，同时这些“点”与“线”又与不同内脏的生理病理变化密切相关，成了给“线”命名的基础。医疗实践使人们对穴位的认识不断深化。穴位与穴位之间实际贯穿一条功能的路径，通过由“点”连“线”，“线”上又布新“点”的同类归经的归纳和总结，形成了经脉。在古代，凡物之贯通、连络成为一体而有条理者，皆可称为“脉”。如山脉、水脉、血脉、筋脉等。“经”可称为“经脉”，“络”可称为“络脉”，或单用“脉”字。“脉”在古代有血管、经络、脉象之含义。如，《阴阳十一脉灸经》和《足臂十一脉灸经》，都将“十一经”称为“十一脉”。这种称谓，实际指“十一经”。《灵枢·经脉篇》记载“十二经”的全称是“肺手太阴之脉、大肠手阳明之脉、胃足阳明之脉、脾足太阴之脉、心手少阴之脉、小肠手太阳之脉、膀胱足太阳之脉、肾足少阴之脉、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三焦手少阳之脉、胆足少阳之脉、肝足厥阴之脉”。此“脉”字，都指“经”。经脉的原意是指血脉管道。古代曾用“经”和“络”对“血脉”进行概括和分类。“大而在里”的血脉，统称“经脉”；比较浅表的血脉，统称“络脉”；比“络脉”更细小的血脉，统称“孙脉”或“毛脉”。这种称谓，实际是对“血脉”分类的称谓，易把“经脉”与“血脉”相混。如《灵枢·脉度篇》说：“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类似这种记载还有《灵枢·痈疽篇》的“中焦出气如露，上注谿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很明显，这种里所说的“孙脉”、“络脉”和“经脉”，都指“血脉”。其实质是血管。因此，在古文献中“经”是主干，“络”是支线。“经脉”，既不是血管，也不单指某一“经”，而是泛指整个脉络系统。

（二）十二经脉形成

中国从新时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历经夏商周（公元前21~前8世纪）三代时期。从冶金术的发明到铁器的普遍使用，出现了金属针具。远古三世医学有“伏羲制九针”的记载。《灵枢·九针十二原篇》中提到“余欲勿使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经脉的形成可能在公元前10世纪的西周时代。在汉代《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两书里，分别论述了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路线及相应的病症与疗法，是最早的经脉学专书。但根据《内经》和《难经》的记载，“十二经”和“奇经八脉”的名称，不是同时产生的。其中，“十二经”早于“奇经八脉”。这是因为，“奇经八脉”是对“十二经”的补充，其作用，主要弥补“十二经”的缺陷和不足。因此，考证“十二经”和“奇经八脉”的起源，应该从“十二经”开始。“十二经”的名称是：手太阴经、手阳明经、足太阴经、足阳明经、手少阴经，手太阳经、足少阴经、足太阳经、手厥阴经、手少阳经、足厥阴经、足少阳经。其中，太阳、阳明、少阳，称“三阳”。太阴、厥阴、少阴，称“三阴”。“三阴三阳”合起来，再以手足相配，则为“十二经”。据《素问·阴阳离合论》记载，“三阴三阳”是“阴阳离合”的理论形式。“十二经”命名，以“三阴三阳”的衍化为基础。“阴阳离合”和“三阴三阳”，都是阴阳学说的内容。如果没有阴阳学说，就没有“阴阳离合”和“三阴三阳”，也就没有“十二经”的名称。所以，“十二经”的名称，是在古代春秋时期阴阳学说引进医学领域以后才产生的。对于经脉的形成，古代人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大宇宙，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萌发了“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在公元前16世纪殷周时期的《周易·系辞》：“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春秋时代的《管子·水地篇》说“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灵枢·经别篇》亦说：“人之合于天道也”。在《灵枢·邪客篇》里有“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的记载。《灵枢·五乱篇》说“经脉十二者，以应十二月”。《灵枢·脉度篇》又说：“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就是说经脉是主干，从经脉上横向支出许多“络”，络脉又分支出许多孙脉。经脉已由十一经脉发展到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十二皮部、三百六十五个穴的经脉系统，为经络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经脉的发展

经脉系统的形成，是以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公元前8~前1世纪）成书的《内经》为标志的。该书阐述了十二经脉的内行和外行路线，及十二经脉分别“属络”各个脏腑；论述十二经别、十五络脉、十二经筋、奇经八脉的分布情况和功能作用；阐明人体中营气、卫气在经络内外流行散布并受宗气推动的情况其对所有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保卫作用；指出各条经脉的穴位主治本经疾病作用，定出了人体骨骼部位相距的尺寸（骨度），记载全身穴位的数字（称全身穴位365个，但实际记载仅160个）名称和部位。到了汉代经脉学说有了新发展，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难经》，论述“肾间动气”（命门）是“原气”产生的根源，说明原气是十二经脉的根本。提出十二经脉是循行全身的，经脉中的气血是渗透于周身组织的，奇经八脉具有调节经气的作用。并提出脏、腑、气、血、筋、骨、脉、髓八个会穴和“心者血、肺者气，血为营，气为卫”看法。指明“十二经皆有动脉”，切脉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东汉长沙太守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将十二经脉中手足同名经合并为六经。到了晋代皇甫谧于282年编纂的《针灸甲乙经》对经脉穴位的名称、位置、主治进行叙述。《隋志》载《黄帝十二经脉明堂藏人图》一卷，按十二经脉排列穴位。隋代杨上善（605~666年）著《黄帝内经明堂类成》，把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的穴位按经（络）脉进行系统排列。唐代用五彩绘制经脉穴位图。1026年，王唯一编纂的《针灸铜人经》将经脉穴位已制成模型——《铜人腧穴图经》。并在十二经脉基础上又加上奇经中的任脉和督脉，发展到十四经脉。成了元代《金兰循经取穴图解》和《十四经发挥》著作的依据。有了“经脉传注，周流不息”的理论和十二经脉子午流注学说，明代异远真人著《跌打妙方》，首次提出“血头行走穴道歌”和治伤药物归经理论，阐述点穴治伤方药。1601年明代杨继州编纂的《针灸大成》，1815年清代初期李学川著的《针灸逢源》为中国医学经络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